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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天骄无奈死神何

更新时间:2009-03-25 11:39:19
作者: 王充闾 (进入专栏)  

  

  强梁

  

  我想以拙作《咏叹成吉思汗》七律,作为本文的领起:

  

  灭国开疆枉自多,天骄无奈死神何。

  衢街枕藉横尸骨,妇孺悽惶说战魔。

  踏破山河驰铁马,凿穿欧亚挺琱戈。

  强梁空有长生梦,一样金棺伴挽歌。

  

  “强梁”一词,《汉语大词典》释为强盛勇武,强悍果决,强横凶暴。看来,用这个词儿来状写那位既有为又无奈,既令人震撼也让人恐惧,既遭人诅咒还令人自豪的“一代天骄”,还是形象而又贴切的。

  当代史学家周良霄先生在《元史》一书中,引述世界史名著《史集》中的记载:

  

  有一次,成吉思汗询问他的近臣,男子最大的乐趣是什么?臣属们都回答说:“男子之乐,莫过于乘健马,架名鹰,射猎禽兽。”

  成吉思汗听了,说:“你们说得不好。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他们的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美貌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的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的乳头色的甜蜜的嘴唇,这才是男子汉(最大)的乐趣。”

  

  此则轶事,也见于《蒙古秘史》。

  面对这番真实无隐地映现着成吉思汗强横凶暴的性格的谈话,我始而震惊,震惊于它的直白、露骨——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还曾有哪个封建帝王,会像成吉思汗那样,勇于坦露自己的心迹呀!继而思索如下两个问题:

  成吉思汗的这种慓悍凶残的性格和冒险、进取的精神,是如何形成的?

  即便成吉思汗对于坦露一已之私衷毫无顾忌,那么,他身旁的人们,包括那些史臣,还有蒙古族的史学家,何以会把这类也许有损于伟大光辉形象的话语记载下来,并使之流传开去呢?

  

  就此,我想了很多。

  ——幼年的生活对人的一生往往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铁木真(成吉思汗本名)一生下来,就饱经丧乱、流离之苦,遭受过无数次灾难性的打击。出生之前,其先祖就被金国皇帝钉死在木驴上;九岁时,他的父亲又被仇家暗下毒物害死;尔后,他便被同族人抛弃。从此,孤儿寡母一家人,便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境地,整天四出游荡,靠拾野果、挖草根、捕鱼、捉鼠度命。在冷酷无情的环境中,在极度苦难与愤懑的煎熬下,铁木真为了争夺一条鱼,竟然亲手将他的庶母弟弟射死。

  孩童时代,他根本没有欢乐和幸福,更不知友爱、和谐、怜悯为何物;多的是物质欲望,是征服、占有、抢掠的欲望;除了通过袭击、打斗、争夺、拼杀获得快活与满足,此外再没有其他内容可以充实、装点儿时的生活。

  对于铁木真来说,灾难和困苦是一把双刃剑,既锻造了他的刚毅果决的个性、顽强拼搏的精神,磨砺了他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超强的体力,增长了他的智慧与才干;同时,也扭曲了他的性格,硬化了他的心灵,使之变得无比残忍而凶悍。

  这样的事例,古今中外,屡见不鲜。美国心理学家伊•马维克剖析了法国国王路易十三,认为他的无比残暴的性格源于儿童时期经常遭受父王的毒打,他“由挨打产生的施虐、自虐幻想,一定会在精神生活中占据很大部分”。他从两三岁起,就经常受到体罚、毒打,常于梦中惊醒,梦见一只野兽在咬他的屁股。此后,脾气变得越来越坏。自己挨打后,便把愤怒转移到别人身上,发誓:“我要把世界上的人都杀死,我要把上帝杀死!”成年后,当获得了实现施虐的各种机会,就嗜杀成性,极为残忍。

