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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琴:人文初祖的现代意义

更新时间:2009-03-18 18:12:48
作者: 刘志琴  

  

  改革开放以来,从1980年开始,年年祭祀黄陵,至今已近30年,规模愈来愈大,范围愈来愈广,规格愈来愈高,凡有黄帝传说之地,都兴起祭祀活动,多达70多处,从地县省市到中央领导都亲临主祭。在祭黄的推动下,各地区争相寻根觅祖,访古追踪,祭了黄帝祭炎帝,祭了大禹祭女娲,掀起一轮又一轮的祭祖浪潮。对此学界多有褒贬,有视为形象工程的、开发旅游的、为经济搭台的等等,都不无道理;建议升格为国家主持的,主张由民间组织出面的,各有建言。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怎样使祭祖活动有利于建设精神家园,需要从历史上加以考察。

  

  一、百年来祭黄活动的三次高潮

  

  从20世纪以来,祭黄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1908年辛亥革命前夕,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在陕西黄陵,以香花、清酒、肴牲之礼仪,告祭黄帝。主祭者眼含热泪,宣读祭文,痛陈“驱除鞑虏,光复故物”,“建九州复仇之师”,“以复汉族之业”的决心,这表明近代中国推翻封建帝制的民主革命,是以反满为号召的种族革命。参加公祭者痛感于华夏沦丧,九州陆沉,人人泪流满面,有的失声痛哭,祭黄实际上已成为反满的誓师大会,这篇祭文也称为“誓墓文”。可这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虽然对动员民众反对清王朝起了重要作用,但并不利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所以清朝统治被推翻后,孙中山一就任临时大总统,就宣告平等对待汉、满、蒙、回、藏各族同胞,以五族共和代替反满,成立“中华民族大同会”,并将“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载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宪法上保障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大业。

  第二次高潮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公祭黄帝陵达六次之多,共产党两次发表《祭黄帝陵文》,毛泽东亲笔为文,强调的是“万里崎岖,为国效命”,“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从这次祭黄来看,国共两党祭祀的主题相同,祭文不仅缅怀黄帝的丰功伟业,更为突出的是,颂扬黄帝在涿鹿争雄、阪泉大战中,以干戈平定祸乱,拯救生灵于涂炭的战斗精神。祭祀的主体从汉族,汉满蒙回藏五族,再扩大到全民族各党各界,各阶层人士,充分反映了革命形势和全民抗战的需要。问题是,不论是反满或抗日,都是有时间性的。反满,满族统治者被推翻了;抗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赶跑了,目的实现了,随之祭黄也进入低潮。

  第三次高潮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与前两次不一样的是,祭黄的规模空前盛大,吸引了大量的海外华人,世界各地的侨胞每年都派有祭祖团回国参祭。很显然,祭祀的主体,已从汉族、中华民族扩展到全世界的华裔,这在各年度的祭文中都有充分的反映,诸如:“ 凡我黄帝子孙,华夏裔胄,或置身国内,或漂泊海外,于风雷黄昏之日,抑春风得意之时,无不视黄帝若心中圣地。”“一国两制,华胄归心。”“实现统一,人神共襄,同心同德,再造辉煌。”等等,充分显示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祖已被两岸三地和全世界华人所信仰,这是超越不同社会制度最大范围的文化认同,是团结华人最具有凝聚效应的精神力量。

  黄帝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何以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掀起三次高潮,每当中国革命、抗战和改革的关头,一次又一次凸显它巨大的号召力! 无疑的是,祭祀主题与时俱进,贴近现实、反映时代呼声是重要原因,处在社会飞速发展的21世纪,又以什么主题使它葆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 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人文初祖”是富有时代精神的新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后,1980年在黄陵第一次大规模祭黄的公告中提出了“人文初祖”的新概念。

  这概念所以“新”,是因为“人文”与“初祖”作为词汇,古已有之,但两者并未合成词组。在出土的东汉铭文中已有“黄帝初祖”的记载,人文则始于《易传》:“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初祖”意义明确;人文却有多种解释,有说是礼乐制度的、文化教育的、人事关系的,大都是指向人间事象。不论古人是哪种释义,都与今日之人文,即以提高人生价值为内涵的人文概念不尽相同。毫无疑问,今日倡导的人文是西方文艺复兴中提出的充分尊重生命和个体,人人有权享受生活的文化观念。

