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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曾宪:“三多三少”:中国高校科研之怪现状

更新时间:2009-03-12 17:03:50
作者: 杨曾宪  

  

  多年前,因对人文社科领域中学术泡沫泛滥现象深恶痛绝,我曾撰文揭露批判(《泡沫学术“多赢”背后的“多输”》(《南方周末》2005、11、10)。当时,便有网友指出,中国高校理工科领域中,泡沫学术现象同样很严重。这让我感到意外。因为理工科,特别是工科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转化为科技生产力的,这与人文成果大多仍生存于人文范畴,其价值难以检验的情况是大不同的,它们怎么也会泡沫丛生呢?此后,我便注意搜集相关讯息并做了些调查,结果发现,中国高校理工科科研效率低下的状况确实存在,且表现为“三多三少”,即:“假花多、真花少;(开花)未结果的多、结果的少;(结果)结小果的多,结大果的少”。这不能不令人焦虑,因为高校理工科科研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因此,尽管国家的自主创新战略已开始向“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方向转移,但高校科研“三多三少”问题依然值得高度重视。本文便企图对这个问题做些探讨,并提出相应的体制、机制改进创新建议。

  

  高校理工科科研成果的“三多三少”

  

  中国高校理工科科研(以下简称“高校科研”),包括理科基础性研究和工科应用性研究,皆存在效率低下的情况。具体分析起来,还有三种不同情况:

  A、“假花多、真花少”,指在高校科研中造假、抄袭、剽窃、注水现象非常严重。其中,像震惊全国的“汉芯造假”那样的大案,可能容易被揭穿,但那种把别人论文拆分、拼凑,变相抄袭、重复前人的所谓成果,则很容易蒙混过关。这种大量存在的既无学术创新价值、也无科技进步意义的所谓成果,像假花一样,只能用来欺世盗名谋利。全国政协常委张涛曾尖锐地指出,中国高校的科研成果90%是泡沫,便主要指这种“假花盛开”的现象。

  B、“未结果的多、结果的少”,是指许多高校科研成果虽不是“假花”,却对推动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没实际意义,没有“结果”。这里的“果”不是指一般的科研成果,而是特指在科研和生产实践中实现其固有价值的“有效成果”。这之中又分两种情况:B1是科研方法或科研方向错误,研究成果缺少理论创新价值或实践应用价值,这属于“开花不结果”;B2是某些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因缺少动力、缺少助力,难以继续深化研究,或无法向产品转化,只能停留在论文、“课题结项书”、“科技成果奖”上,这属于“开花难结果”。撇开基础性理论研究不说,这两种情况共同造成了高校科研成果成功转化率太低的局面。有两组数字可说明这一点:2004年度国家科技奖,高校获奖比例为45%,而同年高校申请专利数只占全国的4.7%;中国高校每年通过鉴定的科技成果约1万项左右,但转化为商品并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约为10%,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

  C、“结小果的多,结大果的少”则是指在高校有效的科研成果中,真正领先世界的成果很少。其中,最让国人汗颜的,则是新中国成立近60年、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依然是“诺贝尔”的后排看客。

  我没有定量分析做根据,但这个“三多三少”的模糊结论,却可由以下实事佐证:一方面,中国已是世界上科技人口、科研论文总量排位第一、第二的“科技大国”,这就是所谓“多”的根据;另一方面,中国和中国大学的科技竞争力排位却在发达国家之后,甚至不及西欧一些小国,这就是所谓“少”的根据。

  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后者。自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以来,中国新闻界就年年关注,且几乎年年用“中国科技竞争力排位下降”为题,进行报道。根据这些报道,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排位从前30位,降到35位、48位,再降到2006-2007年度的54位。无论我们对这一排位的科学性怎样保留意见,但中国科技竞争力落后,却是不争实事,新近发布的“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榜”(《新华文摘》2007年12期),也佐证了这一点。国家科技竞争力最终要依托于大学的科技竞争力;世界一流的科技大国,必然拥有一流的大学,因此,美、英、日、德等国的众多大学排位在中国大学之前,这不足为奇。令人感叹的是,荷兰也有七所大学位列前200名(且有3所位列前100名),而中国大学只有北大、清华勉强跻身前200名,列192、196名。要知道,荷兰只有1600万人口,不够上海或北京的人口多!如果中国的大学,哪怕少数重点大学争气,其科研成果皆“花”真“果”实、“花”盛“果”大,它们赶上荷兰的大学该不成问题吧!相应地,中国的国家科技竞争力排位,也会相应提前的。但遗憾的是,中国的大学,除了能争“大”之外,却没多少能给国人争气的。

  

  高校科研为什么会“三多三少”?

