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东成:艺术良心:文学创作的“通灵宝玉”

更新时间:2009-02-16 21:45:59
作者: 王东成 (进入专栏)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文系,北京 100089)

  

  [摘要] 艺术良心是创作主体艺术人格的重要体现。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实践表明,艺术良心,是一切真正的文学创作的一块须臾不可离开的“通灵宝玉”,是一个优秀的创作主体的审美与道义的源泉。所谓艺术良心,就是对生活、对人民、对正义、对艺术的忠诚与热爱,就是以生活为源泉、以人民为上帝、以正义为号令、以艺术为生命的自觉与选择。

  [关键词] 艺术人格;艺术良心;“郭沫若现象”;“巴金现象”;“通灵宝玉”

  

  作者王东成,男,1949年生,吉林省白山市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写作、文学理论、文化等。

  

  文学艺术是人类精神中最情感化、最道德化的一个领域,直接诉诸人的情感与良心。伟大、杰出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常常被誉为社会的、民族的良知与良心,人民的、艺术的赤子与圣徒,譬如,鲁迅被中国人誉为“民族魂”,列夫•托尔斯泰被俄国人誉为俄罗斯文学“伟大的良心”。因此,艺术良心之于文学创作,同社会生活之于文学创作一样,是一切创作主体的又一块“通灵宝玉”,是一个优秀的创作主体的审美与道义的源泉。

  所谓艺术良心,就是对生活、对人民、对正义、对艺术的忠诚与热爱,就是以生活为源泉、以人民为上帝、以正义为号令、以艺术为生命的自觉与选择。

  一个创作主体,有了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就必然热爱生活、深人生活、忠于生活。严肃的、有品位、有艺术追求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没有一个是轻视生活、冷漠生活、脱离生活的。而那些轻视生活、冷漠生活、脱离生活的所谓“作家”、“诗人”、“艺术家”,大都是很少人格操守和艺术追求的人。巴金、曹禺等不从生活出发,不尊重自己的艺术感觉,为了紧跟政治形势而创作《团圆》,为了完成有关方面下达的“表现蒙汉人民的大团结”的任务而“古为今用”地编造《王昭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作家、诗人、艺术家的艺术良心在政治压力下的扭曲。

  一个创作主体,有了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就必然具有强烈的“草根意识”和“大地情怀”。他必然尊重、热爱养育自己的、坚忍地承载着历史苦难与重负的或高贵或卑贱或睿智或庸常或超拔或平俗或荣耀或屈辱的人民,终生置身于以普通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生活中,以赤子之心,体验人民的哀乐,谛听人民的呼声,触摸生活的脉博,探索人生的真谛与人类心灵的奥秘;他必然坚信“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惟一判断者”[1],从而信任读者,尊重读者,虚心、诚恳地听取和采纳读者的批评与建议,全心全意地为读者创造高质量、高品位和最需要、最喜欢的艺术作品。

  一个创作主体,有了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就必然具有浩然于胸、沛乎天地的道义勇气。他必然摒弃“瞒和骗”,视“写真实”(生活的、心灵的)、“说真话”(思想的、情感的)、歌颂光明、鞭挞黑暗、激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为义不容辞的天职和莫大乎此的殊荣。他不会在社会邪恶、人民苦难面前装聋做瞎、默不作声,更不会因为怯懦和一己之私利而违心地随波逐流或为虎作伥。他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不媚权,不媚俗,不媚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疾首砭时弊,挥泪书民情”,敢于肩起黑暗的闸门,敢于踢开地狱的大门,“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人们常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其实,“铁肩担道义”常常是“妙手著文章”的必要前提。

  一个创作主体,有了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就必然以一颗热忱、虔敬、肃穆的圣徒之心,奉艺术为生命、为信仰。他尊重读者,尊重观众,尊重市场,尊重某种现实需要,但是,同时更尊重生活,尊重历史,尊重艺术,尊重自己的艺术感觉,既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又宁可违背、违反自己的同情和偏见,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地追求艺术真实、艺术价值,以艺术真实、艺术价值为最高乃至惟一的选择。“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孟子•告子》上篇)创作主体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也有名利之心。但是,一个具有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的创作主体,绝不会把自己的创作仅仅视为“稻粮之谋”与“名利之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此其一也。另外,在“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时候,他宁可舍“稻粮”、舍“名利”,而取艺术。根本上说,他是把自己的作品视为自己的精神之子,视为自己的生命的永生的雕像。果戈理说:“我宁可因饥饿而死,也不愿发表那没有分别的、不加思考的作品” [2],正是因了这种对艺术的赤诚,他才在临终前将自己精心创作的《死魂灵》的续篇付之一炬,决不让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流传于世。李白曾“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惟留‘恨’、‘别’赋”(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第12 卷)。我国古代有些艺术家以重金买回自己早年散落于世的不成熟、不满意的作品,将其付之一炬。杜甫一生反对“轻薄为文”,“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古今中外的伟大、杰出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无一不是具有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的人。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为他们创造伟大、杰出的艺术作品提供了重要的人格资源。

