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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清 康文林:中国农村传统社会的延续

——辽宁(1749—2005)的阶层化对革命的挑战

更新时间:2009-03-11 13:18:21
作者: 李中清   康文林  

  

  要:将辽宁地区家谱、碑记中十八九世纪的人口记录和20世纪对从记录中挑选出来的农村家庭后代的回溯性调查相结合,构建出一个延续两百多年的该地区大规模个人水平的追踪数据库。其中的每条记录都包含个人教育程度和官职等衡量标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衡量个人的父亲及其家族和家族分支总体特征的解释变量。清代和共和国时期辽宁地区父亲与儿子所取得成就的相关程度的差异由此得以清楚展示,并对比研究了清代和1949年以后,这些家族在政治和教育成就方面的等级变化。尽管建国以来,辽宁地方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发生过多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但很多人口行为,如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其惯例和范式却可能变动不大,从中华帝国时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关键词:社会分层/社会流动/连续性/辽宁/追踪数据

  

  绪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热切地致力于社会和经济平等的时代之一。通过1950年代的土地革命,19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各种运动,1949年以前的社会经济体制似乎已经被清除甚至向相反方向发展。在新社会中,1949年以前主导社会的精英阶层的权势被剥夺了,通过确定成分和其他一系列甄别措施,他们被转变成为一个新的下层阶级。社会走向开放,个人成就的取得将以才干和政治忠诚为基础,而不是出身。以家庭背景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被颠覆了,以致于原先的精英阶层出身会使个人处于不利地位,而下层阶级出身却会使其得益。

  本文通过考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18世纪中期至今——中国一小部分地区的阶层化模式,对1949年后社会和经济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作一个初步评估。我们利用这一包含从18世纪中期至今辽宁部分农村家族的独特数据库来讨论两个基本问题。首先,我们分别考察了清代(1644—1911)和共和国时期父亲与儿子所取得成就的相关程度的差异。由于1949年以后的各种运动导致了社会流动性增强,因此1949年以后父亲与儿子的成就的相关程度应该比清代低。其次,评估社会秩序的变革和延续,探讨从清代到现代,家族的相对地位是如何演化的。具体来说,对比研究清代和1949年以后,这些家族在政治和教育成就方面的等级变化。

  本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提供中国社会阶层化的背景并简要回顾关于历史上和当代社会流动的著作。其次,介绍我们的数据,包括历史户口册、当代调查资料以及选取的用于分析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结合了户口册和调查资料的数据,提供了所选家族成员18世纪中期到现在的记录。第三,概述本研究用于评估父亲与儿子的成就间的相关度和家族分支等级变化的方法。第四,展示结论,论述该研究成果对理解中国社会阶层化的意义并指出今后研究的方向。

  这里的结论是试验性的,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厘清和组织当代调查数据并将其与户口册数据相连接的初步成果。如下面即将详述的,利用部分当代调查数据,我们的分析包括家族分支总体特征,家族在成就方面的等级顺序的相关性考察。这个数据库来源于那些可以直接连接到历史户口册中具体的家族分支的家庭。其余的家庭也能够连接到具体的家族分支,但是这项连接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计划在以后的几年里,从更多的村子里收集当代调查数据,从而显著增加可以取得资料的家族和家族分支的数量。

  

  一、背景

  

  至少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社会流动和分层的论著都是将当代和历史时期分开的。大部分关于20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流动和分层的讨论是在历史学家当中进行的,这些讨论多只关注家族背景在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国家官职中的作用(Ho1962,Hymes1986)。而系统性地将普通的成就形式纳入对社会流动和分层的讨论的研究还非常少。我和康文林(Campbell,Cameron )最近对辽宁农村清朝户口册中不同类型职官的分析属于一个主要的例外。我们首先分析了户口册中的社会流动,通过简单的交互表(cross-tabulations )证明了父亲的成就和儿子的成就之间的联系。

