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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清 康文林:中国农村传统社会的延续

——辽宁(1749—2005)的阶层化对革命的挑战

更新时间:2009-03-11 13:18:21
作者: 李中清   康文林  

  这个过程也是自动的。一旦建立了谱系,其他资料的处理就可以识别兄弟、堂兄弟、第一代堂兄弟、第二代堂兄弟以及其他亲属并计量他们的特征,不管他们是否在同一个家庭中。

  基于这种代际连接,我们将户口册中251940条个人记录划分到1051个宗族中。我们规定宗族由这样一些同姓的个人组成:他们的家庭和家族在最早的户口册里被连续地列在一起。家庭或家族在最早的户口册里能够被记录在一起通常是由于他们源于一个先于户口册的共同的男性祖先。证据不仅来源于户口册——相邻的家庭或家族每一代人的名字里都有相同的汉字,也来源于我们的田野工作。对家谱的考察表明户口册里相邻的同姓家庭或家族总是存在亲缘关系。迄今为止,通过连接,我们可以把每个访问过的,在户口册中被精确区分的家族联系在一起。

  为了进行分析,我们把户口册里的宗族分成小组,即我们之前提到的家族分支。家族分支由户口册里共有一个出现在最早的记录里的男性先祖的人组成,一共有24411个这样的家族分支。由于衰落是普遍的,这些分支很多都很小,仅由一个没有后代的创始者或一个创始者和少数几代子孙组成。因此,按照规模排序,前10%的家族分支占了户口册人口的62.7%,前25%的分支占人口的83.6%,前1/3的分支占了人口的88.8%。

  户口册分析起来也有一些局限性。首先,它们不记录官方职务以外的职业。如果家庭成员从事的是国家雇员以外的职业,就不会有记录。因为在户口册涵盖的时期内,大都是农村和农业人口,所以还不清楚这个局限性到底多严重。至少到20世纪初,国家的雇佣对于一个非农业收入的村子,很有可能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机会。其次,资料里没有财产的记录,因此也就无从考察土地等家庭财产状况。①

  (二)回溯性调查

  过去几年里,在辽宁选择一些农村,对其户口册中所记载人口的当代后裔进行回溯性调查,是我们田野工作的一部分。调查不仅收集被访问者及和他住在一起的家人的资料,而且通过一个代表人的回答,还收集住在村子其他地方或者已经离开村子的远亲的资料。根据被访问者先祖的特点把被访问者和他们的家人与户口册连接起来,通常能够在20世纪刚刚开始的户口册中找到一个曾祖或高祖。在田野工作中,我们还收集和分析了家谱、碑文等与户口册所记载的家族有关的其他资料(Campbell and Lee 2006)。

  迄今为止,回溯性调查收集并连接了辽宁3个地区12个村子里27个家族、64个家族分支中10329个个人的数据。我们在沈阳农业平原中的5个村子里收集资料。其中几个村子现在已经成为沈阳市的北部郊区,经济上也和沈阳相互依靠和制约。第二个地区是铁岭东部的山区,我们在其中的4个村子收集资料。这些村子在偏远的山谷里,保持了原来的农业经济。第三个地区是海城周围和辽阳,我们在其中的3个村子收集资料。②这些村子也还是农业村。

  我们在调查中收集个人的基本社会资料和人口统计学数据。人口统计学数据包括如出生、结婚和死亡等重大事件的年份。我们也收集个人、社会成就方面的资料,比如教育程度、职业、政治面貌等。因为依靠代表人来陈述他人的信息,所以会使资料不完整。例如,缺少1/4个人的出生年份。很明显,信息不完整的个人大多是被访问者的远亲,他们已经离开村子。在这样的个案中,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和亲属关系。

  教育程度要报最高学历,如小学、初中、高中、职高或大学。一些1949年以前出生的人则以文盲或私塾作为区分。为了分析,我们把教育程度转换成相应的受教育的年数,因为这样比较直接。还有一些人在初高中以后接受了某种职业训练,我们在参考相关文献和有相应经验的专家意见后,将其估算成教育年数。

