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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秋:知青苦难与乡村城市间关系研究*

更新时间:2009-02-21 17:59:33
作者: 刘亚秋  

  

  摘要:乡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并不仅仅表现为已经形成的二元对立关系或者简单的城市化农村的问题。知青当年遭遇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城乡间的不平等格局以及乡村社会的劣势地位。一方面,知青诉说农村生活之苦,而这恰是农村内在苦难的一个镜像;但是,另一方面,知青又进行着似乎与此对立的话题,如“回乡”。对“遥远清平湾”的乡愁式的追溯,同样构成了知青关于农村话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这样乡愁式的乡村城市关系在今天依然是一股不可忽略的暗流,并往往被忽视。知青对当年农村生活经历的情结特征,某种程度上恰恰展示了城乡关系的复杂纠葛。

  关键词:知青;苦难;乡村;城市

  作者简介:刘亚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北京100720)

  *本文所研究的知青都是下乡知青,基本上不涉及回乡知青。事实上,回乡知青在一些人看来具有更多的艰辛,因为他们被命定地走上回乡的道路。同是在农村,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的苦难是很不相同的。参见陈新意:《从下岗到下放:1968—1998》,《二十一世纪》1999年第56期。

  

  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一直是1949年以来、甚至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之劣势地位更是一直令人困惑。“向上追溯三代或者四代,你们家就是农民”,此种说法不时出自某些城市人之口,如此朴素的观点却暗示了城乡之间的微妙关系。更有人提出“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不过,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理解农村终究难以脱离城乡之间的关系命题。知青当年遭遇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1949年以来城乡间关系的一个构成部分。不管是否出自自愿,那一代城市青年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走上了从城市进入乡村的道路;他们在农村生活若干年后,其中的绝大多数又重新走回了返城之路。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也正是乡村遭遇城市的过程。若干年后,持续不断的知青话语依然饱含城乡命题;而且,具有城市身份的知青回忆始终没有脱离宏大的城乡背景,甚至可以说知青话语一直内在于城乡主题。因此,当代知青的城乡情结对于认识城乡间的纠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透过知青的城乡情结,从知青(社会)苦难角度来探索中国社会特有的城乡关系问题。

  

  一、相关视角及其批判

  

  (一)城乡关系研究的传统二元思路及其道德观照

  关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主流学术界一直将它描述为一种对立(或者对比)的关系,如城乡二元模式的论述。①[城乡二元格局在中国社会具有非常长的历史传承。从当年知青上山下乡到现在,农村与城市的关系有一些微调,如户籍制松动后的民工潮等,但是城市与乡村关系的底色———二元话语以及二元认知图式已经形成。本文不立足于城乡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和不同时代特征的角度,而是寻找此种历史进程中的内在表达,如从社会(知青)苦难角度来看待城乡之间的复杂纠葛。]关于二元对立模式,有一个非常长的政治政策背景和研究传承,如从“剪刀差”中城市剥夺农村、到户籍制限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再到民工潮中城市对农民工的歧视以及农民工在福利待遇上所遭遇到的城乡差别等。我们认为,这样一个论述是非常强有力的,对于现实的针对性也是非常强的。不过,它们都把持着一种道德立场。

  应该说,在农村问题研究上,我们需要已有的道德立场。因为不这样,似乎不足以震撼人的心灵。如吕新雨正是通过对纪录片《毛毛告状》的阐发,表达了她的关怀。①「吕新雨:《“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关于电视纪录片〈毛毛告状〉》,《天涯》2006年第3期」在她的分析展开中,可以感受到,在城乡关系中,城市是有原罪的,城乡之间存在着一种孽缘关系。这种饱含情感的理智分析,往往显得更加有力。其他的研究,如从城乡收入差距角度,或从农村社会保障角度进行的问题研究,也具有比较强的针对性。

