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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小庆:如何进行高考改革

更新时间:2009-03-22 12:09:26
作者: 谢小庆  

  

  在2007年夏天一次《考试研究》杂志的编委会上,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讲到这样一件事情:一次,河南一个重点中学的校长对杨讲:“高考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杨问他:“有更好的高校招生办法吗?”他想了想说:“没有。”两个人的这段对话,突出体现了教育领域中许多人关于高考改革“没有出路”的看法。

  在2007年3月举行的“两会”上,来自宁波教育战线的全国人大代表范谊教授提交了《关于废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范谊代表认为:“高考以及它所派生的应试教育已经使我国的教育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教育的本性和灵魂。它使我们的儿童失去了天真和幻想,失去了对学习的热情和能力;它使我们的青年戴上了思维的枷锁,只能对规定知识反复记忆和辨析,扼杀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创造冲动;它使我们的民族习惯于接受和模仿,一个曾经最富有创造力的民族今天必须重新学会创造。”因此,范谊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考虑废除高考的时候,必须从现在开始研究和开发一种能够取代高考的新的高校招生体制。”

  范谊的议案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舒云发表在长篇报告文学《高考殇》中曾指出,一些人认为“高考已经到了彻底变革的时候了”;认为高考是“地狱”;是“悬在中小学头上的剑”;认为高考伤害了中小学生的健康;认为高考“偷”走了中国人的创造力,主张“将高考送进坟墓”。

  2007年初,《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完成了一项有2165人参加的关于高考改革的调查。结果显示,92.8%的人认为,目前的高考制度有必要改革。35.2%的人认为“只需小改”,57.6%的人则认为需要“动大手术”。

  与范谊代表的看法相反,出席“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认为,废除高考将“天下大乱”。张保庆认为,从社会发展来看,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还是比较成功的、公平的一种考试选拔制度,在没有找到更好、更公平的办法之前不能废除高考。在现阶段只能采取国家统一高考形式来选拔高等教育人才。

  范谊教授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今天,以高考为指挥棒的“应试教育”正在摧残着儿童脆弱的好奇心,正在造成普遍的厌学现象。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另一方面,张保庆同志的看法也是有道理的。在今天缺乏有效制约机制的社会条件下,在今天社会信誉系统缺失的环境下,取消统一考试会使大学招生的公平公正受到伤害。没有公平公正,也谈不到人才选拔的效率。

  既不能容忍现状的继续,又不能取消考试,是否真的没有出路呢?不是,高考改革的出路是存在的。当我在大学读书时,我与同学们共同完成的《对高考试题的统计分析》一文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从那时算起,我思考高考问题已经有27年。世纪之交,我曾在负责SAT(美国高考)、GRE(美国研究生考试)、托福等考试的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从事博士后研究。27年来,考试问题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课题,我的职业活动一直围绕着考试研究。根据我的研究和思考,高考改革的出路是存在的。在指出“出路何在”之前,首先需要认真思考一下——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

  

  一、维护公平不是高考改革的任务

  

  世界闻名的科举考试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科举考试是一种形式上非常公平的考试,许多保证考试公平性的措施今天都很难做到。例如,科举的“单间”施测,进场搜身,誊录(为了避免阅卷人根据笔迹作弊将所有答卷全部重新抄录),等等。17世纪传教士将中国的“考试取人”方法介绍到西方,得到西方进步思想家的高度赞扬。今天在世界许多国家实行的公务员录用考试,大都源于中国的科举。

  但是,形式非常公平的科举却遭到近代几乎所有进步思想家的切齿痛恨,严词挞伐。例如,明末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痛斥“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之所坑者”。康有为认为“中国之割地败兵,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 梁启超讲“救弊之法归之于废科举”。谭嗣同讲“变科举诚为旋乾斡坤转移风会之大权而根本之尤要者也”。 在朝野的一片批评声中,清廷终于在1906年取消了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为什么遭到进步人士猛烈攻击?科举为什么最终被“改革”掉了?并不是由于科举不够公平。科举被取消的原因是由于它既没有为中国带来政府人员素质的提高,也没有带来国富民强和国家尊严。科举失败的原因在于考试脱离实际,引导人死读书,读死书。科举不是以“德才”取人,而是以“背书”取人。清廷是迫于“文无经世致用之臣,武无统兵御敌之将”的局面,迫于“圣阙涂炭、祖陵震动”的压力,才取消了科举。

  作为一个职业的考试研究者,我清楚地知道,考试是追求效率的工具,考试所追求的并不是公平。多数情况下,考试都会造成社会的不平等。今天,国家政策明确规定不允许在小学和初中入学中采用考试,为什么?就是因为采用考试就损害了每个儿童与生俱来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就是因为采用考试就损害了每个儿童都应平等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尽管我本人是靠考试吃饭的,这种禁止考试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我的“饭碗”,但我一直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坚决支持教育部禁止小学、初中入学考试的政策。为什么禁止考试?就是由于考试导致不平等。

  我反对在小学、初中采用入学考试,却支持在高中、大学和研究生招生中采用考试。支持采用考试,主要是出于提高教育效率的考虑。借助考试,可以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可以提高高中、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效率。

  2008年是高考恢复30年。30年前,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要恢复高考?显然是为了“效率”而不是“公平”。与原来的“推荐方式”相比较,考试方式明显有利于城镇居民而不利于农村居民。与“推荐方式”相比,恢复高考以后城镇居民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比例明显提高。

  反对在大学招生中降低考试比重的人往往说,这样做会损害大学招生的公平性。这些人没有想清楚,我们今天进行高校招生多元化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公平,而是像百年前废除科举一样,像30年前恢复高考一样,是为了提高教育的效率。