  对于职业,为便于分析,我们将其转换成一套自创的二分指示变量,以区分具有不同特征的职业群体。为了与户口册里的职业信息进行比较,我们建立了一个二分变量来区分拥有村长、书记、会计或更高的党政职务的人。我们创建的另一个变量来区分其他各种职业,包括卫生、法律、教育,在将来的分析中我们也会利用这些数据。

  (三)选取分析

  我们分析的数据是结合历史户口册和当代回溯性调查选取出来的。从回溯性调查中选取的数据由1930—1980年间出生的男性组成。这些人都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2001年我们开始开展回溯性调查之前成年的。一个男性的数据还应该包括他的教育程度和职业等细节。因为要分析代际流动,所以进一步要求有这些人父亲的职业和教育程度的数据。

  选取的构成是直接的。每一个数据都描述了一个成年男性。一个二分指示变量表明他是生活在当代还是历史时期。约3/4的人来自历史户口,1/4来自当代调查。这么高比例的历史人口用于分析,是因为他们存在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超过了150年,也包括了已经消失的家族分支。

  我们创建了一个二分指示变量来说明某人是否拥有官方职务。历史人口只要有任何的官方头衔就被认为拥有官方职务,不管这个职务是否有薪水,是否是荣誉的或买来的。按照这个定义,户口册里3%的人有官方职务。当代调查中的人则是当他们是村长、书记、会计或更高的管理和行政官员时,才被认为是拥有官方职务。在当代回溯性调查中,4%稍多的成年男性拥有官方职务。

  由于历史户口册中的官方职务无法和1949年以后的官方职务直接比较,因此应该把官方职务视为地方社会和政治精英成员的标志,而不是拥有特殊技能和训练的标记。1911年清朝结束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的结构和组织完全变了。不同情况下的官方职务选择标准存在根本差异。户口册中的职务获取显然是依照高层官僚政治程序的准则,多数带薪职务都是有考核标准的。1949年以后,一些标准在官员的任命中仍起着作用,但同时其他一些标准,如政治可靠性和家庭成分也同样重要。

  我们也创建了一个二分指示变量来识别教育程度高的人。对于历史户口册里的人,我们用科举头衔来识别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科举头衔说明人们参加过一种官方考试,0.4%的成年男性有这样的头衔。回溯性调查中的人,我们用一个变量来识别完整教育的年数。20世纪以前,有官方职务的个案取得科举头衔与1949年以后高于12年教育的个案无法直接比较。因此,我们将其视为一个教育程度分布中上层成员资格的一般标准,而不是拥有技术和能力的指标,从18世纪到现在都是如此。

  被访问过的家族状况与户口册记录的家族预测状况存在着相当差异,主要原因是被访问家族足够幸运,有足够多的成员存在至今,并被找到和访问。被访问过的家族的先祖与户口册里其他家族的先祖相比,结婚率更高,有更多的儿子,更愿意给儿子们起有身份的名字以及更多人有官方职务和科举头衔。被访问过的家族男性成员在40岁前结婚的比例是户口册中家族男性的1.17倍,同时拥有儿子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20%。此外,前者获取官方职务和科举头衔的机会分别是后者的1.45倍和2倍多。

  

  三、方法

  

  为了从长时段模式评价变革和延续性,我们应用了三种不同的计量方法。

  第一种由简单的成就方面的代际相关的计算构成。先进行logistic回归运算,其中的因变量表示一个成年男性是否有官方职务。重要的解释变量包括一个指标来判断他们的父亲是否有官方职务,他们是否生于1950—1980年之间,以及父亲有公职和生于1950—1980年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进行了两个回归计算,一个控制了所居住地区,另一个控制了所居住的村子。

  父亲取得公职和生于1930—1980年问的个人之间相互影响会显示1949年以后在得到公职方面的代际相关是否发生变化。作为1949年政策的结果,社会流动性增强,父亲得到公职的机会减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期望相互作用的让步比结果小于1.举例来说,作为新政策的结果,如果1949年以后父亲和儿子取得公职机会的相关减半,那么让步比就应该接近0.5.如果1949年后没有变化,让步比就应该接近1.如果1949年后社会流动性降低,父子间成功机会的相关增强,那么让步比的结果就应该大于1,当然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教育程度上也用了同样的程序。我们进行了两个logistic回归计算,其中的因变量表示之前详细定义过的最高学历。其中一个控制了地区,另一个控制了村子。独立价值变量用于识别个人的父亲是否接受了好的教育,其是否出生于1950—1980年之间,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影响。我们限定那些从调查里选取的个人要出生于1950—1980年之间,以确保他们开始和结束教育都是在1949年以后。父亲的教育程度和他们在1950—1980年问出生的儿子的教育程度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同样的情况。结果小于1说明社会流动性加强,结果接近1说明流动性没有变化,结果大于1说明流动性减弱。

