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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

更新时间:2009-02-25 14:11:28
作者: 李若建  

  

  [内容提要]论文初步描述了反右运动中没有受到注意的一些现象,如基层反右运动的时间、右派分子的职业与分布、为什么成为右派、谁把谁打成右派等等。根据对反右运动的深入分析,认为反右运动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当年社会流动模式、组织内部矛盾、手段与目标冲突的必然后果。

  Abs 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 tigate some aspects in theanti-rightis t campaign that have so far gone unnoticed,such as thetiming of the campaign at the gras s -roots level,the profes s ionals tatus and dis tribution of the rightis ts ,why they become rightists and who make them so ,etc.The author sugges ts that the main causeof the anti-rightis t campaign lies in the social migrating model,thecontradictions ins ide the organizations,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means and the end of the campaign.

  

  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给后人留下了太沉重的话题。当年的55万多名右派,加上以其他相关罪名被处罚的过百万人,在耗费完他们一生中最精华的岁月后,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带着冤屈离开人世,其余的也年逾古稀。今天研究这场悲剧的目的,并非指责也不是伤感,而是期望让这种悲剧在中国不会重演。

  

  一、反右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重新评价反右运动,给右派分子平反摘帽,也引发了许多关于对这场悲剧的回忆和研究。当事人的回忆具有资料价值,但往往是一种悲愤与无奈心情的表露,缺乏学术探索。现有的学术研究主要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去分析这一政治运动,把研究焦点聚集在中共高层领导的决策(如"阴谋论"、"引蛇出洞"等等)和少数精英右派(如个别高级官员、著名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领导人等等)身上,这些研究让人觉得有些不足。其实反右运动的事实真相与许多描述有很大的差异,主要有几方面:

  第一是运动进行的时间,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县一级行政区域,反右运动是在1957年底,甚至于1958年初开始进行的。个别地方,如西藏是在1958年4月才开始整风反右运动!",比最早开始反右运动的地方几乎迟了一年。这也就是说,在广大基层的反右运动,是在"阴谋"已经成为现实后才开始反右运动,因此基层反右是"阳谋".还有少数地方,如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在1959年后还把少数人划为右派,打右派分子已经成为当年打击异己的一种手段。

  第二是右派是什么人?一般认为,右派是知识分子,这并没有错,但是右派是哪一类知识分子,却少有人注意。根据大量的地方志和地方文献记载,半数左右的右派是中小学校教师。1957-1958年河南省有7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教师4.1万人,占58%,是笔者所见到省级右派职业构成中,教师比重最高的。在河南省内部,一些地区右派中教师的比重更加高。55万多名右派当中,绝大多数并非著名人士,而是受过一点教育的普通人,在本文中称之为"庶民右派".不研究这些庶民右派,就无法真正了解这场运动。

  第三是右派分布在什么地区?这也是被忽略的问题之一。过去受到关注的往往是工作生活在大城市的右派,其实绝大多数右派工作生活在小城市和乡村。而且越是基层,右派的比重越高。四川省截止1957年12月底,划右派12676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5.63%.省级机关共划右派1125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3.84%,省属市和专、县两级机关划右派11551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5.89%.

  在有的地方,反右运动甚至一度扩展到农村,河北省保定地区农村对生产不积极的社员、瞒产者、打牲口、不愿交公粮者、贪污者,喊成"右派"多户的村庄,竟摸出65户右派。有的合作社把斗争了的对象,都扣上右派帽子。不过这种乡土右派,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很快中共中央发文指示不在工人农民中抓右派。

  第四是右派分子为什么被打成右派?这个问题过去经常被认为右派分子是因为言论而成为右派。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右派分子之所以成为右派,并非他们在反右运动之前的整风运动中有什么"反动"言论,而是在整风之后,甚至不少人在1958年才被罗织罪名的。

  第五是在反右运动时期还有什么人被整肃?由于反右运动的影响很大,同时因为右派分子中社会精英多,因此当时发生的一些政治运动被忽略了,比如在工人、农民中间划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南方和西北地区划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分子,在福建省划的"不纯分子"等等。同时在反右运动中,除了划右派之外,还划了数量庞大的"中右分子",甚至有一大批人既不是右派分子,也不是中右分子,仅仅是所谓的"因右(右派言论、行为)"问题而受处理。在这一时期,形形色色被处理的人到底有多少,没有见到全国性的公开的统计数据公布。云南临沧地区划右派331人,同时受批判处理达6327人。笔者根据各地方性数据,作保守估计,当时被处理的人数大约在150-200万人之间。

  第六是谁把别人打成右派?当年的高层领导,特别是毛泽东对反右运动有重要影响,但是这么一件涉及数千万人参加,有55万人成为神坛祭品的运动,没有一个社会基础是不可能的。每一个右派的身后都有一个或者是一群把他踩入社会底层的人,这些人是什么人?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七是右派的命运如何?虽然右派的命运是悲惨的,甚至于发生过甘肃酒泉"夹边沟"那样的令人发指事件,当年被押送到这里的3000多名"右派",不到一年时间,先后就有2500左右人死在了这里。(有官方的资料是有2369名右派和定为其他分子的人员送往夹边沟等农场,到1961年先后因饥饿、疾病和过度劳动造成1165人死亡。死亡人员中有大学教授、县委副书记、县长、副县长。不过另一官方资料表明,会宁县送往夹边沟32名右派中,仅仅生还8人)。甘肃省永登县右派被劳教21人,过非人生活,致使绝大部分人死亡。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中的一员,其命运是相对好一些。从右派分子与其他"五类分子"命运的差别上,多多少少让人觉得不能简单用阶级斗争的视角去分析反右运动。

