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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枫:自由是个好东西

更新时间:2009-03-24 12:34:19
作者: 周枫 (进入专栏)  

  以致能够对最重要的一种不道德现象心安理得,甚至还振振有词为其辩护。在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里,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以及参与政治的自由等等都是一个不可质疑的道德底线,对自由的伤害都被视为是对人类最珍视的价值挑战。我们有些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如此稳固,从来不发生政变之类的事情,实际上根本的原因是,这种制度受到人们的道德观念、道德习俗的坚固保障,这与枪杆子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按照道德虚无主义,实力就是决定一切;可是在一个文明国度里,道德的力量比任何实力都强大。可见,哪里还是实力决定一切,或者哪里还鼓吹实力决定一切,哪里就仍然处于野蛮状态。在我们这里,自由仍然被意识形态诋毁,被一些知识精英批判,被权力当局毫不留情地压制,被普通大众所漠然,这就难怪我们会被指为五十年不变的呆子和暴徒了。

  

  据说,有两位学者到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人讲课,题目是“十五世纪以来世界大国的历史发展的思考”,其结论是,一个后发国家要想强盛和追赶上来,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其义涵是,对什么自由、人权这些玩意儿决不能手下留情。而中山大学的袁伟时教授却反驳说,从已发国家的经验看,一个国家兴衰的关键在于自由还是不自由。其实,这双方都把自由与否看作是一个是否促进发展的手段问题,而视发展为优先价值。可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其实与自由没有必然的关系,这一点袁伟时教授并不在理,如果把发展和强大作为优先目标,自由确实可以是而且经常必须是牺牲的对象。但是,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自由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发展的手段,而且在于它是发展的最终目的;自由的价值是自证的,而发展的价值却不是自证的;要不要自由与是否促进发展无关,而要不要发展却必须围绕人所追求的终极价值来谈。这意味着自由的价值高于发展的价值,如果一种发展不能导向自由,那么就是不道德的、畸形的、狭隘的发展。发展的根本问题不是科学与否的问题,而是公平与否的问题,也即发展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样的价值问题。不讨论目的价值问题,就发展来谈发展,发展当然可以而且必须压制自由(或任何其他价值),因为,就国家行为而言,自由从来都是效率的障碍,一个没有个人自由的国家会是一个高度有效率的国家(起码在一定时期内是这样)。因而,如果我们还相信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依赖于、甚至成瘾于不自由所带来的好处。

  

  有人会说,发展当然有其目的,这就是国家的强大、人民的富足,这是最头等的价值。但是,如果以国家的强大、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些非道德价值为终极目的,自由这样的道德价值就不可能是绝对命令。而我们国家所弥漫的道德虚无主义正是这么看待自由的,为了其他价值,尤其为了国家的强大这个目标,自由被认为可以而且应该牺牲或放弃,自由在我们的某些公共知识分子那里从来不是一个神圣的终极目的价值。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毫无道德的、人性的价值关怀,充满着非道德的实力主义理念,崇拜力量,甚至或明或暗地以一个叫做卡尔•施米特的法西斯主义的拥护者为自己的楷模,鼓吹主权者在道德虚无主义的瓦砾上应当果敢地做出政治决断。确实,如果国家的强大、民族的振兴是头等的目标,那么剪灭自由的希特勒最应该是我们效法的人物:“如果能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目的,为什么还要非得保留低效率的民主?对待那些卖国贼、共产党人、生着鹰钩鼻子的高利贷者,一切阴谋使德意志民族沉沦的罪人,为什么不该施以无情的镇压?关闭不团结的声音,从德意志文化中清除那些使人萎靡不振的渣滓,把健康的生活方式推广到每个家庭中,又有什么不对的呢?如果你习惯了服从,恐惧就只是别人的事,如果你没有什么不满要发泄,何必需要那些嘈杂的报纸呢?那些个人主义的美妙词句,难道不是软弱和堕落的资产阶级才钟爱的,而意志坚强的人,当看到了光荣的前景,难道不去选择最径直的道路,而会用表面的程序来延搁前进的速度?”(摘自网上文章“1933:你会投票给希特勒吗?”) 国家的强大、民族的振兴是我们中国人的梦,我们都是有激情的公民,我们都是爱国者。但是,当这股强劲的情感被煽动为不可遏制的大众力量时,自由的脆弱性就彰显无余了。没有什么能阻挡希特勒扼杀自由的脚步,不是因为他拥有武装,而是因为他拥有狂热的大众。并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希特勒还拥有众多思想界精英人物的支持,这些知识精英不能说没有精神上的理想主义追求,但是他们之所以被证明是错误的,在于他们无视“人是目的”这一道德律令。知识分子出于美好的愿望常常成为国家主义的鼓吹者,但是如果没有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这一道德底线,所有的善都会是恶。知识分子理当是自由这一脆弱价值的守护者,按其良心,他不应当与强大一方为伍。

  