  第二套计量是计算家族分支在20世纪前的成就对个人在20世纪取得成功的机会的影响。这套计量有两个回归分析。第一个是logistic回归,其中的因变量说明一个1930年到1980年之间出生的人是否得到公职,第一解释变量表示他们的家族分支里是否有人在18世纪或19世纪取得公职。大于1的让步比值说明,如果一个人的家族中至少一人在20世纪以前得到过公职,那么他就更容易得到公职。让步比接近1说明两者之间不相关,让步比小于1则说明两者之间为负相关。1949年以后在社会平等上的努力成功地消除了以前的特权家族优势,在此意义上,我们希望让步比的结果是0.如果扭转社会秩序的努力成功地使1949年以前上层地位失去优势,则希望让步比的结果低于1.第二个是1950—1980年间出生者所受教育的年数和他们的家族是否在18世纪和19世纪取得过科举功名之间的线性回归分析。如果一些人的家族成员中在20世纪前至少有一个人取得过科举功名,那么这些人在20世纪也占有优势,那么我们认为这项指标的系数应该是正数。但如果他们在20世纪并没有优势,系数应该在0左右。如果积极抵制以前上层家族的成员并成功地导致了他们在20世纪受教育程度的劣势,系数就应该是负数。

  第三套计量是通过研究家族地位和家族成就的相关性来估计18世纪到现在社会秩序的变革和延续。我们用家族分支而非家族作为分析的计量单位,是因为家族分支更符合像当代的亲缘组织这样的社会意义上的单位。家族经常包括了同一个村子里的所有居民,由于太大、太分散,因而所牵涉的成员并不太清楚。在田野工作中,我们注意到一个村子里的家族基于一个比较近的先祖的世系可以分成不同的支系,这些支系的特征可能非常不同。家族分支对于个人的意义更接近亲戚网。

  对于34个在20世纪资料中有足够多成年男性记录的家族分支,我们计算出成功的总体计量标准。对于20世纪以前的家族分支成员,我们计算取得公职的比例、公职的平均收入等。我们设了一个姓名变量,因为我们最近的分析说明姓名实际上和其家族经济地位有关,条件好的家族愿意给儿子起有身份的名字,条件差的家族则相反。对于20世纪的家族分支成员,我们计算1930—1980年间出生的男性成员得到公职的比例,1950—1980年间出生的男性成员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以及这些人受教育的平均年数。然后根据这些标准对每一个家族分支进行了三种排序。其中一种是对所有的家族分支,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比如,对于历史上取得过官方职务,男性成员得到公职比例最高的家族分支排在第一位,其他的分支则依据得到公职比例排序。对于上面提到的其他标准也进行类似的排序。为了估计基于成就标准而定的家族分支排序的长期延续性,我们计算了历史上排序和当代排序的相关性。如果根据家族成就决定的家族分支排序长期延续,历史排序和当代排序的相关性就应该高。如果1949年平等化的努力成功,则相关性应该减弱。如果扭转社会秩序成功,相关就应该是负数。

  为了计量20世纪受教育和取得公职机会有效性的差异,我们还计算了地区内的排序和村子内的排序,以及他们的相关性。如果地区或村子在20世纪的发展速度很不相同,并且因此得到公职和受教育的机会也产生很大不同,就有可能减弱家族分支的所有排序的相关性,即使他们在地区或村子里的地位没有变化。相反,如果地区或村子在20世纪前就有优势,20世纪又发展很快,机会也最大限度地扩展,就可能提高家族分支在所有排序中的相关性,即使他们在地区或村子里发生了显著变化。

  

  四、统计结果

  

  (一)父子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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