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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曾宪:科技“击鼓传花”游戏可以休矣

——中国科技体制创新问题系列论稿之一

更新时间:2009-03-11 15:33:51
作者: 杨曾宪  

  

  多年前,当我得知中国高校理工科领域中,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现象同样很严重时,深感意外、也甚为焦虑。因为与人文成果大多仍生存于人文范畴,其价值难以检验、也难以实现不同,理工科,特别是工科研究,最终成果是要转化为生产力的,其科研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在进一步探讨中我发现,高校科研成果中出现“三多三少”(即“假花多、真花少;开花未结果的多、结果的少;结果结小果的多,结大果的少”)现象的外部原因,便是目前行政主导型科技推进机制所存在的严重弊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机制会将财政资金推动的科技创新活动,演变成一场“击鼓传花”游戏;游戏的结果,不仅无益于科技进步,且严重阻碍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市场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

  

  什么是科技“击鼓传花”游戏?

  

  所谓科技“击鼓传花”游戏,是指目前行政主导型科技推进机制,在某些环节中往往低效运转或无效空转,导致或默许科研人员做无用功;巨额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创新活动,在封闭圈圈内进行,无法实现其社会价值,只使参与者各获其利。需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科技活动,是指应用性的科技活动,不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性基础研究;同时,它是指面向市场服务企业的科研活动,不包括服务于国防及其它公益领域的科技活动。

  传统的行政主导型科技推进机制,是指令性的:政府根据国民经济或国防发展需要,下达科研计划,并配套相应的研发经费;科研成果一旦完成,由国企承担任务,将其转化为民用或国防成果。解放后,我国重大科研项目都是在这一机制下完成,并取得像“两弹一星”这样令世人瞩目的科技奇迹的。但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结束,这种机制显然失灵了。目前,除少数重大国家项目外,政府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引导性科技推进机制:政府投入巨额资金,通过支持课题研究、奖励优秀成果的办法来支持科技进步、推动自主创新。所谓的科技“击鼓传花”,就存在于这个过程中。

  对此结论,人们可能感到难以理解。因为无论是基金项目还是科技奖项,政府有关部门都预设了非常严格的申请、申报、评审、评选、鉴定、验收程序,执行这些程序的,都是由政府官员、学术官员和科技家组成的评委会。凡参与其事的,无论是申请人还是把关者,都知道拿下或获取一个重要基金项目、科技奖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正常情况下,它们都是对中标或中奖者学术水平或科研贡献的肯定、褒奖。这样一个严肃的过程,怎么会演变成一个游戏呢?

  为了回答这样的质疑,我们需先区分一下“科技价值”与“科学价值”这两个概念。汉语中的“科技”,由于经常作为“科学”、“技术”统称,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读,混淆两者界限。但严格讲来,它们是性质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属性的价值:“科学”,体现人类的认识发现能力,“科学价值”是指“科学”对提高人类把握世界能力的意义,它是超越一般功利价值的,通常情况下是属于人类的财富;“技术”,体现人类创造发明能力,“技术价值”,是指“技术”对提高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意义,其价值就体现它能创造更多更好的功利价值上,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是属于创造人的财产。现在,当人们把“科技”与“科学”对举时,“科技”便主要指称属于“技术”范畴的研究活动及成果。国家分设的“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便是这种区分的实例。明白了“科技”不是“科学”,就不难理解目前的科技推进机制为什么会演变成“击鼓传花”游戏了。

  我先将这套机制的运行程序用下图表示出来:

  

  

  科研人员课题申请、研究与成果获奖程序

  

   在以上过程中,科技课题项目从立项、研究、结题再到获奖,期间虽经过无数申报、审批、鉴定、评选程序,但科研成果所面对的始终只是专家评委。问题是,科技成果不是科学成果:科学成果如被同行认同、并经过获奖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科学家所发现的新知识、新规律便会由此广泛传播,实现其固有的科学价值;科技成果则不同了,它的价值,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能为企业增创效益才能实现。如果众多科技成果最终不能转化应用,或转化成果不能及时产生经济效益,那么,即便它被专家高度肯定,获得科技大奖,其终极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依然为零。