  不过,这样的一种分析显然还不够。因为,它在强调这一方面社会现实的同时,事实上也在遮蔽或者忽视另外一种社会现实。城乡关系事实上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尤其在具有历史沿革的问题中,我们不能仅从一种立场或者精确的统计数字方面着手。事实上,可以从一些文学或文字中体悟到,城乡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为简单的社会公正问题,如剥夺与被剥夺、平等与不平等,而是可以看到更加复杂的关系。如关于乡土资源的讨论,②「黄平曾提出,西部或者农村边缘地区从现代经济理性角度是不适宜居住的,不过,几千年来,人们不仅在那里居住,而且表露亲情、自信以及互助,他认为这是另外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参见2004年12月18日“中国小康社会与小康指数”学术研讨会发言(北京)。另外,范丽珠认为,乡村普遍存在的民间信仰活动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性公益活动的治理功能。参见《公益活动与中国乡村社会资源》,《社会》2006年第5期」当然,这在某种角度来看,可能是一部分人的自相情愿,但是,它也呈现出另外一种形式的乡村模样,而不仅仅是受苦受难、等待被改造的农村形象。这样的分析会有利于对农村形象的梳理,并促使我们对“真实的农村面貌”以及城乡关系进行其他面向的探索。

  (二)知青苦难对于城乡命题展开的可能性

  本研究的立意在于,不仅仅从城乡收入差距角度和城乡间社会保障差距角度以及简单的城市化农村的角度,也不仅仅从社会不平等的单一角度,而是试图从知青对农村的观念以及行动中,寻找城乡关系的连结点;通过这样一个连结点,我们试图阐释,城乡之间具有更复杂的关系(如缠绕关系);从社会公正角度,它展现的又是一种多维度的社会公正问题以及制度公正问题。

  事实上,长久以来,中国也不存在纯粹的农村问题或者城市问题,二者的交织正形成着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③「秦晖认为,中国目前情况下,不存在纯粹的农村问题。参见秦晖:《农民流动、城市化、劳工权益与西部开发———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公民权问题》,《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但是厘清二者之间的关联,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而不能仅从统计数字,或者如二元对立的视角来观看中国的乡村与城市。同时,我们认为,就知青研究这个领域而言,知青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以及彼此之间的生活认识,也应该是知青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但是,这些却经常遭受知青研究者的忽略。

  我们也希望能从城乡关系角度走出知青研究自恋式的探索,如单一的知青苦难研究、知青主流文化讨论等等。

  以往针对知青生活史的研究,面对知青个体的连贯的多枝节的生活,研究者往往不得不做一个果断的“截取”,“做”出一个分析事件或者研究主题,这带给我们启示的同时,也掩盖了知青纷繁复杂经历的其他方面。因为,在研究主题之外,肯定存在没有被表达出来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欲望以及他们的痛楚。目前,对于城乡关系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同时,知青文学或者知青回忆录乃至知青方面的学术研究,在面对农民这个问题上往往更是如此。也如一些知青小说,虽然会展示出“正统”学术外的知青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主题,但是缺乏一种系统、全局的眼光。如最近以来,所谓“后知青文学”出现了农民角度的小说,如《大树还小》等,④「刘醒龙的《大树还小》(中篇小说)展示了农民眼中的知青故事,在农民看来,知青没有一个好东西,好吃懒做,偷鸡摸狗,将垸里的年轻人带坏。参见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视角却也显得有些偏狭。当然,知青小说所描述的生动现实,往往会展示出这样一种关系,即恰恰是我们要寻找的社会科学主流研究之外的那种被忽略的城乡关系。而关于知青学术研究方面的脸谱化现象更加严重,更加缺少城乡视角方面的探索,①「徐友渔曾说,在知青所写的回忆和反思文章中,过去的一切,方方面面,都被缅怀、回味、咀嚼,不论是受苦还是受惠,所有的人都尽力表达各方面的酸甜苦辣。但令人吃惊的是,广大农民明明也是上山下乡运动波及到的一方,但从来没有文章从农民的角度作评论和检讨。从来没有人论及下乡政策和知青的所作所为,是增进还是侵害了农民的福利。参见徐友渔:《知青经历和下乡运动》,《北京文学》1998年第6期」这样的忽略甚至包含在知青们的很多回忆录或反思文章中。对于知青个人,当然我们无法苛求他们跳出个体而具有普遍的反思性;对于研究者而言,却恰恰需要具备这样的胸怀。