  虽然现代人文观念来自西方,但一进入中国却与传统的“人文”、“初祖”相楔合,创生“人文初祖”的新理念。这不是两个词汇的简单相加,而是现代精神对接传统观念的化合,这种化合具有天然性,因为中华民族从初祖黄帝开始,就凸显强烈的生命和生活意识。

  人类因为有生命和生活才得以生存、发展,作为人类不分地区和种属都要为自己的生活源头、历史的开端作出自己的解释。在西方创世纪的神话中,上帝创造了人,可生活在伊甸园的亚当、夏娃,赤身裸体,住在丛林中,吃的是树上的果实,上帝并没有给他们制衣熟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生命的源头和生活方式的原创者不是上帝和神仙,而是生活在人间与自己血脉相连的黄帝。记载说: “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 《三家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 ) 古史相传,在黄帝以前没有衣裳屋宇, 从黄帝伊始才有了衣服、房屋、舟车、耕作,和蒸谷为饭,采药为医,创字为文等等,这就说明黄帝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也是中华生活方式的缔造者。这些传说虽然是半虚半实,却是人类生存历程的反映。现代人类学也证明从发明熟食、制衣着装到使用文字,如实反映了人类生活演化的进程和文明的开启,这也说明中华文明从元点就与西方有不同的特色。先人们把衣食住行这人类进化的产物,赋以具体生动的个体创造,贴近生活解释先人的活动。把氏族群体的创造,附会为黄帝个人的行为,这是人类幼年的思维方式,“人文初祖”确切地表述了祖先与生命同在,文化与生活共存的原始意识。

  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休闲在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人因为要穿衣吃饭才有生活,生活需要共同劳作才形成社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才有阶级的划分和社会的构成,诚如马克思所说这是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变化。在社会生产和流通的一系列链条上,生活处于终端,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目的。说人是社会文化的本体,无异说生活是社会文化的本体。所以谋求改善生活是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也是人类成长的奋斗业绩。人的解放离不开生活方式的变革,文明的进化与差异往往表现在吃穿用,以及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等方方面面表现出的种种差别,从而发展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不同特质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

  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有着种种不同的特色,从儒家伦理到用筷子吃饭,林林总总,异彩纷呈,最大的特色是在于,这一文明的象征不是神庙、金字塔那固定化的建筑实体,而是有生命的,鲜活的人中之杰----黄帝。从传说时代就以现实生活而不是神物灵异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点。以人而不是物作为中华文化体系的代表,突出的是人的构想,这是中华文化元典之元。

  这一特点获得后人无限敬仰,正如1994年台胞学人林长勋在祭文中所说: “我们向公孙轩辕氏的精神致敬,并不因为他的战功,也不因为他当时的版图辽阔....。我们来思念黄帝,是因为他种植百谷,建立宫室,以利民生。是因为他创文字、重蚕桑、发明指南车,启迪了知识和文明。更因为他协调诸邦,以德服人,用和平的方法归化了不同的民族,并且建立了勤政爱民的典范。”祭奠黄帝的武功那是革命和抗战中的主题,如今俱成既往。在现代化建设中最具有永恒意义的,是关注民生,这才是创造中华民族生命与文化的黄帝的本色。

  黄帝是来自远古的传说,在有文字记载以前,口耳相传的历史自有许多附会和想象之处,以致对黄帝其人其事在学术界有所争议。对于传说的真假虚实,远在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已洞察,《尸子》记载这样一则故事,子贡问孔子: “古者黄帝四面,信乎? ”孔子说:“ 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子贡不信黄帝有四个面孔,孔子解释说,这是寓意黄帝任用四人分别治理四方,取得成功,犹如黄帝长有四个面孔,观察四方。在孔子看来,四个面孔并非实有其事,而是一种治理方式的表达和象征。

