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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大众传播与新公共性的建构

更新时间:2009-02-25 13:58:30
作者: 陶东风 (进入专栏)  
至此我们可以讨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大众传播创造的这种新的公共性与机构化政治权力的关系是什么?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大众传播所创造的公共性类型是一把双刃剑。在由大众传媒创造与维持的新政治领域,政治领袖可以通过以前没有的方式出现在其臣民面前。政治领袖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受到媒介的中介化。臣民对他的忠诚或反抗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被传媒建构。显而易见的是,技巧圆熟的政治家可以利用这一点。他们可以通过精心设计自己的自我表征,通过巧妙安排他们在现代政治的中介化领域的可见性(公共性)来获取民众的信任与支持。正如汤普森指出的,“今天可见性(公共性)的设计已经被广泛地视作机构化政治的重要方面。”由于大众传播的优势,这种设计行为极大地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现代的政治家不仅频频地出现在本国的观众面前,而且在世界的观众面前“登台亮相”。现代政治的中介化场所在是全球性的。话说回来,虽然大众传播为政治家的可见性(公共性)的设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乘之机”,但是它也为政治家与政治权力的运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在大众传播出现之前,政治家能够把可见性设计行为控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如参与者有限的集会)中,而作为整体的全体居民则难得一睹其尊容。他们的权力合法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通过这种距离来维持的。今天的政治家则已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控制可见性的设计,现代政治的中介化领域以传统的集会与法庭所无法想象的方式向大众开放,而且大众传播的本质决定了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可以通过传递者无法监视与控制的方式被接受。这样,大众传播所创造的可见性可能也是一种新的脆弱性的来源。今天的政治权力运作发生在越来越看得见的领域,美国的军队在东南亚的部署,或在南非发生的镇压示威活动,都是在新型公共领域中的演出的,可以同时被成千上万散布于全球的个体所“目击”。这样,政治权力的运作从属于一种全球监视类型,这种全球监视系统在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出现之前当然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思议的。正是这种新的全球监视可能性使得政治行为带有前所未有的风险。无论有多少政治家寻求精心设计并控制他们的公共形象,但这个形象仍然可能逸出他们的控制,削弱他们已经或正在寻求的支持。政治领袖可能毁于一次情绪上的偶然失控,一次即兴的失当评论,或一次思虑不周、判断不慎的行为。权力的丧失可能是在一瞬之间。总之,“大众传播创造的可见性是一把双刃剑:今天的政治家必然持续地寻求操纵它,但不能彻底地控制它。被中介化的可见性是现代机构化政治的不可避免的条件,但它对于政治权力的运作同样具有不可控制的结果。”(汤普森)

   不过,最关键的还是大众传播所处的具体政治体制环境,亦即大众传播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相关联。汤普森所说的“现代政治”大约是指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这种政治生根于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土壤中。而在一个竞争性的、舆论相对自由的现代民主社会中,大众传播常常不能控制在某一个政治力量的手中,而是各种政治力量共同争夺与使用的工具。正是这种多元的竞争格局,使得某个党派的政治家不能彻底控制、更不能垄断大众传播。换言之,各种政治力量常常都可以利用大众传播来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多元的政治格局与多元的大众传播形成紧密的相互联系与相互支撑。这也就是说,民主的政体是大众传播不至于与极权主义政治联姻、彻底落入某党派的控制的前提。人们经常谈论的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利用大众传播来推行极权政治,从反面证明,抽象地谈论大众传播是有利于还是有损于公共生活或民主政治是没有意义的。大众传播既可以是极权主义政治的帮凶,同时也可能是民主政治的良友(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所谓民主监督离开了大众传播是不可思议的)。这主要取决于它生存于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

  

  

  

   汤普森对大众传媒的辩护自有其一定的启发意义,但也存在不少盲区。

   首先,汤普森没有分析媒介化的公共事件和媒介化的私人事件的本质差异,对于私人事件的媒介化的严重后果缺乏警惕。事实上,无论是与公众利益相关的公共事件,还是无关的私人事件,在大众传播的时代都必须经过传媒化才能获得可见性,这就会产生这样的可能:与公众利益无关的事件获得了可见性(如果得到媒体关注),而与公众利益攸关的事件却没有获得可见性(如果没有被媒体关注)。但问题是获得了可见性的私人事务本质上仍然是私人事务。比如,我们不能认为没有被曝光、因此无法获得被媒介的公共性的公共交通事故、煤窑瓦斯爆炸或大规模劳资冲突就不再是公共事件,不再具有公共意义,只能说它们被人为地剥夺了公共意义,被阻挡在了媒介化公共领域之外;也不能认为像私人艳照、明星亲属的生理缺憾等完全与公众世界无关的事务,因为被媒体大肆曝光就获得了公共意义。恰恰相反,公共事件的“私人化”(人为驱逐出媒介公共领域,剥夺了公共性)与私人事件的“公共化”(伪公共化)正是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和批判的消费时代,特别是中国式畸形消费主义时代的媒体病。这种病症既是对私人领域侵害,也是对公共领域的毒化。一方面,私人事件因其进入了公共媒体而获得了可见性,不再成其为“隐私”,并因此而侵犯了私人利益(侵犯乃至摧毁私人领域的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公共化,使之不再具有隐蔽性和私人性);另一方面,本来应该关注、谈论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件、公共问题的媒体,因其热衷于上传艳照、炒作艳照内幕、披露明星隐私、炒作明星绯闻而远离了真正的公共问题。这实际上是对公民权益的严重侵犯,因为这样一来,公民的切身利益在公共领域得不到保护,损害公民的政治权利的现象也不能得到媒体的应有关注,无法成为公共事件(遗憾的是这实际上就是目前中国大陆媒体的突出症候)。因此,私人领域的公共化与公共领域的私人化是同步进行的,是一个分币的两面。其结果不仅是侵犯了私人利益,同时也毒化了公共领域,使之伪公共化。

   其次,汤普森谈到了大众传播所创造的公共性类型是一把双刃剑,政治权利集团既可以利用它,面临它所带来的风险。但是却没有关注大众传播所处的具体政治体制环境,亦即大众传播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相关联。比如在一个竞争性的、舆论相对自由的现代民主社会中,大众传播常常不能控制在某个单一政治力量手中,而是各种政治力量共同争夺与使用的工具。正是这种多元竞争格局,使得某个党派的政治家不能彻底控制、更不能垄断大众传播。换言之,各种政治力量常常都可以利用大众传播来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多元的政治格局与多元的大众传播形成紧密的相互联系与相互支撑。也就是说,民主政体更能够有效防止大众传播与极权主义政治联姻、彻底落入某单一权力集团的控制。人们经常谈论的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利用大众传播来推行极权政治,这从反面证明,抽象地谈论大众传播是有利于还是有损于公共生活或民主政治是没有意义的。大众传播既可以是极权主义政治的帮凶,同时也可能是民主政治的良友(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所谓民主监督离开了大众传播是不可思议的)。这主要取决于它生存于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1999).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Jürgen Habermas(199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public sphere(translated by Cao Weidong, etc).Shanghai: Xuelin Press.]

   [2]约翰•汤普森(2005).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南京:译林出版社.

   [3]J. Thompson(1994). Social theory,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life. in The Polity Reader in Cultural Studies. Pol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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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传媒报告》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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