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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史料价值拾粹

更新时间:2009-02-19 20:25:46
作者: 沈志华 (进入专栏)  

  

  【摘要】历史研究者必须遵守“言必有据”的准则,因此他们讲述的历史过程往往是不连贯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提供了许多足以把原来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例如1949年中共与美国接触的方针和策略、杜鲁门声明发表后中共的态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初文本的起草、中共发动解放台湾战役的设想及其变化以及斯大林决定苏联空军参与朝鲜战争的时间问题等等。

  【关键词】周恩来,中苏关系,中美关系,朝鲜战争

  

  在笔者看来,历史研究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以及不断增加的构件反复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认知、经验和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故事。但是,历史研究者必须遵守一个准则,即言必有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所以,历史学家讲的故事往往是不完整的,在他们那里,历史的链条总是断裂的。而历史研究者的工作,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不断发现和发掘出来的史料的基础上,逐步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期历史学家反复研究的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的口述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

  历史研究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某些核心档案的缺失,研究者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无法拼装完整的图像,无法讲述完整的故事,而只能等待新的档案文献的问世。在笔者涉猎的中苏关系史研究中,这样的经历就有很多。2003年笔者的专著《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出版不久,外交部档案馆对外开放,其中解密了大量有关苏联专家的档案,使笔者立即萌生了修订该书的念头。眼前又有一例。2008年2月,人们期盼已久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1]终于问世了。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的这三册文献集中,尽管只有1949-1950年一年半的文件——这说明《周文稿》在数量上将大大超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但是却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许多足以把原来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笔者仅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角度去考察,就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案例。

  

  关于中共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接触的方针和策略

  

  1949年夏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秘密接触的历史过程,曾经引起冷战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人们在讨论中共与美国关系的起源时,几乎都要提到这段历史。双方接触的最后结果是:美国政府禁止司徒雷登前往北平会见中共领导人,而毛泽东发表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宣言。这一结果说明了什么?中共和美国政府在接触过程中究竟如何看待对方,采取何种策略?研究者提出了各种看法,美国国内甚至曾掀起了一场“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讨论。此前,研究者利用的史料基本上都来自美国,即美国公开的档案文件和司徒雷登的回忆录。[2]人们可以看到的唯一来自中国的材料,只有几页纸的当事人黄华的回忆。[3]总体说来,因为美国的档案比较完整,对于中美双方每次接触的过程,司徒雷登均有详细报告,国务院也有回复,所以研究者对事情大体过程的描述是清楚的,对于中美各自的立场和策略的分析也是合理的:双方都保持一种既留有余地又谨慎小心的姿态。[4]不过,美国国务院与司徒雷登的往来电报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美国的立场和态度,而对中共的策略考虑,则只能依靠美国人的转述和当事人的回忆进行推断,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周文稿》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其中反映当时中共对策及思考的比较重要的史料有:

  1949年6月9日,中共南京市委将黄华与美国大使接触的情况及司徒雷登有意面见周恩来的情况电告了中央。6月14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复电南京市委:司徒雷登及其秘书傅泾波如再要求来北平,可同意其“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学一行”。至于是否与周恩来见面,“待其到北平后再定”。[5]

  6月18日南京市委报告:“司徒雷登最近得到美国国务院指令,赞成其与中共联络,并希望司徒雷登返回美国两个月后,暂时以私人身份(解除大使职务)回北平,将来承认中国新政权时,重新任命其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期间,以美国大使馆参事周维陆与中共方面继续保持联系。”由于司徒雷登没有提到返回美国前要去北平之事,电报特别请示,是否需要暗示司徒雷登,“使他主动提出去北平要求”。6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电告南京市委并华东局:清华大学校长陆志韦已“去信暗示司徒,如请求来平,可能得到中共许可。他如不再提,我们暂时不必表示,以观其变”。毛泽东又特意在电文中加了一句:“待他返美前约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6]

  6月28日南京市委电告:6月27日傅泾波见黄华称,司徒雷登因“亟须回国”,“加以国会内部意见庞杂”,“恐不能去燕京大学”。黄华当即指出:司徒雷登本人月初曾表示欲北访燕京,而中共中央是否同意,尚未获得指示。如司徒雷登希望北上,愿去电问明情况。傅表示同意,但试图要中共方面主动邀请司徒雷登北上,并允许其乘留在南京的美机去北平。6月28日黄华拜访司徒雷登告知:中共中央“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仍表示此时不便北上,但决定将此事报告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决定他有无必要去北平。黄华表示,是否去北平,由司徒雷登考虑决定。6月30日,周恩来电告南京市委并华东局:责成黄华严格按照28日中央的说法答复司徒雷登,并特别叮嘱说,司徒雷登北上燕京及与中共当局会面两事“均为司徒所提出,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电报还说,司徒雷登北上只能乘火车,不许乘美机,如他“借口不乘美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电报最后表明,“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7]

