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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时代的倔强穿行者——重新解读梁晓声

更新时间:2009-03-24 10:23:19
作者: 陈晓明 (进入专栏)  

  

  2004年,南海出版社以雄健的气势,推出梁晓声的中篇小说集《弧上的舞者》五卷本,金木水火土,概括了物质世界万物存在本性的古典哲思范畴,正好用于形容梁晓声近三十年的写作历史,足以展现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历史。“弧上的舞者”这一说法来源于梁晓声自己的创作谈,他称自己是“置身于弧上的写作者”。在聪明的出版者对此所做的解释中,“弧”被描述成文稿格子构成的一种图形,因为直到现在,梁晓声还是用笔在稿纸上书写,他是一位在稿纸上的方格子里起舞的舞者,一位不倦的永远的舞者。显然,“弧”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式的象征,它可以从纯粹的几何学意义上加以理解,弧是一根任意的抛物线,没有起点,也可以没有终点,抛向空中,这是纯粹的线条,正如纯粹的写作,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为写作而写作。而“弧”又是一种弯曲状态,有一种巨大的的韧性,在抗击水流冲击和其他作用力时,弧有着无比顽强的抵抗力。它虽然弯曲,但不断裂,不变形,始终保持优美的姿势。另外,民间还有“鬼画弧”之说,儿童在启蒙阶段描红时期经常被大人讥讽为“鬼画弧”。就这一意义而言,“弧上的舞者”又是对写作的解构,是对书写之绝对性的解构,写作将没有文字存在,它永不成形,拒绝成形,它是精神存在之本真象喻。

  与其把梁晓声看成一个舞者,我更愿意把他看作一个穿行者,一个穿越过时代艰难险阻的穿行者。一个从“新时期”向“后新时期”转型的历史空场穿行而过的穿越者。从新时期之初的知青文学,到后新时期的市场批判,梁晓声的同代人都转身离去,只有梁晓声,以笔为旗,始终不渝,呼喊、坚守、冲锋陷阵、一往无前。有时候,真让人难以相信,面对着梁晓声,它是那么儒雅、谦逊、宽和,讲究仁爱之心;但他做文却是那么激情四溢,那么锐利决不姑息。这就是他,因为他的本真,他有真正的仁义之道,他才可以那么爱憎分明,那么不留不余地。尽管人们未必都赞成梁晓声,但他的存在,对他的言说,都会由衷地倾听,都会让人扪心自问,都会激起人们诚恳的争辩。

  他从新时期走来,那时梁晓声是多么年青,多么踌躇满志,饱满的时代激情,作为知青文学的代表人物,梁晓声的出现,扫除了知青文学的感伤情调。当然,他也是借着时代之力给历史注入昂扬的格调。80年上半期,随着知青这一代人在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特别是77级、78级已经毕业走进社会),时代的情绪向乐观与希望方面倾斜,这也极大地影响了知青文学处理历史/现实的方式和态度。在此之前,知青文学主要书写作为历史失意者的个人,把对文革的反思降低为个人过去经历的回忆,再把回忆改变为重新书写自身的历史。随着历史前景的明朗开阔,知青文学似乎为一代人的迅速成长,而突然获得了精神信念。知青文学从低调向高昂的转变,也彻底把“伤痕文学”改变为“知青文学”,正如后来转向莫须有的“文化寻根”一样,知青文学在承前启后的作用中,同时建构了主体生成的历史。

  80年代初,梁晓声就这样出场了,梁晓声就这样如期而至给时代提供了一种肯定性的正面价值,以他博大的肯定性的历史理性,给一代人提供自我肯定的勇气和热情。在他的小说叙事中,这种肯定性的历史主义态度,通过正面英雄人物,通过始终不屈服的那个正义感,对历史后果承担的责任,那种献身的英勇精神表现出来。他给知青文学被注入了粗犷的情愫,并且涂抹上一层浓重的英雄主义色调。1982年,梁晓声发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使梁晓声开始成名。小说讲述一支知青垦荒队经过危险的沼泽地,去到艰苦的荒原建立垦荒点的故事。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加之他们经验不足,相继牺牲好几个人。梁晓声描写了北大荒极其艰苦危险的生存条件,但他没有停留在对苦难的展示上,也不刻作沉得的反思,而是把艰难困苦的北大荒作为一个背景,来展示一代知青英勇奋斗的壮举。这些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彻底抛弃过去的一切,决心与这块土地打成一片,上海姑娘李晓燕,能歌善舞,自愿来垦荒队,而且立誓三年不回家,并向全连女青年倡议:不照镜子,不抹香脂,不穿花衣服。竭力把自己改造得更符合“劳动者的美”。她们结果都为这块土地献出生命。梁晓声的北大荒文学不同于同时期反省知青经历的文学的那种悲戚的幽怨之音,他用高昂的声调去呕歌同代人的战斗经历,他们无私的奉献和面对自己历史的无悔无恨的感情。梁晓声的小说叙事也颇为刚健雄劲,充充沛浓烈的抒情意识与一些细致的感情的纠葛相交织,使这篇小说在激越的书写中还不失萎婉动人的情致。