  本研究试图从知青的社会苦难角度,来展示城乡之间的复杂关系。因为知青下乡事实上就是城乡之间的一次大相遇;从知青下乡到现在,关于知青与农村之间的话题并没有间断,1999—2002年间,我们曾经访谈过20多位男女知青,稍后笔者也曾不集中地做过知青访谈以及参与观察,另外,知青文学和知青的回忆依然继续着,尽管这其中的立脚点多在知青个体或者知青群体,但是,期间不时闪现出“农民”、“农活”的字眼,这恰恰说明农民和农村正是上山下乡运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说明学术研究应该关怀这样的一种事实。当年的知青如今已经年过半百,相信他们关于城乡的体验,即关于知青经历所展示出来的农村讲述,会提供给我们另外一种视角观照下的城乡关系。

  本文主要以知青苦难作为落脚点,并以此为基础,来展示知青的城乡身份及其痛楚。事实上,知青个体或者群体的苦难是混杂在城乡不平等的现实关系中的。②「如有学者提出:“如果知青承受的是一种不公正的命运,那么实际承认了城乡间同样不公正的一种权力。而知青们倾诉的苦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是由这种不公正的背景决定的么?”参见易秀芳:《情系黄土———知青反思小说之陕北情》,《宜春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即,如果说我们认为存在这样一种知青类型的苦难,那么,这个苦难的缘起就是知青下乡,其苦难不仅昭示着农村的艰辛,也展示了城乡相遇后知青的不适以及迷茫甚至痛苦。而归城后部分知青的“思乡”也恰说明了知青苦难与农村之间是蕴含着复杂的关系的;从某种角度而言,它首先体现了社会体制内在的苦难以及知青个体或者群体在心灵上的苦难,另一方面又展示了城乡间乡愁式的关系存在。

  

  二、知青苦难与城乡关系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暗合

  

  从现有的关于知青的研究资料中得知,当年知青下乡的目的有一种“就业说”。国家为解决城市就业,将知青安置到具有“广阔天地”特点的农村去,而没有顾及当时农村的状况。事实上,据很多知青反映,当时农民的生活也不好;而大批知青下乡,对农民造成了事实上的冲击。

  到那不久,我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地的农村社员,对知青有着一种畏惧和戒备的心态。好多次,走在长长的田埂上,不管知青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狭路相遇的农村社员,不管是担挑的,背背篼的,牵牛的或是其他扛东西的,不管身上负荷多重,都要老远就跳下田埂进行回避,给空手轻装的知青把路让出来。那情形,可能40年代的“良民”遇见“皇军”,也不过如此。时间长一些,跟生产队的社员混熟了,才知道,那种遇知青如遇土匪的畏惧和戒备,都是前两年那批“红卫兵知青”———我们的兄长———给闹腾的。

  ……

  那时在男知青当中,没有偷过社员家的鸡,是胆小鬼的象征,会被别人嘲笑,所以,为了不被别人看不起,你无论如何都得去体验一回。这偷鸡作业,通常采用“顺手牵鸡”的方式,赶场或串门时,看到路边有鸡,先略微观察一下周围情况,如果是几个人同行则由专人担任警戒和掩护,然后用打麻雀的弹弓,瞄准鸡的脑袋就是一粒石子,中弹的鸡往往只能耷拉着脑袋在地上伸腿,这时快步上前,一手抓着鸡,一手把鸡脖子一拧,就再不会听到鸡叫了,最后把鸡往军布挎包一装便完事大吉。丢了鸡的社员,基本上没有“吃了豹子胆”要找知青索要的,发觉鸡被偷了,都只有自认倒霉。当时在农村的知青,受到政策的保护,是农村中一个特殊的群体,“贫下中农”并不敢公然欺负。①「李复奎:《难忘的知青岁月》,《中国社会导刊》2005年第7期」

  此种文字并不是有意站在农村的立场上来“控诉”具有城市身份的当年知青所为,而是试图说明,事实上,当年农村并不真正需要他们,反而有时候把他们当成负担。而且,如果考虑到农村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来看(如剪刀差),那么农村的这次责任承担也一样意味着剧痛。

  那个时代没有下岗工人,却有数百万知青到农村,去分食农民本已填不饱的碗中餐;全国城镇,不知有多少待业青年就业无门,知青和待业青年的总数,不知是今天下岗工人的多少倍。②「梅桑榆:《历史是否可以随意抹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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