  用一个比喻,可能更容易阐明这个道理。假设科学家发现了提高猫逮老鼠效率的基因,只要把论文发表出来,他的研究价值就实现了。但当科技家根据其原理,培育出具有高捕鼠性能的“优质猫”后,情况则不同了。即便专家一致推举该“猫”获科技大奖,但如果它没有或不能大量繁殖并造福人类,而只能继续呆在实验室里捕鼠,那么,这只高科技“猫”的终极价值便为零。现实的情况也的确如此:无论是科研基金还是科技获奖项目,静静躺在科技文档中丧失最终价值的案例比比皆是。这类成果的终极价值为零,就意味着此前各个环节人们的努力都是无用功。这种围绕“无用”目标的活动过程,不正属于“无用之用”的游戏范畴吗?这个游戏的高潮,就是人们申请、评审、争抢“科技之花”,由于不知“花”落谁家,每个环节弄出的动静都很大、气氛都很热烈紧张——这不正体现出“击鼓传花”游戏的典型特征吗?

  

  为什么会形成科技“击鼓传花”游戏?

  

  应当承认,各级政府设立科研基金或科技奖项的初衷,都是为了推进科技进步,而不是为了做什么游戏;同时,这套机制有时也会取得良好效果,所支持的项目有时也会获得较好市场效益。但问题是,动机好不等于效果好,部分效果好,也不等于机制效率高。我用“击鼓传花”形容并揭露的,是行政推进科技机制在运行中,因不接轨、不适用、不适应市场经济所难免或必然产生的低效、无效弊端。

  无论是科研基金,还是科技奖项,如果放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有财政资金全程支持,多数项目是会既“开花”又“结果”的。但今天,面对市场经济,行政推进科技机制,由于缺少资金全程支持,众多项目必然面临“开花”容易“结果”难的尴尬局面。由于科技成果转化所需资金数量大、面临风险大,所以,撇开知识产权问题不论,项目即便无偿交给企业,许多企业往往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畏而却步。而政府的科技资金,是不能延伸支持风险投资的。这样,有力支持“栽花”却无力帮助“育果”,政府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便属于“不接轨”的情况。

  实际上,参与研究或主持评审的科技家,凡恪守学术良知、珍惜国家资源者,无不希望其研究或审定成果能成功转化、“开花”又“结果”的。一些著名专家甚至会把优秀成果向市长推荐,希望政府出手支持。有的则自己与企业联系,希望给项目找个好“婆家”。而一些有实力、有远见的企业家也迫切需要好科技项目,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但结果却经常让各方失望,包括市长牵头搭桥的“联姻”项目,最终也往往不了了之。究其原因,就在于行政主导的科技机制,其评价标准是脱离市场的。无论课题立项、还是成果评价,评委们看重的是项目的科技创新性和学术价值,而不是它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因为专家评的原本就是“科技项目”不是“投资项目”、是“科技奖”不是“经济奖”。而这样评出的成果,或因市场前景不妙,企业不愿接纳;或因技术过于出色,缺少转化的工艺条件;或因转化成本昂贵,缺少市场竞争力等等原因被市场排斥的情况,便是经常发生的。反倒是专家不看好、认为不够档次的科技成果,却可能产生巨大的市场效益。因此,对企业而言,一些优秀的科技之“花”最终无法结出“硕果”,同样是“不能也”。这便属于“不适用”的情况。

  最后,对某些符合市场需求的科技项目而言,行政推进科技机制理应发挥积极效用,但它的低效及脱离市场的弊端,也往往把这种效用给冲淡或抵销了。市场经济,时间就是效率、效率决定成败。而行政科技机制的运行,一切要按程序操作。这样,一个科技家如抓住个好项目急需科研基金时,他也要等到规定时间申请、经过规定程序才有可能拿到。这过程少则一年、多则数年。而这个项目的市场价值,很可能在等待过程中已丧失掉了。科技奖的情况类似。甚至可以说,政府对科技奖投入越大,它对科技家的吸引力越大,所可能产生的非市场化离心力也越大。譬如著名的激光照排技术,如果当初王选只是一味去争大奖,而不去迅速占领市场,那么,大奖到手时,它的创新价值也可能归零了——市场是不相信大奖的,一旦国外同类产品占领了市场,方正只能抱着大奖含泪退出,还是等于做了一场“击鼓传花”游戏。这便属于“不适应”的情况。