  来自远古的传说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传言,这是人类幼年的记忆,是祖祖辈辈的口述历史,理应得到后人的尊重。其实,半神半人的先祖,半真半幻的事迹,在东方和西方概莫能外。荷马史诗也不是信史,而是3000年前希腊盲诗人荷马的口述,主人公是半神半人,事迹是半真半假,人们都知道特洛伊木马屠城的故事,这是西方电影多次表演的题材。现代考古从特洛伊城出土的文物看来,从没有证据能证明特洛伊木马的存在,却发现了许多纺缍,由此推知古代特洛伊和周边的国家为了争夺纺织品,经常发生战争,木马之战只是史诗中的传说。毫无疑问,这种口耳相传的历史,当属民间传说,可这传说又不同一般,它所表现的尚武精神,被后世的研究者认为表现了一个伟大的英雄时代,《荷马史诗》因而被推崇为西方历史的滥觞。在中国,盘古氏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诸多来自上古的神话莫不表现出与天地奋斗的英雄气概,试想,天哪是人力开辟的? 炼石何从补天? 靠精卫鸟衔石岂能填补大海? 后羿又有何能射掉太阳? 这些都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事,可它偏偏为炎黄子孙传诵数千年,这来自先民的神话,充分表现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主义。传说与神话不一样的是,其人可能虚实相间,其事却可以佐证、推究。在传说中集大成的是黄帝的传说,种种有关黄帝发明宫室、行车、烹饪、着装、医药,畜牧、农耕到使用文字的故事,几乎囊括人类从野蛮步入文明时期所具有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贴近生活解释黄帝的活动,这是先人的生活智慧和求实精神。可以说传说中的重生务实,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原创精神。

  因此,在古人眼中初祖是血脉、人文指人事,而在20世纪的新词术语“人文初祖”却有了新的提升,它不仅具有生命的意识,还彰显浓厚的生活文化,从而超越血缘和人事,成为富有现代人文精神的新概念,这是现代文化与传统观念对接,成功创造新理念的范例。

  需要说明的是,“人文初祖”这词汇并不始于1980年,这是国民党元老,书法家陈潜于1938年在黄陵的题词,1983年邮电部发行“人文初祖殿”邮票,使得这一题词传播到全国。也许题辞者本人当初并不意会这语词对后世产生这样深远的影响,但历经70多年的风风雨雨,重新起用半个世纪以前的题词,正因为它关注生命和生活的意识,体现了当代的人文精神,21世纪的祭黄活动应该突出这一主题,这才是祭黄应有的真谛。

  

  三、以人为本的文化诉求

  

  人文初祖突出的是对“人”的观念,“人”是什么? 人本身是大自然进化的产物,人首先是以个体的生命而存在,才有个体与个体的交往从而组成社会。所以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没有人就没有社会的存在,自然人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社会是自然人发展,这两者不可偏失,只言人的社会性,无视自然性,必然会导致人的异化。

  封建制度是以等级为核心,以伦理为本位。在古人眼中,人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以群体相类别的一员,《礼记.曲礼》说:“ 亻+疑人必于其人”,没有类别即没有伦,没有伦即不成为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有等级的类别及其相应的伦理规范,这就是《孟子》所说:“ 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类别是整体性的,个人只有承担类别的义务,遵循整体的规范,成为称职的社会角色,这才成为人。以伦理定人,重视的是人的社会角色,而非自然人的存在,中国最盛行的一句骂人话“不是人”,就可以把人开除出人籍,然而这是道德伦理的评判,作为人还是人,还是鲜活的生命,一样要穿衣吃饭。自然性是生命之本,无视人的自然存在,必然导向对生命的漠视。古代对不忠不伦之人,最严厉的处罚是凌迟,在犯人身上一刀一刀割上一千多刀,让他慢慢死去,为什么这样折磨? 因为他“不是人”。现代法治社会,提倡以注射法处死犯人,以减轻死亡者的痛苦,因为生命无罪,这是大自然的赋予,在离去时也应有所尊重。同样是处死,古代凌迟与现代注射法的不同,是因对人持有不同的观念。

  从古代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文化核心结构已经一变再变。对人的观念也在变化。百年来,以等级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文化转化为以民权、平等为核心的民主主义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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