  在随后系统的研究中,康文林和我利用更有效的方法,分析了扩展后的辽宁户口册的数据库(2003)。研究显示,有一个拥有官职的父亲可以使本人获得官职的机会增加8倍。相对为数不多的已经发表的有关欧洲和北美20世纪以前社会的研究结果,这一相关性是相对微弱的,欧美社会中的精英阶层更为成功地传承着他们的地位。数据显示,如果父亲之外的其他亲属拥有官职也可以增加个人成功的机会,因此康文林和我(2003)还论证了家族之外的亲属网络的潜在能量。

  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的论著很多,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与我们的研究最为相关的是致力于重新构建1949年以后家庭背景在教育和职业成就方面产生影响的趋势的研究。通过对1982年中国人口l 普查中多代家庭的数据分析,邓忠和Treiman (1997)研究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出生的男性在教育成就方面的代际相关性,他们认为父亲的特征在教育成就方面的影响相对微弱并且持续减弱。周雪光、Moen和Tuma(1998)报告提出在整个研究时间段中,父亲的职业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几乎没有变化,但是与国家政策有关的家庭阶级背景的影响却有很大的波动。程源和戴建中(1995)通过回溯性调查数据研究代际职业流动性的趋势,并且推断1949年以来根据特殊的国家政策的变化,职业流动的开放性曾经存在波动,但从长远看来,这一开放性几乎没有变化,并且没有关于这一开放性增强的证据。

  从上述简短回顾中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是现有的研究缺乏对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在新中国建立社会分层模式过程中影响的直接评估。历史学界的研究涵盖了20世纪以前的时代。当代研究的对象大多数是1949年后成年的人群,他们所面对的教育体系和劳动力市场已经在充满大变动的1950年代发生了改变。因此,虽然邓忠和Treiman (1997),周雪光、Moen和Tuma(1998),程源和戴建中(1995)说明了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阶层化模式的波动,最终变成支持市场经济的力量和另一种国家干预,描述了1949年以后社会分层模式在“文化大革命”、市场经济的最终回归以及其他国家干预手段下的波动,但是他们没有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和之前的阶层化模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关于20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早期的结论中可能暗含着某种历史模式,应该注意到“国家”在1949年以前的几十年中就被摧毁了,因此这些结论不是长期模式的代表。本研究通过追踪调查18世纪中期至今的某一个特定人群,比较1949年前后家庭背景对于成功的影响,从而填补了现有论著的空白。

  当然,上述研究的结论反过来证明了目前我们很难对于1949年以后的趋势和模式提出更新的认识。现有的研究已经通过对更有代表性的数据的利用,衡量了家庭背景对于社会成就影响的变化,并且将这些波动与1949年以后的具体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变化相关联。因此,我们暂时没有尝试仔细分析1949年后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的短期变化。随着数据的扩大,我们当然希望回归到1949年以后的变革这一论题上,在结论中也列出了几个将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数据

  

  我们的数据将辽宁省在18、19世纪的人口记录与20世纪对从记录中挑选出来的农村中家庭后代的回溯性调查相结合。从这些可以相互联系的资料中,我们提取每一条描述被访问家族中成年男子的记录。历史户口册中生活在18、19世纪的家族男性成员的信息被提取出来,同时20世纪家族里男性成员的信息也从回溯性调查中被提取。每条记录包括了受教育程度和官职等衡量标准,基本的控制变量,并且建立了衡量个人的父亲及其家族和家族分支总体特征的解释变量。下面我们将介绍本文中使用的户口册、回溯性调查以及为分析而建立的数据库。

  (一)户口册

  户口册包括了17世纪和18世纪山东等省汉族移民的后代,他们后来成为八旗管理的国有边疆土地的世袭佃户,这是一种清政府控制之下的民事和军事的管理体系(定,郭,李,康2003)。八旗组织最初是以满族为主的军队,他们建立了清朝并且驻防全国。最后八旗组织也获得了官僚政治的和管理的职能,包括管理国有土地。辽宁的八旗户口册涵盖了500多个村庄,分散在辽宁省的一个狭长地域,包括了盖州附近的沿海地区、内陆营口、海城周围的农业平原以及开原和铁岭周围的辽北山区。李和康的论文(1991,223—231)已经说明了户口册的来源和我们录入数据的程序。因此这里着重关注与分析有关的特点。

