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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成:爱里没有惧怕

更新时间:2009-02-15 22:12:08
作者: 王东成 (进入专栏)  

  

  今天,这支笔蘸着我的泪水书写记念我的姊妹林昭的文字。

  林昭生活在多灾多难的时代。在经历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后,被警察们用从她母亲手中强行索取的五分钱购买的子弹所射杀,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无边的黑暗里。

  林昭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四十年了。今天,她的价值和意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肯定。这实在是上帝对中国人的眷顾与恩典。记得前些年,我曾建议在教会播放胡杰制作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教会带领人一脸茫然,没有 言语,此事不了了之。很长时间里,我都很难平复内心的伤感。可是如今,我们的教会在“读书会”上播放了这部纪录片,之后,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兄弟姊妹都深受感动,都认识到林昭就是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

  

  林昭并非从来就是一个圣洁的基督徒,她也曾是一个“喝狼奶”长大的罪孽深重的人。她本来姓彭,名令昭。可是,为了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按谐音,她改姓为林,取名为昭,变成了林昭。她曾给父母写“生死状”,声言“生不往来,死不吊孝”。她不认亲生父亲,而尊毛泽东为父亲,说“每想起他,我就感到激动”。参加土改斗地主时,她曾残忍地将地主放到水缸里,在漫长的冬夜冻了一夜,致使那个地主冻得一夜惨叫不止,而她却感到很快乐,很过瘾(她把这叫做“冷酷的痛快”)。她曾写信给朋友说:“太痛快了,昨天把那个地主弄到外面水缸里冻了一夜,太痛快了!”

  不过,林昭毕竟曾就读过教会学校,曾聆听过神的话语,上帝一直没有离开过她,一直住在她的心里。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她听到了上帝的呼召,获得了明辨是非的良知,获得了挺身而出的勇气。上帝用巨大的苦难将她锻造成一个圣洁的基督徒。

  

  林昭是飞蛾扑火、向死而生的人。她是自愿、主动扑向黑暗与罪恶,去做殊死搏斗的。这点,她特别像苏格拉底和朋霍费尔。

  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评论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被毒死完全不是因为他想出了新真理和新神,而是因为他带着自己的真理和神去纠缠众人。假如他安静地坐在家里著书或在学园里教书,人们是不会去触犯他的”,“苏格拉底的牺牲不是由于两种思想秩序的冲突,而是由于他不善于或不愿意守口如瓶”,“真理不触犯任何人,不烦扰任何人,而真理传布者则是令人讨厌的人:自己不知安宁还让别人不得安宁”。

  当希特勒夺取政权,在德国实行纳粹恐怖统治的时候,朋霍费尔正在美国安静地讲学。他虽然也公开抨击纳粹主义,但是他却是相当安全的。这种安全使他感到很愧疚,他认为自己来美国实在是一个错误。尽管此时回国将面临极大的风险,但是他还是决定立即回国。他记得基督对他的呼唤:“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他说:“假如此刻不分担同胞的苦难,我将无权参加战后生活的重建。”回到祖国后,他参加了抵抗运动,后来被捕关进了集中营。在盟军解放集中营的前一天,他沉稳、平静地走上了刑场,温和地微笑着面对刽子手,在死亡面前昂起了高贵的头。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从不为自己在1937年夏天做出的决定后悔,而且似乎奇怪的是,我相信我的生活一直遵循着一条笔直平坦的道路,就其外在的环境而言就是这样。它一直不断地丰富着我的经历,为此我只能感激。”在向狱友告别时,他说:“这就是结局。但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在《狱中书简》中,他写道:“我敢说,在监牢里守候圣诞节的人,更有意义、更为真诚。上帝会降临到人们通常憎恶的地方,基督因为那个客店没有他的地方而生于马厩——关于这些事情,囚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理解。对于囚徒来说,圣诞故事在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是一个喜讯。这种信仰使得他得以同圣徒交流,赋予他以超越时空限制的默契,并且使在此被监禁的岁月变得微不足道了。”他深谙《圣经》的教导:“义人在恶人面前的退缩,就像趟浑之泉,弄浊之井。”因此,他认为,每一个处于镣铐之中的兄弟同伴都是自己的耻辱,每一次渴望自由的被压制,每一次人权的被侵犯,都是每一个人的失败。他写信给父母说:“这最后的两年告诉了我,我们所经历的东西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失去他们所有的一切,只要想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没有权利说什么东西是属于我们的。”

