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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伟 蒋亚隆:中国“文化迁都”论

更新时间:2009-03-03 09:58:23
作者: 蔡尚伟 (进入专栏)   蒋亚隆  

  

  今天的中国,有着发展文化的极佳机遇,同时面临着多种问题,尤其我国的全民文化创新活力长期不足,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强,影响了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与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推进。中共十七大报告专门提到“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并提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认真彻底地去分析原因,大胆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应该说,中国文化的政策性资源分布不平衡,北京身兼数职,同时作为多种领域的全国中心包括全国文化中心的状况是造成全民文化创新活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试图借鉴中外先例,提出一个“文化迁都”的方案,即通过搬迁在京的主要文化单位与人口,另觅新址建设中国“文化首都”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上述文化症状。本文就此与大家商榷。

  

  一、北京的文化资源过密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政策性资源不足

  

  本文所说的文化是“大文化” 概念,是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并举的文化概念,在社会部类上应该包括狭义的文化部门与教育、新闻出版、科技、卫生、体育等相关部门所涉及的领域。

  毫无疑问,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得天独厚”地坐拥了很多政策性文化资源。文化艺术方面,文化部直属单位基本上都在北京,如中国京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东方歌舞团(国家歌舞团)、中国交响乐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美术馆、中国画研究院等,北京拥有图书馆26个,其中有中国最好的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各种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328个,最近还新增加了中国最好的演艺场所国家大剧院。[1]再就大学这一重要的教育资源来说,自建国来北京地区就一直在全国独占鳌头。 1956年政务院首批确定了全国6所重点大学,北京地区有5所。1998年在全国确定的21所副部级高校,北京就有7所,占了三分之一。2008年,教育部网站显示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名单中,北京有23所,[2]其中既有带“中”字头的学校如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大都在北京,也有一些挂“北”字头,地位却等同于挂“中”字头的学校比如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才是北京地方的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学校。而地处西部教育强省——陕西和四川的教育部直属高校相加一共才9所(在陕5所,在川4所)。在科学研究方面, 据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网站数据,2006年北京地区有两院院士699人,占全国两院院士的50.1%。与此相对,号称西部科技大省,院士拥有量为西部第一的四川才拥有两院院士55人,不到北京的1/13,甚至地处东部,两院院士位居全国前列的科技大省江苏,两院院士也才91名,和北京相差近8倍。[3] 北京拥有中国最大最好的科技园区中关村, 2006年的国家级计划在研项目中,基础研究计划北京地区有69项,占全国的48.3 %,863计划北京有208项,占全国的23.2%,攻关计划北京有319项,占全国的28.1%。[4] 北京的医疗机构也是在全国相当密集的,拥有医院519个,[5] 其中有全国最好的综合医院——协和医院,另外还有北大医院、天坛医院、积水潭医院、301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等一大批享有盛名的医院。

  以上并不全面的资料已经充分显示了各种政策性文化资源在北京的高度集中。这种过度的集中还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一方面,与管理单位距离太近造成了各文化资源单位政治依附性过强,文化资源单位的官本位太强,出现了各种“条子满天飞”,“关系到处织”和 “跑部钱进”的问题,也造成了各文化资源单位依赖心理重,独立精神少的陋习。这在各文化艺术单位表现得特别突出,很多在京文艺单位俨然是行政机构,长于作行政性的资源聚集,没有真正独立化、市场化运行。诚然,在京部分文化资源单位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的国家意识形态功能大于社会文化功能 ,它们处于北京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样的状况在大文化领域普遍存在必然造成北京文化创新活力不足,文化产出不足。资源高度集中理应给国家带来文化的高产出和大繁荣,然而事实并不如此,在京的这些政策性文化资源单位的文化产出量与其资源占有量极不相称。北大、清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向这两所学校投入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却没有相应的产出,就拿历年教育部直属院校SCI论文统计排行来说。北大、清华这两所占用高教资源最多的学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发论文却并非处在顶尖位置。在1992——1997年的教育部直属院校SCI论文统计排行榜上连续六年位于榜首,SCI论文引用率自1993年——2002年连续八年居于榜首的,其实是占用国家资源少得多的南京大学[6] 。

  另外一方面,很多京外文化单位又过于缺乏资源。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文化发展所需资源严重不足,而文化发展成本又比北京高昂。比如要召开学术会议,或者举办文化交流会和展览,由于举办地区大都集中在文化资源集中的北京,在京的人士要去参加会议或者参观展览,坐着公交车或者打的即可到达,而地处中西部的人士要过去还得提前很多时间坐飞机或者火车,定好宾馆,花几千上万块钱才能够参与交流或参观展览,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都很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加重了京外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文化发展的负担,造成了这些地区的文化创新活力不足。

  由此可见,这种政策性的资源高度密集,既造成了北京的文化创新不足,又造成了京外的文化创新不足,从而使得我国全民文化创新活力长期不足,文化造血能力不强。如此一来,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长就会受到很大阻碍。

  

  二、北京身兼数职给自身城市建设带来的问题

  

  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年-2020年)对北京的城市性质定为:“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中心城主要承担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金融管理中心、教育科研中心的职能,同时具有服务全国的会展、旅游、体育、医疗、商业等功能。”[7]这一规划虽然没有再将北京定义为全国经济中心,但是北京毫无疑问仍然是北方经济中心。北京同时承担了如此多的职能,显得“功能过度”,这带来了很多问题。