  由此可见,行政推进型科技机制因其固有弊端演变成“击鼓传花”游戏,是不以主管或参与者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击鼓传花”游戏背后隐藏着什么?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现有科技机制浪费大、效率低、弊端多多,为什么会延续至今兴盛不衰呢?我想,关键在于:它们的弊端是隐蔽存在的,而它们所显示的政绩、业绩,却是可以摆到台面上显耀,给各方带来好处的。眼下,许多获奖项目都有产生巨大市场效益的证明材料。尽管业内人知道,这些数字是靠不住的,但却没人去查实,甚至也无法查实——因为企业效益是综合因素起作用,无法证明它不是某项成果起作用。这样,科技成果高转化率便证明了政府有关部门及官员的政绩,也巩固了他们手中的权力和权威。而对高校和科研单位来说,科研基金和科技奖项更是权重极高的量化业绩、政绩筹码:科研人员可凭它们提升职称,获得学术荣誉;大学可凭它们跻身于“XXX工程”、获得更多财政经费。既然这“击鼓传花”游戏,不仅可自娱自乐,还能各得其所,各方怎会不竭力支持把它“玩”下去呢?但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此:当这个游戏一旦成为各方谋利的途径时,它所衍生出来的“击鼓圈钱”、“击鼓争名”现象,不仅严重腐蚀了行政官员、学术队伍,更严重破坏了科技创造力。这种危害,已远超出了科技机制自身的弊端,值得高度警惕。

  关于现行科技体制易诱发行政腐败问题,舆论已有所揭露。当一个处长掌控上亿科技经费,而经费拨付又缺少刚性约束时,他们与申请人做灰色交易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了。现在,申请科研基金,申报科技奖项,都需要“公关”、“运作”,已是公开的秘密;而所谓“运作”、“公关”,无非是“请客、送礼、行贿”的雅称而已,其首要对象,就是政府官员。相对而言,这种腐败很难查处,因为它往往与学术腐败关联在一起——许多“关系人”的要求,是通过评审程序合法满足的。

  所谓学术腐败,是指以追逐名利为目的,践踏学术规范的造假、掺假、护假行为。通常,人们把学术腐败归因于科技、学术界的学术失范、教授无德、学者无行。这当然不错,但欠准确。如果教授、学者只从事教学研究,如当年西南联大那样,我想,学界也不会涌现诸多无德无行者。如前所述,由于基金项目、科技奖项事关量化业绩、政绩,因此,无论于“私”于“公”,争项目、获大奖,都是共赢的好事。为了这共同目标,当领导与科研人员携手“公关”“运作”时,科研成果的真假成色已无关紧要了。这就形成了学术腐败滋生的体制性诱因。

  同时,由于科研基金和科技奖项,都在封闭状态中评审,许多项目甚至不需公开发表;又由于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是同一拨学术权威、官员参与主持,他们彼此既是“运作”主体,又是“公关”对象,很容易进行利益交换:甲投票鉴定乙的课题优秀,乙投票同意甲的项目获奖。没有交换条件的单位或个人,或直接用红包侍候,或以邀请讲学名义“雅贿”……。这种盈利谋名套路一旦形成潜规则,其巨大的名利场效用必然会诱发更多的科研造假、抄袭、剽窃行为。这就形成了学术腐败蔓延的机制性条件。

  正像网上揭露的那样,有的“导师”会把一个完整实验系列拆分成很多块,申请不同项目,拿到几份经费;有的“导师”则把国外已发表的成果,在国内重新立项,骗取上百万经费;更有许多校长、院长则让别人干活自己堂而皇之地领衔获奖……。近年来揭露出来的科技造假丑闻,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震惊全国的“汉芯造假”大案了。这些丑闻大案,之所以到了最后关头才被揭穿,就是因为它们的存在,符合各方利益;一旦被揭穿,则是多输结局。因为在“击鼓传花”游戏中,即便传的是“假花”,只要无人戳穿,游戏照样进行;如果太较真,游戏玩不下去,大家则集体扫兴!

  但科学毕竟不是游戏。学术腐败必然会戕杀科技创造力。科学精神,贵在求真;科学探索,没有捷径。当一个学科带头人搞学术腐败时,无论他是否被揭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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