  

  中国高校科研效率低下的问题,应当说,早已被舆论所揭露和抨击了,但对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既往的认识却有简单化倾向。我之所以用“三多三少”概括高校科研现状,就因为这之中的情况复杂,其成因也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

  首先,讨论A类“假花多、真花少”的情况。把这种学术泡沫泛滥的原因,完全归结为传统的计划科研体制,并不准确。解放后,我国的重大科研项目一直都是指令性的,正是在这种体制下,我们创造出了“两弹一星”等一批世人瞩目的科研奇迹。尽管当时国家的经费投入少,但钱都花在刀刃上,绝没有用“假花”骗取经费的情况。再说,由政府出面,以科研经费资助方式推动重大课题研究,也是西方国家惯用方法。他们的委托研究,有失败的案例,却绝不会出现“假花绽放”的情况。至于有人把问题归结为“以论文评教授”的规定上,也不完全准确。科研成果,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只能以论文形式表现出来。教授,特别是研究型教授,自然应有论文。诺贝尔奖的评奖依据,也是学者的学术论文,而不是其它证明材料。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那里呢?笔者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高教大跃进催生的科研大跃进。中国的高教大跃进,在招生规模不断翻番的同时,教师队伍也成倍激增。但由于一直以来,中国高校把论文评价标准泛化、刚性化,无论什么岗位上的教师,其提升职称的第一“硬件”,都是学术论文、科研成果,而教授、副教授,更是年年有量化的科研指标。这种客观生存压力,必然导致“逼良为娼”的后果。科学研究,原本是一项很艰苦、很严肃的高智慧劳动,它需要一定天赋,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对那些不具备科研素质的高校教师来说,论文拼凑、抄袭、造假及版面买卖便是惟一出路——除非他不想评职称或不想要饭碗。这样一来,伴随着高教大跃进,必然出现高校科研大跃进的局面,促使伪科研成果成倍激增,出现“假花盛开”的局面。

  其二,高校非学术化的管理体制。目前,伴随越来越来官场化的趋势,高校已成为校领导和教育部出政绩的地方了。在提高大学科研教学水平、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名义下设置的五花八门的学术“工程”、人才“计划”、研究“基地”、重点“学科”等等,实际上都是变相的政绩“工程”、政绩“计划”,而它们的核心要求,都是科研成果。如果没有一定的量化科研成果,就不能跻身这些“工程”和“计划”,就不能获得“基地”或“学科”的建设经费,高校的日子就要紧巴巴,教师的口袋就要干瘪瘪。而一旦进入这些“工程”、“计划”,获得了经费,则更必须加倍完成量化科研指标。在这种共同利益面前,从高校教师到各级领导,再到各级教育部门,自然会心照不宣地彼此结盟。因此,教授所完成的课题是否属重复劳动,无关紧要,只要通过验收,专家证明“国内领先”就行;教师所撰写论文是否属拼凑抄袭,也无关紧要,只要公开发表,是“核心期刊”就行;至于他们所获奖项是否掺假,更无关紧要,只要证书是真的,有政府大印就行。特别需指出的是,在许多科研项目、科技奖励中,高校官员往往会亲自“领衔”“挂名”、亲历“运作”“争取”,他们对其中的猫腻心知肚明。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应担任学术督察或学术规范维护者角色的高校领导,便很自然地成为学术泡沫的催生者、学术造假的同谋者、学术丑闻的遮盖者。正像我在《泡沫学术“多赢”背后的“多输”》(《南方周末》2005、11、10)一文中指出,“泡沫学术”可产生多赢的结局:高校教师用它作筹码,换回职称、荣誉和科研经费;高校领导用它作资本,争取“重点”学科或“研究基地”;教育主管部门用它显耀政绩,证明中国高校科研成绩巨大……。总之,泡沫学术的学术价值虽是假的,它的巨大经济、社会交换价值却是真的。正是这种交换价值,成为泡沫学术泛滥的内驱力。