  ——残酷的连绵不断的迫害,激活了、强化了铁木真的复仇意志。他的仇家泰赤乌的首领,提防铁木真长大后为报杀父之仇施行反扑,于是,在他们一家走投无路的窘境中,又突然发动一次追捕袭击。铁木真捉住了一匹马,仓皇逃命,但躲藏到第九天,最后还是被抓住了。他的脖子上戴着沉重的木枷,从一个蒙古包转到另一个蒙古包,被巡游示众,肆加羞辱。每到一处营地,铁木真都用那双愤怒的眼睛目注着凶恶的敌人,他想看清楚他们的洋洋自得和成功的欢悦。心中暗自思忖着:只有那一张张以胜利骄人的面孔,可以告诉我失败是多么可耻,多么可怕。在这个只有十三岁的少年的心中,鼓荡着熊熊燃烧的复仇火焰。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趁看守人员喝得烂醉如泥之机,偷偷地跑掉了。重新获得了自由与生命之后,他把一切空闲时间,都用来苦练草原上的武艺。马刀被晨风吹得铮铮作响,闪着锋利而阴冷的毫光;那张用百年劲松制作的强弓,已被他那粗糙的手掌磨砺得光滑、崭亮。他暗暗发誓:一定要以更加残酷的暴力来反击命运的残酷;要以更加疯狂的复仇来摧残敌人,获得胜利。这种心理反应,一天天地在铁木真身上生根、发芽,在焦急中发酵,在愤怒里成长,最后,演化为汹涌澎湃的征服欲望和理由。

  ——人是环境的产物。成吉思汗长期生长在极度艰苦的社会与自然环境之中。在资源匮乏、产品单一的草原上,生齿日繁,需求不断增长,“粥少僧多”,从而构成了尖锐的供求矛盾。生存竞争空前残酷而激烈,唯有强者才能有望存活下去。正是这种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促使成吉思汗生发出这样一个愿景:“要让所有青草覆盖的地方,成为我的牧马之地。”

  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国》中深刻地指出:

  

  他们,伟大的野蛮人,出现于完全文明化了的时代,而在几年之间突然地把罗马世界、伊朗世界或中国世界变成为一堆废墟。他们的来临,他们的动作和他们的失踪,似乎是难以解释的,以至于实际的历史,将这些人看作是上帝降下来的灾难,对古老的各种文明的一种惩罚。

  但是,人类从来不曾是大地的儿子以外的东西,大地说明了他们,环境决定了他们,只要认识到他们的生存方式,则他们的动作及他们的行为便会即刻一目了然的。

  

  ——成吉思汗的强悍性格的生成,是万古洪荒的草原上特殊的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产物。蒙古族在十二、三世纪的崛起和统一,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始终是在出生入死的战争环境、拼搏状态下进行的。缺乏尚武精神,没有决战决胜的斗志,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因而,刚毅不屈,尚勇崇武,成为蒙古族共同的民族意识。史称:蒙古人“耻病死而尚阵亡,畏伤残而不惧死”。而作为部落联盟时代的最高首领,或者大蒙古国的天汗,其神圣职责即在于能够率领所部战胜攻取,对内保证部族的安全、富庶,对外能够击败一切敌人,并且夺取足够的财物,以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否则,还有谁会追随你、服从你、拥戴你、崇拜你呢?

  ——这种特异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本人传奇的经历,不仅塑造了他的坚忍、残暴的个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就是说,他之所以把“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视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其源盖出于此。

  儒家的“亚圣”孟轲,说“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即良好的亲情环境),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即自身的品格修养、胸襟抱负),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即社会责任与承担意识),三乐也”。这大体上代表了封建社会中一般读书士子的愿望。还有一本名为《延寿药言》的古籍,列举了读书人的四十件人生乐事,什么高卧、静坐、尝酒、试茶、阅书、临帖、对画、咏歌……应有尽有,唯独没有“杀敌”、“复仇”之类行为。这是两种悬同霄壤的生命存在方式。它们既体现着生命个体的规定性,更是社会文明环境的产物。

  ——由于成吉思汗“天神”般的领袖地位,及其所产生的巨大的感召力与影响力,他的这种个性与行为,已经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基因,在整个社会中得以普遍传承,并为所有的追随者,也包括一些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所一体认同。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极其自然,完全正当,甚至是值得崇尚、堪资颂扬的。所以,他们在口耳相传中、在记述先人的历史时,就会无所顾忌地、如实客观地记载下来。

  记得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过,大部分的官方历史是官僚写给官僚看的,远没有铁木真的这些故事的率真坦诚。之所以如此,道理恐怕就在这里。

  

  “三宝”

  

  “三宝”这个概念,最先是由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老子提出来的。他说: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这是老子治国处世的基本原则,也是他的“无为”思想的具体应用。他以总结自己的切身经验的方式,告诫统治者对黎民百姓应该慈爱,不要去欺侮别人,要把自己看作与万物平等,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告诫统治者应该生活节俭、政务清简,不得随意浪费人力、财力、精力;告诫统治者不要贪得无厌,为一己之私利而恃强凌弱,劳民伤财。由于他生活在群雄兼并、列国争锋的无“义战”可言的春秋之世,所以,他要求统治者不要穷兵黔武,玩火好战。在他看来,好战必亡,“强梁者不得其死”,“兵者不祥之器也”。