  梁晓声的“北大荒文学”在当时激起了同代知青的极大的反响,随后,1983年,梁晓声发表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再次产生强烈的反响。小说以更加充沛的英雄主义式的豪情壮志去重写北大荒的一代知青。小说讲述1979年冬天,中国新疆北部生产建设兵团某团正在召开一个关系到全团八百人返城还是留场的决策会议上,团长与政委发生分歧。正当此时,扣压在总部关于三天内办完返城手续的机密被泄露了,散居在方圆数十里的知青们举着火把,驾着各种车辆涌向团部。也正在此时,北大荒特大暴风雪也席卷而至,凶猛地袭击着骚乱的人群。于是,在这个不寻常的夜晚,各种人物按其各自的思想、心理和性格进行了充分的表现。梁晓声把各种矛盾压缩在这个暴风雪之夜,也相当尖锐地揭示了“极左”思潮在建设兵团造成的恶果和由此给青年们带来的种种命运。不能说梁晓声塑造的这些英勇献身的兵团战士是夸大其辞的产物,那时的热血青年确实比比皆是,作为兵团战士的梁晓声,梁晓声对这种精神背后的历史谬误应该说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在那个时期,他并不去深究这个根源。正是当时的“伤痕文学”已经形成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时代共识,这也是知青文学的理想主义替代感伤主义的文学向前推进的需要。在梁晓声的具体叙事中,塑造可歌可泣的时代英雄已经压抑住了揭示“极左”路线的政治反思。王蒙那时对这篇小说也是赞赏备至:“它气势宏伟,对比强烈,冲突尖锐,气氛紧张,整个小说非常抓人,读起来难于释手,读后心怦怦然,心潮久久难以平息……”,“它不是写在书斋案头,而是诞生在北大荒一望无际的暴风雪之中。”当然,要求中国作家始终沉浸在反思性的感伤氛围中是困难的,备受挫折的一代知青需要浓郁的精神抚慰,梁晓声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诉求及时提供了这种需要。时代需要激情,需要更加热切的对未来的展望,需要信念和信心,梁晓声后来还有长篇小说《雪城》(1988)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其影响之大也是空前的,这说明这个时期对“献身”的理想主义激情保持的深厚眷恋。

  如果说80年代的“新时期”梁晓声秉持肯定性的历史理性主义态度,那么在90年代——在文学史叙事上被称之为“后新时期”的阶段,梁晓声更倾向于站在平民主义立场,对现实展开锐利的批判,被誉为平民和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这个时期的梁晓声再次站到历史前列,姿态与立场已经很不相同。梁晓声批判的重心在于现实的贫富差距,分配不公,横扫一切丑恶凶险的势力,表达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性化关切。这个时期的梁晓声写有大量的杂文和随笔,他直抒胸臆表达他的态度立场,毫不掩饰也毫不留情。当然,作为小说写作,相对而言,梁晓声要艺术得多,也含蓄得多。其批判性与立场隐藏在对人物的刻划与对人物命运选择的表达之中。如果认为梁晓声对现实的批判是从概念出发,那就错了。对于梁晓声的小说写作来说,那是他的个人直接经验,是与他的生活融为一体的生存经历。我们总是说艺术来源于生活现实,但是怎么来源,生活现实的优先性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产生作用的?这些难以辨析的理论问题,在梁晓声的创作中可以找到非常恰当的解释。梁晓声的写作都具有非常具体的亲历性,他经常以第一称出场,以他最真实直接的生活现实为场景,他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往事,他的悲喜哀愁,他的忧虑烦扰,他的希望与关爱,这一切全都实实在在地呈现出来,使感受到他的真实的此时此地的此在生活。此在生活的第一性,这就使梁晓声的对当代现实的书写,是那么真切诚恳。