  凭靠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生前寂寞多多、身后繁华滚滚的苦难的梵高,创造了《向日葵》、《星夜》、《开花的果园》、《夕阳和播种者》、《收获景象》、《阿尔的吊桥》等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

  凭靠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的良心”列夫•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打了统治阶级,十分明显地揭露了现代社会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堂、法庭、军国主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虚伪”[3],“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4]。

  凭靠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在当时惟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于是,他便“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把“他心爱的贵族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对他们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对他们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相反却“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自己的“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更是艺术良心的最伟大胜利之一。

  凭靠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浪漫主义伟大作家雨果,在路易•波拿巴政变后流亡异国整整十四载。他坚决不承认第二帝国,虽然政府多次宣布大赦,许多名流纷纷返国,波拿巴也频频向他暗送秋波,并许以重金高位,但是他坚决不受“招安”,在凄风苦雨中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直到第二帝国垮台,才启程回国,当时受到巴黎数十万市民的欢迎。雨果曾说:“因为我是维克多•雨果,如果战斗还剩下最后一个战士,那必定是我!”

  凭靠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具有草根意识、大地情怀、悲悯与反抗精神的俄罗斯与前苏联的作家、诗人、艺术家,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到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代,从普希金、别尔嘉耶夫到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一直在严酷的专制压迫下坚持“本土流亡”和“异地流亡”,坚守人格独立、人生信仰、社会责任和艺术追求。他们在长满荆棘的大地上和人民一起跋涉;他们在凄迷的风雨中把带血的纤绳勒进自己的肩膀,拖着民族的命运之舟前行;他们在没有星光的寒冷长夜把自己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泰戈尔语),照亮人民前进的道路;他们迎着暴风雪手挽着手走向西伯利亚,为人民与艺术殉难和承受苦难。他们是人民的赤子,是艺术的圣徒,所以,他们才能在那么黑暗、苦难的岁月里,创作出《叶甫盖尼•奥涅金》、《死魂灵》、《父与子》、《复活》、《撒旦起舞》、《我们》、《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等伟大、杰出的作品,创造出永远令俄罗斯人骄傲与自豪、令世界各民族尊敬与羡慕的俄罗斯文学。

  凭靠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伟大的“民族魂”鲁迅,“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他“从别国里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抗议、鞭挞“屠伯们”和“鸣鞭者”,警醒庸众,疗救国民性。他的一声声悲怆、激越的呐喊,化为明亮的北斗,永远指示着中国新文学发展前进的方向。

  杜甫是一个被儒家文化塑造得极为完美的文人、士大夫。但是,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使他的一些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儒家文化的突破与超越。他的创作不仅表达出对黎民百姓的深切同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和超越了儒家的“节用爱人”和“民为贵”的思想。文学创作中,他接近、喜欢劳动人民,广泛地反映生民的痛苦生活,大胆而深刻地表达生民的思想感情,甚至愿为广大生民的幸福牺牲自己。他从心眼里掏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赴奉先咏怀》)、“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样滚烫、亲切、沉痛的诗句。这种沉郁的情感和“宁苦身以利人”的精神境界,是“惟歌生民病”和“推身利以利人”的“讽谕、闲适、感伤”的白居易的创作所远远不及的(白居易《新制布裘》诗云:“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他的创作不仅表达出对祖国的无比热爱,而且还在一定程序上突破和超越了儒家的严“华夷之辨”,热切呼唤与邻族和平相处,反对杀伐,非常珍视民族间的和睦关系,批评朝廷对这种关系的破坏。“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样燃烧着爱国赤诚的“泼血如水”的诗句,以及“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兵车行》)和“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这样呼唤和平与安宁的“反战”诗章,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弥足珍贵的文字。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使本来就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宽阔的天下意识的他,创作中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和超越了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思想,表达出不管穷达,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兼济天下,都要谋其政的愿望。尽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却说“拔剑拨年衰”;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写下“不拟哭穷途”、“艰危气益增”这样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的诗句。杜甫具有明显的忠君思想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但是,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使他的创作超逸于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情怀。他的创作不仅更多地从爱国爱民出发,而且深刻而辛辣地揭露和讽刺贵戚权臣的骄横腐朽、荒淫奢侈,写下了《丽人行》、《冬狩行》、《三绝句》等诗篇,发出“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的严正呼声。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卓越的胆识,直接抨击和讥讽皇帝的罪过,写下有名的《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大块文章”,留下了“唐尧真有圣,野老复何知”、“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等直接讽刺皇帝的诗句。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使杜甫的诗歌表达了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几乎难以超越的进步思想和美好情怀,这些进步思想和美好情怀是杜甫诗歌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篇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我国文坛的一个大悲剧,就是创作主体的艺术良心的泯灭与拍卖。这个悲剧虽名流大家亦未能幸免,其中的“郭沫若现象”与“巴金现象”便是颇具典型意义、颇有启发性的“个案”。尤其是与我国古代、“五四”一代和西方一些国家与民族的作家、诗人、艺术家相比,这种“郭沫若现象”、“巴金现象”特别能显示出中国当代一些作家、诗人、艺术家艺术人格的“小”与“窘”来,特别能显示出他们的艺术良心沦丧的严重程度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t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2488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