  我想,成吉思汗终其一生,大概也没有看到或者听说过这种“三宝”之说。进一步说,即使他接触到了这些思想,也是绝对不能认同、不会接受的。因为他的行为、他的取向,恰好与之针锋相对,整个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当然同他的个性——猛烈的攻击意识和坚忍不拔、凶残强暴的性格有直接关系;同时也是文化传统基因、社会自然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然,如果剔除老子所赋予的内涵,换上成吉思汗所皈依的思想准则、行为规范,我们也不妨利用“三宝”这个框架,来探索与概括他的内在精神世界。我以为,成吉思汗同样在奉行着一种可以称之为“三宝”的精神法则:一是主宰万有的“天命观”;二是异常强烈的复仇意识;三是鲜明的英雄主义情结。终其一生,他都以此三者为精神之母、胜利之本、力量之源,贯穿在六十余年的整个战斗生涯里。

  蒙古族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生活在西起克鲁伦河、鄂嫩河、土拉河三河之源的肯特山,东至呼伦贝尔湖这片广阔的大草原上。据成吉思汗家族史记载,很古的时候,一只苍狼和一只白鹿,因受天命启示而相爱,尔后便在肯特山下、斡难河边定居下来,生下一个健壮、勇敢的男孩,名叫巴塔赤罕,后来成了蒙古族的远祖,也即成吉思汗家族的祖先。而肯特山顶上的光秃秃的花岗岩石,便是蒙古人至高无上的神祗——“长生天”的住所。这是一处圣洁无比的所在。成吉思汗一生中,不知多少次朝拜过这里,每当命运出现转折关头,他都要登山祈祷,拜求“长生天”保佑他遇难呈祥,战无不胜。

  铁木真的青年时代,处于蒙古高原上战火纷飞、灾患频仍、四分五裂的公元十二世纪。此前,广袤无边的草原地带,部落星罗棋布,经过长时期的兼并、争夺,最后形成几个大的部落联盟:东部有塔塔儿部,北部有蔑儿乞惕部,中部有克列亦惕部,西部有乃蛮部,还有号称纵横家的扎木合为首的札答阑部,而少有大志的铁木真所在的蒙古部,只是其中比较弱小的一个。

  他深知,在当时宗教盛行的社会环境里,尽管他有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勇气,但要在各个部落的激烈角逐中获取胜利,还必须凭借一种宗教的信仰,使自己变做一个受人崇拜与归附的精神偶象,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独特优势。于是,他就积极借用“替天行道”、“汗由天授”的宗教观念,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说成是“执行天意”,他在战争中获取的一切胜利,都是奉行“长生天”意志的结果。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天在人间的代表者、天意的执行者。

  即使后来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他也仍然大力宣扬他的成功是“天命攸归”。他说:

  

  我做大汗,不是因为我有强健的身体,而是我顺从天命;我成为皇帝,不是因为我有超人的智慧,而是我仰赖天恩祖德;我扫荡群雄,全靠苍天的帮助。

  

  从而使人认定:为成吉思汗效忠,就是为“长生天”效忠。他把“天命观”与忠君信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统摄一切的最高指导原则。这样,“天命观”既是一种为蒙古民族所共有的宗教信念,又成为一种世俗的价值观念与伦理准则。正是靠着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使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战争之神,获得了渊源不竭的号召力和无远弗届的影响力。

  为了终止战乱兵燹所造成的严重破坏,适应广大牧民渴望统一、安定的迫切要求,铁木真率领他的伙伴和部属,以“天命攸归”为号召,靠着勇敢、顽强的拼搏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智慧,从公元1183年起,经过二十四年的苦战,终于完成了整个蒙古草原的统一,结束了诸部林立、群雄角逐的局面,建立了东起呼伦贝尔草原,西至阿尔泰山的辽阔地域内,操着不同语言和具有不同文化水平的大汗帝国,逐步形成了勤劳勇敢的统一的蒙古民族。铁木真被加尊号为“成吉思汗”。这一年是公元1206年,他四十五岁。

  伴随着大蒙古国的创建,专制主义的汗权相应确立,在军事、行政、法律、文化等各方面都创立了一套崭新的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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