  对于梁晓声来说,他所批判的那个巨大的现实,那个包含着贫富不均,权力寻租,道德危机等等新的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并不直接在场,并不是他花费巨大笔墨直接去描写的现实怪异的景象。他倾注笔力在于描写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心理和感受。描写出他们的存在境遇本身就是对外部现实的间接叩问,一种强大的生存压迫机制使这些弱势群体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困窘之中,写出他们被抛弃和被损害的无助命运。在这种批判性的叙事中,梁晓生融合进了深切的同情,他总是作为直接在场者,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亲历的人物,参与到故事中去。那个叙述人“我”,始终保持着悲悯之情,保持着正义感,这使梁晓声的小说叙事,能把批判性与同情性构成一个整体,它既有理性的批判力量,又有浓重的情感氛围。

  在梁晓声后来的中篇小说中,《又是中秋》无疑是一篇力作,这篇小说写出了一个对文学满怀热情的人,如何被商品经济大潮卷走而迷失了生存方向的故事。这揭示了当代中国深刻裂变的时代,金钱如何开始支配人们的命运。从政治到金钱,这是个惊人的变化,人是如何始终无法逃离命运的异化。老隋曾经是兵团扶持文学创作的干事,那时他对文学怀有神圣虔诚的热情,集中办创作班体现了他出色的组织能力,也显示出他在政治运动中的品格和智慧。经历了兵团的改制和商品大潮冲击,老隋从一个文化的守护神变成一个四处找项目梦想发财的穷愁潦倒的人。梁晓声通过老隋这样坚定的文学分子的坠落和颓败,写出一个时代是如何被金钱至上主义所俘获。资本对中国民众生活的渗透是如此强大有力,它是从最初的日常生活开始,从生存的最低限度开始,进一步引导人们向成功,向暴富,向国际资本神话方面顶礼膜拜。老隋从北方到南方,这是一个深刻的象征。在红色年代,北方的“生产建设兵团”是革命理想主义成长的地方,也是培育英雄主义神话的地方,梁晓声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中就表达过那种理想主义激情。多年过去了,老隋这个当年的热血青年已经不再年轻,他被资本的神话所俘获,他已经无法在这个激变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老隋的命运是对一个群体命运的刻画,也是对一个时代的揭示,其中所包含的深刻意义,洞穿了这个时代的政治/资本构成的宏大的历史异化感。这部小说写得细致真挚,叙述人“我”的亲历性,“我”与老隋的友情,对他的种种关切,又与对他的反思紧密渗透在一起,回忆与内心感受的反复剖析,使这部小说非常富有生活质感,它已经超越了技巧,它如同是心灵流露出来的文字,如同是存在的自言自语般的文字。

  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商品大潮的冲击,梁晓声这代理想主义者一定感到巨大的困惑,但梁晓声没有迷惘,没有沉默。他看到在这样的时代他的言说的权利和责任。过去的那种肯定性的历史理性精神,现在变成批判性的在场的主体。他是以笔为旗的人,他要呼喊,要鞭挞。他当然不是一味的否定和批判,始终在场的那个叙述人“我”,依然秉持着过去的理想主义,只是现在变成更为隐蔽些的那种正义感、对公正的社会理念的捍卫、对底层人群的深切同情。对历史的肯定转变成对自我的肯定,梁晓声的“叙述主人公”(我)更具有个人化的特征。这个“叙述主人公”并不在激愤式的概念层面上来展开话语实践,梁晓声显然以冷峻的现实主义笔法来融合亲历经验,形成他的独特的叙事方式。它的小说始终是在个人真挚的经验中,在深切的情感体验的氛围中来展开叙事,因而梁晓声的批判性才显得如此入情入理,如此震撼人心而又感人至深。

  作为平民的代言人,梁晓声几乎把笔触全部对准了社会弱势人群。这些弱势人群并不都是只是令人同情的对象,他们有他们的倔强的存在,以他们的独特方式来与社会不公正的力量抗争。《父亲》中的父亲,《母亲》中的母亲,梁晓声再次以个人的直接经验写出了亲情氛围中的普通人生,在贫困中承担起的责任和义务,默默忍受着生活的艰辛,用双手养育家庭,这就是中国底层人民的精神品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普通人没有获得历史前进的好处,反而被斥之为愚昧、落后。只有梁晓声才会如此痛楚地呼喊:

  正是他们,这在历史进程中享受不到文化教育而在创造着文明的千千万万,如同冰层岩一样,一层一层地积压着,凝固着,坚定地奠定了我们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而我们中华民族正在振兴的一切事业,还在靠他们的力气和汗水实现着!愚昧和没有文化不是他们的罪过,是历史的罪过!是我们每一个对振兴我们的国家我们民族缺乏热情,缺乏责任感的人惭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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