  我们今天进行高考改革,主要是为了改变青少年的普遍厌学状况,主要是为了保护青少年的好奇心和发展青少年的创新能力。2005年5月在巴黎进行的中欧贸易谈判中,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曾说:“为了买回一架空中客车A380,中国需要出口8亿件衬衣。”这句话,凸显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缺乏自主创新的问题。在许多尖端科技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例如,苏联和中国分别在1949年和1964年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1961年,苏联实现了首次载人航天飞行。2003年,“神舟5号”的发射,意味着中国与俄罗斯的差距从1964年的15年扩大到2003年的42年。又如,根据2007年8月30日《南方周末》报道,“在液晶面板领域,国内企业与国际领先企业的差距从2代扩大到4代”,中国彩电企业将“踏空”液晶时代,将被“边缘化”。要知道,在今天,“液晶”可能还算不到“尖端科技”。

  “应试教育”从童年起就挫伤了中国儿童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影响到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影响到我国的国民素质,摧残着中华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这种“应试教育”,造成普遍的“读一本书、教一本书、背一本书、考一本书”的局面。进行高校招生的多元评价改革,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保护儿童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是进行高校招生改革的重要原因,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保证学生健康人格的发展;为了挽救教育的“传道”功能。

  2007年8月17日,由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深处的37名6—13岁的少数民族儿童组成的“五彩传说”儿童合唱团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感动了到场的观众。余秋雨先生写出《追回天籁》一文,表达自己所受到的感动。他在这篇文章中谈到自己在多次担任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委时的感受——

  歌手都很年轻,绝大多数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拥有大专学历。但是,一旦让他们谈谈自己,谈谈父母,谈谈家乡,谈谈音乐,立即出现一种惊人的景象。多数人都不假思索,随口吐出,用词华丽,充满成语、形容词和排比,却又都严重雷同。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说得多么虚假和空洞。不管你怎么追问,他们还给你的,是加倍的虚假和空洞。

  余秋雨对青年歌手的批评,折射出今天在高考指挥棒驱使下的“应试教育”中缺乏“爱心教育”的严重问题,这是比“应试教育”挫伤儿童好奇心和摧残创造力更严重的问题。这使我们联想到夏尊在他为《爱的教育》一书写的《译者序言》中对当时的教育的批评——

  单从外形的制度方法上,走马灯似的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从未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对于池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笔者历来认为,教育的第一职能是发展学生的人格,其核心是品德,其次才是发展学生的能力,再次才是传授学生以知识。在1980年代,笔者曾经批评当时的教育——

  恰恰是本末倒置了,注重传授知识而忽视发展能力,更不重视发展学生的人格。在这种教育状况下,不仅学生知识面窄,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差,独立思考能力差,而且缺乏社会责任感,缺乏理想和抱负,审美能力低,兴趣狭窄。

  近20年过去了,令人遗憾甚至沮丧的是,这种局面不仅没有丝毫扭转,而且愈演愈烈。这种忽视学生人格发展的局面,与20年来高校招生改革的脚步迟缓有很大关系。

  大学毕业生本来应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不幸的是,一些“宝贵资源”经过高等教育却被转化成“人口负担”。 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毕业即待业”的现状,已经将教育的“低效率”问题凸显。根据《中国青年报》2007年8月21日的报道,在8月12日举行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高层论坛”上,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总经理丁学全指出:“一边是企业招不到人,一边是学生找不到合适的企业。”这种“企业为找人发愁、毕业生为找工作发愁”的现象在今天的各行各业都很普遍。这种现象,突出反映了今日中国教育的“缺乏效率”。这之中,既有能力发展方面的问题,也有人格发展方面的问题。

  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丁学全总经理在分析“企业找不到人、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时,指出了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行业已经发展到21世纪的高科技了,一些大学还在用20世纪的教材,讲授20世纪的知识”;一是由于“有色金属企业大多在深山里,学生们都不愿去”。前者是由于学校教育在能力培养方面的低效率;后者则是由于学校教育在人格发展方面的低效率。今天,在我国的许多欠发达地区对大学毕业生有较高的需求,但相当数量的大学毕业生宁愿留在家中“啃老”或“混在城市”,也不愿到非常需要他们的欠发达地区去工作。这已经主要不是能力发展方面的问题,而是人格发展方面的问题了。

  “一卷定终生”的招生制度不仅造成“高分低能”问题,而且造成“重才轻德”问题。“唯分数取人”的高校招生制度,所损害的不仅是学生的能力发展,更严重的问题是损害学生的人格发展;所损害的不仅是教育“授业”的效率,更严重的是损害教育“传道”的效率。在这种应试教育中,人格发展成为当今教育最薄弱的环节。

  对高校招生制度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把学生从“死记硬背”的重负下解放出来,不仅是为了使他们可以更好地“格物致知”,更是为了使他们可以更好地“正心修身”。招生改革,不仅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更是为了让教师和家长更多地注意培养学生的爱心,更多地注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审美能力。这些,不论是对学生自身的未来发展,还是对国家的未来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考试工具的局限性

  

  许多没有对考试进行深入研究的人,对于考试作为工具的局限性并不了解。与美国的“高考”——“学习能力评价测验(SAT)”相比,我国现行高考在科学性方面存在明显距离,缺乏考试效度证据的支持,没有预测,没有考前的试题统计分析筛选,没有分数等值等等。例如,今天仍然沿用粗糙的、不合理的“原始分相加计算总分”的方法,而不是像包括我国的“汉语水平考试(HSK)”在内的世界上多数标准化考试那样,采用标准分。用原始分直接相加计算总分,意味着假设地理的10分与数学的10分等价,意味着可以用地理的10分补偿数学的10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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