  但是,左派知识分子也许会认为,自由主义才是强大的一方,而中国的发展正是自由主义的西方列强所不愿看到的。在他们看来,在中国所发生的为自由而奋争的努力实际是一种卖身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隐蔽行为;似乎中国人追求自由化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的阴谋,目的是要在中国颠覆社会主义;似乎追求自由是假,达到别有用心的目的是真。这种观点把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对立转换为西方与中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于是,自由主义等同于西方势力,等同于资本主义,从而这种观点得以为专制主义开拓罪责、洗刷罪恶。只有把镇压对象归之为敌人,专制主义才能够得以辩护,这即是所谓“政治的首要问题是敌我之分”。如果自由主义果真是一个阴谋,那么镇压它难道不就是应当的吗。可是,左派知识分子最不愿意承认因而视而不见的是,自由主义所据以成立的基础其实是某种显而易见的道德,如果说自由主义强大的话,也不过是它有这个根据,仅此而已。是的,自由为资产阶级所追求,但是难道自由不也为所有人所向往?难道批判自由主义的人们不向往自由,而向往被专制?其次,对自由的追求为西方的人们所支持,因此显示了它的强大背景,但是这难道不正是道德力量的显现吗?没有西方的或世界的人们的支持,或者说没有一个道德得以起作用的世界性舆论场,自由的实现在任何地方都是极其渺茫的。

  

  我们中国人什么都敢特有,拒绝起普世价值来理直气壮,如果问中国有什么特色之处使之有理由拒绝自由化这一套西方的东西,那么能够拿出来的最终理由也仍然是西方的东西: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所认定的自由从来都持一种鄙夷的、嘲弄的态度,他把自由归结为关于自由的意识形态,也即一种虚假的意识。这意味着,自由仅仅是资产阶级鼓吹的一种假象,它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所谓自由,就是在自由交易、自由契约下对无产阶级的自由压迫和剥削,在这个意义上,维护自由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权利。于是,一部为了人的尊严而争取自由、反对专制和极权的自由主义历史就这样被马克思主义解构为一部资本主义的历史。这种思维尽管已经与现代世界自由与极权、民主与专制的斗争经验完全不符,更与中国的历史和当今状况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它却成为我们普通中国人、尤其是经过洗脑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根深蒂固的看待自由的观念定势,其结果是对自由的深深的不信任以致恐惧。历史唯物主义彻底颠覆了中国人传统中固有的道德形而上学信念,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弥漫着的道德虚无主义。

  

  但是,这毫无贬低马克思主义之意。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显得那么有意义,在于她是思想丛中的一朵灿烂、鲜活的花儿,而在我们这里她却是一种贯串一切的僵死的思维定势,恰恰是自由成就了她(没有自由,起码马克思就不可能在大英博物馆批判自由主义),而不自由扼杀了她,而她却把自由当作虚假的价值来批判,这真是一副让人哭笑不得的讽刺画。

  

  尽管当今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大行其道,但是批判、拒绝自由化的理由却仍然是不要资产阶级的那一套东西,这就更让人啼笑皆非了。自由的价值属于全人类,而不专属于任何阶级,在自由化之前加上任何阶级的限定都是可笑的。平等的自由保障所有人享有同等的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参政等等的权利,而这一点是通过一套诸如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及其民主制度来实现的。不可否认,自由与平等是冲突的,平等的自由不可能是平等的生活保障,因而不可能为人们的生活发展、自我完善和人生追求提供平等的条件。但是,这不等于自由是虚假的、没有实质意义的,更不等于自由仅仅对某些人有意义,而只是表明,很遗憾,我们人类社会只能是这样的不够完美。我们所能做的是,把自由与平等尽量兼顾起来,而不是去诋毁自由、拒绝自由。

  

  从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来看,拒绝自由化与拒绝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而与拒绝限制权力有关系。可以理解的是,任何权力都希望维持其合法性,从这一角度看,实行市场自由化(资本主义)与拒绝政治自由化都是一种挽救权力的政治本能行为,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已没有任何关系。在权力都保不住的情况下,谈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已经没有意义。因此,中国问题的实质是维持权力和争取自由两种取向的冲突,导致自由不可行的是权力,而非其他。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特殊的国情、中国人素质的低下、强国目标、民族主义、拒绝资本主义等等被认为是自由不可行或靠边站的理由,都是虚假的(意识形态)。是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项原则限定了自由之不可行,这是邓小平为我党定下的底线,在此之上皆可权宜,唯有此绝不可权宜。

  

  可是追求自由的人性取向也是不可遏制的,是人都希望自由,我们的权力面对的是人而不是物,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场硬碰硬的较量:权力和人性(道德)的较量。能够加强权力的力量除了强大的武力外,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这是权力的命根子。只有使大众继续漠然自由、恐惧自由以致自己抵制自由,权力才具有继续拒斥自由化的合法性,否则,面对大众的将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直接的武力,这是权力所不愿看到的,所以权力决不会放松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控制,而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当今最有效的意识形态。

  

  此外,维持权力的另一命脉在于给人们足够大的消费选择空间,以制造自由的假象,这样人们就可以不需要真正的自由。而这取决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不少人以为,这一选择空间的存在就是自由主义已经在中国的标志,有人甚至据此大批自由主义。如果自由主义就是这个形象,那么批判自由主义就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可是熟不知,这种享乐主义的“自由”恰恰是作为拒绝自由的手段和策略而被给予的。真正的自由不是被给予的、恩赐的,而是争取来的,因为权力不会恩赐它自己的限制。

  

  自由是个好东西,也是个脆弱的东西,但长远看又是个强大的东西。因为她的根不是扎在人们一时的热情上,也不是扎在贪婪的享乐主义欲望上,更不是扎在历史主义的暂时条件上,而是扎在永恒的、绝对的、普遍的人性尊严的满足需要之上。争取自由就是争取给人性以尊严,这是人类最美好的事业之一。与自由较量,就是与人性尊严较量,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失败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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