  从以上文件可以明显地看出:第一,中国对于美国大使留在南京颇感兴趣,虽然很谨慎,但在6月28日之前显然对于司徒雷登北上以及与中共领导人会面表现出积极姿态。6月14日和18日周恩来电,特别是毛泽东所加一句,说明了这一点;第二,6月30日电报表明,中共中央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虽然还没有完全拒绝接纳司徒雷登,但特别强调此举是美国方面主动为之,且对是否成行已表示无所谓,甚至明说对美决无幻想。这一变化的原因,就在于刘少奇秘密访苏与斯大林会谈取得了令中共完全满意的结果。6月27日的会谈记录显示,斯大林极其热情地接待了刘少奇,并且几乎答应了他所提出的一切要求,甚至还主动建议中共提前进军新疆。[8]为了表明中共与苏联结盟的决心,消除斯大林心中的疑虑,毛泽东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于6月30日决定公开发表“一边倒”的声明。有了莫斯科的支持、援助和保护,毛泽东就不再那么关心和顾忌美国的态度了,相反,他开始担心与美国的接触会引来斯大林的猜忌。[9]

  

  关于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声明发表后中共的态度

  

  早在1948年,即蒋介石在国共内战中败象已露的时候,美国就开始调整对华政策,限制对国民党的援助,并聚焦于“阻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

  [10]特别是毛泽东访问苏联以后,美国当局担心中苏结成同盟,便加紧实施离间策略,认为“美国应该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的手段,扩大中国共产党人与苏联之间、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与中国其他力量之间出现的任何分歧,同时应谨慎地避免进行直接干预。在适当的场合,应利用一切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11]其策略之一就是有意让中共占领台湾,以换取中国对苏联采取疏远政策。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演说:“美国对福摩萨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目前无意在福摩萨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同样,美国政府将不向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12]

  就在此前3天,中苏之间因是争论否废除旧约、签订新约而形成的僵局刚刚打破,莫斯科做出了让步。[13]对于美国人的诡计,敏感的斯大林心知肚明,立即采取了对策。为了赢得毛泽东的好感,《真理报》自1月5日起连续5天把第一版报道兄弟国家的栏目留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4天被列为头条。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个月里,《真理报》总共才发表了5条有关中国的消息。[14]1月6日晚(莫斯科时间),维辛斯基拜会毛泽东,通报可以满足中共关于购买航空汽油和请苏联帮助修复小丰满水电站的要求,同时建议中国发表一个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如果联合国不接受中国的意见,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15]对于斯大林迫不及待地表现出来的友好姿态,中共自然接受无疑,但对于杜鲁门有意说给中国人听的声明,毛泽东采取了什么态度呢?在已经披露出来的档案中,人们看到的只有1月13日毛泽东回复刘少奇的一封电报:同意下令征用外国兵营,同意由上海军管会接收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署留沪物资。[16]这一行动当然主要是冲着美国人去的,但似乎只能证明毛泽东批准了在京领导人所采取的措施,至少从字面上看不出他本人的主观意图。这次出版的《周文稿》提供了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重要史实。

  1月11日,正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的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上月,美国驻上海副领事蔡斯(Chasd)通过民主人士史良的丈夫陆殿栋(现任中国外交部专门委员)传话,表示美国国务院远东政策研究室主任杰塞普(Jessup,电报中译为耶塞普)“愿与新中国政府作非正式接触,地点在香港,如新中国政府有非正式代表在港,愿与见面”。蔡斯还介绍陆“至北京往见美领事”,又说,美国“在华已经失败,迟早总要承认新中国。中美关系望不超过,但不次于中苏关系。首先望新华社不要天天骂美帝,可以送走美领,但不要拘留美领,以影响美国人民”。陆殿栋将此事直接报告了周恩来,并认为“美帝中心在反苏”,“故伸出触角以离间中苏关系”。周恩来当即表示,“离间企图是有的,加强和扩张世界侵略才是中心,而对华仍是威胁利诱,双管齐下,企图迫我向美帝低头”。后经请示刘少奇,周恩来认为“原则上以不理为好,如有接触容易暴露我攻台湾的弱点”,并拟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完全不理”,“告陆不要去见美领,断绝此项关系”。一是“另行侦察”,即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外资企业局局长冀朝鼎去香港处理国民党政府在港机构资财和人员时,如杰塞普到香港并试图见面,可以与其接触,以便侦察和麻痹他。如何办理,周恩来请毛定夺。1月14日毛泽东明确答复:“在目前的时期对于美国伸出的触角应当置之不理”,“冀朝鼎及在港的我方任何人均不应和耶塞普或其代理人见面”。同时,毛泽东还谈到已经采取的“征用北京美国兵营及在上海接收美经合署物资的办法”,其目的是“刺他一下,或可推迟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毛确定的方针是,“除非美国学英国办法自动宣布无条件承认”——毛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我们不应当和他过早建立外交关系”。

  [17]这两个文件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对美态度,即决不能让美国有任何机会破坏正在形成的中苏同盟关系,更不能刺激斯大林那敏感的神经。[18]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如何起草的问题

  

  几年前,针对中国一些论著和回忆录认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初是由中方起草的说法,笔者根据大量的俄国档案,特别是该条约的俄文文本,详细考察了中苏条约起草的过程:1月2日晚中苏达成签订新约的一致意见后,斯大林便组织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并立即投入了条约及各项协定的起草工作。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言,苏方在1月5日起草了第一稿,以后陆续修改了七稿,1月22日得到苏共中央批准,并于1月23日双方会谈时交给中方;中方研究后做了一些文字性修改,于24日退还苏方,苏方基本没有再改动;此后双方又交换过一次文本(均未改动),并加以确认。同时,对于1月25日毛泽东电和2月8日周恩来电所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由中方起草的说法提出质疑。[19]笔者的逻辑是,对于新的中苏条约,苏方起草的文本在先,中方起草的文本在后,那么最初文本应当是苏联起草的;至于中方提交的文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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