  其三,政府科研基金的“多头交叉、封闭运转”模式。目前,我国由财政支持的各种科研经费,处于一种“多头管理、交叉发放”的状态中。譬如,北京一家附属医院,便曾经从科技部、卫生部、教育部、人事部、北京科委等渠道争取到20余种基金项目,包括各种“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青年项目”、“留学人员项目”、“创新工程项目”等等。管理这众多基金的政府官员,绝对不可能都是医学专家,因此,即便这些官员非常廉洁,也既难以对科研价值做出准确评估,又无法将科研成果推广应用。这就客观上形成国家科研基金的“封闭运转”模式:许多课题从立项、招标到最后完成、验收,都与现实需求脱节,经费发放单位,最后拿到一份“专家鉴定”的“国内一流”的报告就完事了。由于这整个过程由少数官员联手“专家权威”或“官员学者”掌控,便客观上为官员“寻租”权威“谋私”提供了条件,一些“科研包工头”便应运而生了。他们彼此出题目、拿项目、送红包,“排排坐、吃果果”,瓜分巨额科研经费,然后层层转包、外包,让弟子或弟子的弟子稿“科研”,自己不劳而坐收名利。这便是一些国外已发表成果,在国内会被重新立项,骗取数十万经费然后顺利结题的原因:因为这些成果不需要发表,也不必付诸实践,只要让评审组“OK”就行——而花钱请来评委,没有不“OK”的。这也是各级课题研究中同样“假花绽放”的缘由。

  其四,高校学术道德的集体沉沦。一个社会,一旦形成“笑贫不笑倡”的价值取向,所谓“逼良为娼”云云,便难免有作秀味道。眼下的高校便是这样。如果说,泡沫学术的最初生成,确有制度性“生存压力”原因的话,那么,今天,许多人为追名逐利,早已是自甘堕落了,他们或主动参与学术造假,或庇护支持造假学术,而在其背后,则是严重的学术腐败。据行内人称,这种“学术工程”腐败,与建设工程腐败也有一拼。尽管这些权威们,也会严辞批判学术失范,但这不妨碍他们在学术泡沫中如鱼得水,滋润地生存着,并不断制造出更大泡沫学术、骗取更多科研资金。现在,对这些教授权威而言,已不是学风败坏、学术失范问题,而是道德沦丧的问题,他们的伪学术行为,已越过了职业道德、社会常德的底线,把严肃神圣的科学殿堂搞得乌烟瘴气。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的推波助澜,却足以把学术良知这一最后的精神防线冲垮,使泡沫学术愈加猖獗。

  如上所述,在这种外有“压力”、内有“驱力”、外无监督、内无自律的情况下,高校泡沫学术日益泛滥,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趋势,便是一种合规律性的存在了。

  其次,讨论B类“未结果的多、结果的少”的情况。尽管泡沫学术泛滥,但高校中仍有恪守学术规范的教师在认真搞科研,凭着学术良知完成课题。但他们的成果却同样没能实现预设价值。这之中,B1类“开花不结果”,应属于科学探索所付出的正常代价,任何国家的科研,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这些不“结果”的科研探索及原创理论,或使科学家积累了经验,能换来日后的成功;或暂时不能转化,但日后也可结出硕果,这是它们与泡沫学术的本质区别。我们重点讨论的是B2类“开花难结果”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

  其一,缺少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与导致泡沫学术的体制机制原因相同,当高校只把学术论文、课题结项书作为对下考核依据、对上述职政绩时,一旦职称、奖励到手或述职结束,这些论文和报告在“花”的阶段便完成了它的主要工具使命,最终结不结“果”便无关紧要了。当然,对真正从事科研的教师来说,眼看自己的成果被束之高阁,也是出于无奈——实际上,有些科技成果首先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是可能泄密的——这便与下面的原因相关了。

  其二,缺少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这里的机制,特指B2类应用型科技成果向商品转化的市场机制。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产学研一体化”的转化模式,这种模式对少数国家部委直接投资的重大科研项目仍是适用的。对这些项目来说,有关部委的目标需求是明确的,不存在市场盲区的问题;国家全程支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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