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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成:用文化的眼光看历史

更新时间:2009-02-16 21:57:35
作者: 王东成 (进入专栏)  

  

  面对秦始皇威风八面的巡游,刘邦羡慕地说:“大丈夫当如此”,项羽慷慨声言:“彼可取而代之”。中国第一个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愤然狮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雄心万丈的毛泽东擂着大地的胸膛叩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誓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曾干净利落、通俗易懂地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此看来,在许多中国人眼中,一部中国史、人类史,就是一部政治史,就是一部“皇帝轮流坐,如今到我家”的“抢龙椅”的朝代更迭、帝王将相的历史。因而,传统的中国史学研究,便是以史资政,“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从而为统治者提供统治的经验教训。

  

  可是,政治乃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表层,其灵魂则是文化。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眼光——文化的眼光——看历史呢?

  

  早先的中国人是十分讲诚信、重承诺、守契约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刺秦王的精神内涵,不仅仅是反抗专制暴政,更是履践契约:荆轲要用生命去履行对燕太子丹的承诺。郑庄公因其母亲与其弟弟合谋加害于他,愤怒之下说了一句绝情的狠话:“不至黄泉,毋相见也。”后来,气消了,他还是想见自己的母亲(那毕竟是母亲啊)。然而,他又必须遵守自己的诺言(一诺千金重)。于是,他便“穿地至黄泉”,见到了自己的母亲。也许在现今的中国人看来,郑庄公太过迂腐了。公元前202年,刘邦与项羽在荥阳相持不下,于是签订了停战协议,双方约定:“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协议签订后,政治上单纯如孩童的项羽便“解而东归”。可是,刘邦却“用留侯(张良)、陈平计”,撕毁协议,“进兵追项羽”,终于在垓下将项羽剿灭,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汉朝。此事从政治上看,实在可称为智慧,可称为伟业,因为兵不厌诈,因为它使中国又重归于大一统。然而,如果从中华民族的精神发育史的角度看,这却是一个悲剧,一个堕落,整个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难以弥补的精神代价:契约精神的死亡!契约精神,是人类社会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之一,是全人类各民族的核心价值之一。这种精神资源、核心价值丧失了,人类社会怎能不发生危机?怎能不日益丛林化?当下中国的现实,不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吗?一部《圣经》,就是上帝写给人类的情书,就是上帝用血跟人类订立的契约。人类的苦难,人类的罪恶,根本说来,大都源于对于这个契约的背弃。

  

  为什么在17、18世纪英国人战胜了法国人?在诸多的原因中,有一个文化因素十分重要:英国人十分讲实用,因此,他们积极生产消费规模大、需求量大,并且又相当稳定的商品,从而国力日益强大;而法国人追慕虚荣,他们专门生产需求量有限而且又极不稳定的奢侈品,因此,国力远不及英国人。这是一个极有意味、很给人启发的文化现象。

  

  全世界最苦难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犹太民族,一个是中华民族。然而,这两个民族对于苦难的态度却大不相同。犹太人敢于把像荆棘一样的苦难装进自己的胸膛,哪怕心灵被扎得天天流血。他们要牢牢记住这些苦难,他们有令全人类最为敬佩的“苦难的记忆”。可是,中国人心理上却承受不了苦难,他们不敢直面和正视这些苦难,他们要遗忘这些苦难,他们要把这些苦难转化为具有某种审美价值的轻松的、忧伤的咏叹。因此,在中国,“苦难在向文字转化的时候失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中国人就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中国人浪费了自己所受的苦难!

  

  另外,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对苦难的反思也大相径庭。犹太人把反思的矛头首先指向自己,他们认为,造成自身苦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的罪,于是,他们首先是忏悔。中国人则不然,他们把反思的矛头首先指向别人,首先是谴责别人(谴责别人并不错),很少反省自己。因此,忏悔精神,是中华民族最稀缺的精神资源之一。中国人从来都把受到别人的侵略与欺侮当成国耻(这是对的),但很少把自己的罪恶造成的苦难当成国耻。中国人带着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来又把圆明园彻底毁灭了,不是国耻吗?慈禧太后镇压戊戌变法,不是国耻吗?抗日战争期间,汉奸那么多,伪军数量大大超过了日本关东军,不是国耻吗?反右斗争不是国耻吗?大跃进不是国耻吗?文化大革命不是国耻吗?丙辰清明镇压天安门运动不是国耻吗?

  

  许多历史现象,用文化眼光看,常常使人豁然开朗。譬如说,印度原始佛教中的观音菩萨本是男性,但传入中国后就逐渐变成了女性。在唐代,由于社会相当开放,也由于信众大多是女性,更由于武则天笃信佛教,尤信观音,僧界为讨好武则天,观音的雕像多以武则天为模特塑造。所以,这时的观音菩萨,便是一个纯真、喜乐、婀娜多姿的少女形象。而到了宋代,由于理学兴盛,性观念趋于保守,观音菩萨便逐渐演变成一个沉稳、贤淑、宽厚、端庄、温和的中年女性形象。再后来,由于中国人特别重视生子生孙,观音菩萨便又成了大慈大悲的“送子娘娘”。

  

  我发现,在时下“大国崛起”的探讨中有一个不小的盲点,就是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文化。其实,地理大发现有两个巨大的动力:一个是获取财宝的巨大渴望,另一个则是传扬基督福音的巨大热情。这后一个原因绝不该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抹煞。

  时下的银幕和荧屏为什么充斥着那么多的帝王戏、清官戏和“无极”、“夜宴”、“黄金甲”之类的东西?这难道不是“中国崛起”的一种文化心理的反映吗?这难道不是中国人缺乏制度安排的观念、仍然囿于臣民心态的反映吗?这难道不是后极权的社会大还俗背景下的经济消费主义、生活享乐主义的“金瓶梅”心理的反映吗?

  

  在于丹等人眼中,孔子不是一个充满社会关怀、充满忧患意识、充满批判精神、寻找精神家园、为实现美好政治理想累累如“丧家之狗”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一个专注于个人修养,内心充满阳光、温馨、喜乐的社会良民。这难道不是社会文化心理的犬儒化、侏儒化的折射吗?

  

  用文化的眼光看历史,实在是很有价值、很有意味的事,它会使我们看到另一道风景,它会使我们获得颇多的发现、颇多的启示、颇多的收益,从而使我们更智慧地生活。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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