  第八是要指出的是与文化大革命前的几次政治运动,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等等相比,反右运动是最受到关注的,为何反右会特别受到关注?这一现象值得探讨。

  笔者相信弄清上述问题,有助于看清反右运动的实质和全貌。但是由于能够说明问题的历史档案还没有开放,因此这种研究,更多是一种推测。本文不可能全面研究反右运动,也不可能回答上面提出的种种问题,只是试图用社会学的视野去剖析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别的年代,同时也期望今后也可以用这一视野去看中国当代社会的巨变。本文的着眼点不是那些著名的精英右派,而是庶民右派,期待对庶民右派这一个右派主体的研究,尝试解答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些问题。

  

  四、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

  

  社会学界对于反右运动的关注不多,特别是对于基层反右运动的研究更加少,笔者在文献检索过程中还没有发现。其实反右运动本身,对正确了解中国社会变迁,甚至于了解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都有很好的启示。

  (一)个人命运与社会变革的思考

  对于社会变迁的研究来说,个人与变迁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研究视角。个人究竟对社会变迁会有什么作用,而社会变迁又如何决定了个人的行为和命运,在实证研究的层面上,这些问题是很难有答案的,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又实实在在地描绘了多姿多彩的人类社会。台湾社会学学者林端总结出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的社会学研究强调的是一种介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社会形态学",注意到个人、群体、国家是包含在社会演变中的,或许埃利亚斯的思路对研究、理解反右运动有所帮助。

  埃利亚斯在其早年对文明变迁的研究中指出:

  事实上在历史中没有任何一点表明,这种改变是由个别人抑或个别团体通过目标明确的教育来"理智地"加以实现的。改变作为整体来说,是没有计划的;可其完成并非没有一定之规。

  埃利亚斯不把历史变迁的原因太归因于个人,如果他的观点正确,那么我们也没必要把反右运动简单归咎于某个人,或者某一批人。那么谁应该为社会变迁负责,埃利亚斯则认为:

  单个人的计划和行动,感情的冲动和理智的律动,都一直是或配合或对立地相互交叉而行。这种单个人的计划和行动根本性的密切交织会招致出并非个人策划与创造的变迁与形态。从相互交织的关系中,从人的相互依存中,产生出一种持殊的秩序,一种较之单个人所形成的意志与理性更有强制性和更加坚实的秩序。这种相互交织的秩序决定了历史变迁的行程,也是文明进程的基础。

  也许正是埃利亚斯所说的"秩序",决定了基层反右运动发生的必然性。

  (二)基层反右的社会学解读

  基于上述的思考,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三个方面去解读基层反右运动。第一是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第二是组织内部矛盾的解决模式;第三是革命过程中的目标与手段背离。

  1、社会流动模式

  在笔者先前的一些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流动模式的观点,这里简要复述一下。在本文中,社会流动模式界定为社会流动的渠道、机会、社会精英阶层的更替。这种流动模式的改变可以从两个方面讨论:一是流动渠道,二是流动的机会。

  (1)流动的渠道

  1949年后,中国的社会流动渠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过去的社会上层被打倒在地,大部分旧的社会精英失去往日的威风。但是新的社会流动是通过一条完全不同的渠道进行。有海外学者对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流动用了一个"政治录用"的概念,指出"积极分子、干部和党员,这三种核心政治角色主导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人员安排".积极分子是政治录用的第一步,在官方的观点中,政治"正确"是成为积极分子的根本因素!"#.当时社会流动的主要条件可以用下面的式子表达:

  家庭出身+本人政治表现+上级领导赏识程度

  要做到政治上的正确,就必须紧跟上级。为了达到向上社会流动而紧跟形势,恐怕是当时不少人的行为动机。因此可以认为建国初期社会流动渠道的改变,改变了人的价值观念也改变了人的行为,这种以政治正确为导向的社会流动渠道,对1949年后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众行为,至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一时期,体制内的社会流动没有制度化,政治表现主要在政治运动中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政治运动成为有抱负者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时机。观察一下改革开放以前几次政治运动,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政治运动后有大批的人得到晋升。各种政治运动成为社会精英更替的主要方式,在每一次运动中,多多少少有旧的精英下台,也有新的精英登场。

  当年土地改革后,农村涌现出一大批土改积极分子,这批人中不少成为农村干部和政府基层干部,过去对这批人有一个称呼,就是"土改干部".在建国后第一场比较大的政治运动"三反"运动后,据不完全统计,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行政区在三反运动后几个月,共提拔88400余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即有5649人(缺华北数字)。

  仅仅是福建省在"三反、"五反"运动,有2794名工人在运动中被择优录用为国家干部。

  如果福建省的情况可以推断全国的话,估计在运动中有10万名左右的工人被提拔为干部。1959年全国提拔县处级干部近6万人,县处级干部比1957年增加18.7%,原因一是大跃进,二是填补被划右派的空缺。年初"反右倾"后,福建省漳州地区干部严重缺乏,全区共缺县级干部198人,区级干部1335人,因此提拔一批干部到上述岗位。

  运动也同样造成了大量的基层干部的替换。文革期间则对社会精英作了一次大规模的重新洗牌。政治运动具有社会流动这种功能,是吸引人投身运动,把运动进行的轰轰烈烈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缺乏制度化的社会流动机制,一些个人抱负与政治野心被混淆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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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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