  第一,这种功能过多带来了北京人口过多、迅速膨胀的问题。北京的“人口爆炸”让人触目惊心。16年来,北京常住总人口每年净增近20万人,流动人口每年净增量则超过20万人,相当于每年增加一座中等城市人口。截至2007年6月底,北京市户籍人口已达到1204万,流动人口总量为510.7万,全市实有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700万,[8]仅次于上海。与此相对应的是,北京交通堵塞严重,被称为“首堵”,北京房价高攀,甚至连2007年年末全国楼市都不太景气的时候仍然是“一片大好” 。[9]

  人口膨胀引起了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水资源不足,污染严重和古都的文化风貌遭到严重的破坏。首先是水资源不足的问题 。北京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在世界各国首都中排名百位之后,近几年每年缺水均在4亿立方米左右。根据《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总报告》,预计2010年北京市需水量将达到53.95亿立方米,其中城市生活用水13.35亿立方米。与多年平均可供水量相比北京市2010年将缺水12.62亿立方米。由于北京长期超采地下水,到2004年为止,已经形成了以朝阳区为中心的约1600平方公里的漏斗区,并引起地面沉降,道路塌陷等问题。[10]

  其次是污染问题。北京曾经被联合国评为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亚洲开发银行2006年12月15日在印尼日惹召开的一个关于城市空气质量的环境会议上发表报告指出,北京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为每立方米142微克,与西安、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和印度首都新德里一起成为了亚洲空气污染问题最严重的大城市,城市空气污染指数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安全水平的4至7倍。[11]最后,还有对古都北京风貌的毁坏的问题,现在的北京城区比20世纪初的北京大出了好几倍。而随着城市的扩张,老建筑如胡同、四合院等越来越少。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就曾经为保护北京的老城墙而奔走呼号,但是老北京城墙仍然被拆毁。虽然现在人们花了大价钱来修复了一段城墙供人游览,然而老北京城墙的风貌却永远不能再恢复了。最近10年间,老北京的胡同已经由6000多条锐减到2000多条,但愿北京城墙的悲剧不要再重演。

  第二,这种功能高度集中的城市模式使得各地,尤其是沿海纷纷效仿,还加剧了全国城市化布局的不平衡。我国的城市化布局表现在城市化方面,沿海和内地有着巨大的差别。“2006年我国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4.6%、40.4%和35.7%。……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为88.7%,其次为北京和天津,分别为84.3%和75.7%;城市化水平较低的是贵州和西藏,分别为27.5%和28.2%。”前三位和后两位的平均差距达到了55.05%.2006年我国12个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超2000亿元的城市中,只有重庆和武汉是在中西部地区。[12]沿海城市化进程明显高于内地带来的不利因素是很多的,比如东西部差距的拉大,影响国家和谐,这也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带来很大隐患,沿海地区,尤其是靠近台海的闽浙经济发达地区,一旦发生战事一般都会首当其冲。所以如果我们不早做打算,很可能使改革开放的成果遭受相当重大的损失。

  

  三、可能的解决之道:“文化迁都”

  

  既然北京的文化政策性资源过度密集,北京的城市功能过多,造成了北京的人口压力过大,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那么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 “文化迁都”了,即保留北京作为首都的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金融管理中心的功能,而将其所拥有的全国文化(包括科研教育)中心功能剥离出来,保留各相关管理部门,而把在北京的主要文化执行单位搬迁到中西部那些文化政策性资源缺乏的地方去。

  “文化迁都”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能协调各地文化资源,增强原来的国家级文化单位的独立性和创新能力,减轻京外文化资源单位的负担等。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能够减轻北京市的人口压力,能解决或缓解北京由于人口膨胀带来的的一系列问题。

  那么到底有多少文化人口可以从北京迁出去呢?据数据显示, 2005年,北京市“有51所普通高校和115个科研机构培养研究生,共有在学研究生16.5万人,……共有普通高校79所,普通本专科在校生53.67万人。”[13] 两者相加大约为70万人,如果真的进行“文化迁都”那么除去北京的本地学校和清华、北大这样的和北京有着深厚的地缘血缘关系的学校外,其他的中央级学校大都可以般走,估计至少能搬走40万人,再加上教职工和相关的生活生产服务单位,保守估计也有50万人。 2005年 “北京文化产业活动人员总数55.3万人。”[14]如果能够实行“文化迁都”的话,加上相关上下游产业和饮食服务业人员,保守估计能搬走30万人左右。2005年北京市科学技术人员达到了143.5万人 [15] 科技活动人员(personnel engaged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383153人,其中科研机构100583人,高等院校45295人。企业224217人,其他13056人。中央197547人,地方185606人。[16]如果实行文化迁都,保守估计也能迁走100万人。2005年,北京市有“卫生人员总数156969人”,其中“ 全市医院职工人数121043人,市级医院职工人数28321人,区,县级医院职工人数34633人综合医院职工人数89030人。”[17]如果实行迁都,保守估计也能迁走5万人。以上四者相加并剔除重合部分,保守估计也能迁走160万人左右,相当于一个大型城市的人口。如果真能都搬走,北京就可以大大地缓一口气了。更重要的是,如果真的能够搬走这些机构和相关人口,建设好一个新的文化首都,中国的文化创新局面也将为之发生巨变而焕发出勃勃生机,我国的区域政治经济布局也将趋于合理。

  

  四、“文化迁都”的学术背景和国际先例

  

  北京的文化资源密集和职能过多带来了如此严重的各种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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