  目前我们已经录入了28种不同的三年一次的连续记录。每个连续记录都包括一个不同的隶属八旗系统的农业人口,并由多少不等的村庄组成。18世纪中叶后半段可利用资料数量的增加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到18世纪末仍然存在的户口册最终成为可以使用的资料,而17世纪中期以后的记录留存下来的则很少。19世纪晚期,资料数量的显著增加反映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新的个人或家族加入到记录中。

  辽宁户口册提供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资料远比在中国其他地方得到的户口册和家谱中的资料全面和精确(Harrell 1987,Jiang 1993,Skinner1987,Telfordl990)。这是因为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与其他省份的管理不同,东北在清政府的特殊控制之下。对于人口的管理实际上早在1625年就开始了,其时满族定都沈阳并将周围的区域纳入八旗系统(Ding 1992,Elliott 2001)。到1752年,随着内务府的建立,人口的登记异常精确和详细,在东北和中国其他地方之间,尤其在东北地区,移民都被严格控制。政府对东北人口的控制比中国其他地区严厉得多(Tong and Guan 1994,1999)。范围内的活动在户口册上都有注明,一个人如未经允许就离开,户口册上就会把他定为“逃丁”。

  清政府实施了一个内部的交叉核对系统以确保记录的连贯性和精确性。他们记录一个定居家庭(另户)中的每一个在旗成员,并记录其门牌号。然后把家庭组成“族”,每年修订族谱。每三年族谱和门牌号会与之前的户口册做对比并编辑成新的户口册。三年前记录中过世的人会被去掉,新增人口会被添加,对于剩下的人则更新他们的年龄、关系、职务和名字。换言之,每个户口册都完全替代了它之前的一册。这样的户口册非常像三年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人口普查的原始资料。每个户口册里的记录先以村为单位,然后到族,最后是家庭。家庭中的个人依照他们和户主关系依次成列,随后依次列出他们的子孙、兄弟和兄弟的子孙、叔伯、伯母和堂兄弟。妻子通常直接列在她们的丈夫后面,除非孀居的婆婆是户主。对于家庭中的每个人,户口册记录了他们与户主的关系,名字和名字的变动,成年人的职务、年龄、属相、生辰八字、结婚、死亡或在两次普查期间的迁移,如果是成年男性,还要记录他是否有残疾,记录他们族长的姓名,旗属和所居住的村子。

  户口册还记载成年男子的官方职位,一共为五种:旗人、仆从、生员、荣誉头衔和族长。在我们的分析中只考虑前四种,因为有职位的人组成了地方精英。前三种职位是政府机构的正式职务并包括一笔薪水和津贴。虽然他们主要由士兵、文书或工匠等低级职务组成,但他们的工作却包括了一些高级管理事务,因此所得到的就不仅是薪水,还有权力。他们从事的工作,大多数都有相应的档案并规定了薪水。第四种——荣誉头衔是购买来的,它真实地反映了个人或家庭的财力。

  和历史上大多数人口普查相比较,三年一次的户口册考虑到了连续的户口册中个人记录的连接。家族及其成员几乎以同样的顺序出现在每一册里,即使他们搬到其他村子居住。因此可以很简单地把一个户口册和它后面的一册连起来。从每个人的连续记录中,可以推想他的生活轨迹。通过对比考察同一个人的连续记录,可以判断两次普查之间是否发生了特殊事件或变动。为此,一个特别的指标被用于识别原本没有身份的男子在下一册里是否有了一个身份,没有结婚的男子在下一册里是否结婚以及已婚的男子在下一册里是否有了子女。

  同时,大量关于家庭关系的细节为重现家谱和确认生活在相同或不同家庭的亲属关系提供了可能。首先分析户口册里记录的家庭关系以连接儿子和父亲。在最初记录中亲属关系被非常精确地记录下来,我们开发的软件可以自动地运算这种连接。一旦我们确定了父子之间的联系,就可以用他们来确定祖父、曾祖父和更远的男性先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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