  记得1989年后,著名画家范增愤然去国,并发表了一篇《辞国声明》,声明说(大意):我是一个艺术家,艺术家天性追求自由,追求光明,追求春天。我尊重范增的选择,特别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抗议,这是需要勇气的。不过,我还是觉得有不同的话要说,便是一篇文章里写道:人大都是候鸟,哪里有光明、有温暖、有春天,就到哪里去,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有些时候,人是不是还应该有点“反候鸟”精神,哪里没有光明、没有温暖、没有春天,就到哪里去,在那里播种、耕耘光明、温暖和春天;在这点上,中国艺术家,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向具有东正教传统和 “十二月革命党人”精神的俄罗斯艺术家、俄罗斯知识分子学习。后来,我成了基督徒,我读到了特雷莎修女在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致答谢辞时首先宣读的《圣方济各的和平祷辞》。这个祷辞说:

  

  主啊,求你使我们成为你和平的工具,

  在有仇恨的地方,让我播种仁爱,

  在有伤害的地方,让我播种宽恕,

  在有猜疑的地方,让我播种信任,

  在有绝望的地方,让我播种希望,

  在有黑暗的地方,让我播种光明,

  在有悲伤的地方,让我播种喜乐。

  主啊,求你给予我们那梦寐以求的,

  叫我们不求安慰,但去安慰,

  不求理解,但去理解,

  不求被爱,但去爱。

  因为,给予就是我们的收获,

  宽恕被人,我们就被宽恕,

  这样的死亡,就是我们的新生。

  

  每每默念或轻声吟读这样的话语,泪水就像一股温暖的溪流在我的脸上和心中流淌……

  其实,认真学习、积极工作、热心生活的林昭本来与“反右派”斗争没有什么关系。她喜欢读《红楼梦》,喜欢听《二泉映月》,喜欢穿漂亮的衣服。但是,他确确实实又是一个纯贞、正直、善良、是非分明的人。在一群人如狼似虎地按照组织的要求围攻、揪斗写了几篇大字报、说了几句心里话的同学的时候,与之无关的她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与愤怒,拍案而起,跳上台去,大声宣告:“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就这样,她被卷入了斗争的漩涡,最终成了北京大学八百多名右派之一,直至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步一步地跌入了命运的深渊,也一步一步地攀上了生命的峰顶,开始离开了罪,离开了毛泽东这个“父亲”,而走向了爱与公义,回归到亲生父亲的膝下,回归到上帝的怀抱。“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上帝通过苦难实现了对于林昭的拯救。

  面对黑暗,面对罪恶,林昭不能不站出来。这是上帝对她的呼召,这是她的命运,这是她的荣耀,这是她作为上帝的女儿为上帝赢得的荣耀。林昭知道,“在上帝的眼里,人类的苦难和眼泪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她说:“总得有人第一个站出来。”

  柏拉图说:“如果正义遭人诽谤,而我一息尚存有口能辩,却袖手旁观不上来帮忙,这对我说恐怕是一种罪恶,是奇耻大辱。”邱吉尔说:“一个人如果看见罪恶的发生仍然无动于衷,这人便是参与犯罪。”舍斯托夫说:“沉默的真理不会使任何人害怕。”谢有顺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面对黑暗的时候,最可拍的就是普遍的沉默;在反抗的声音停止的地方,暴政一定会大行其道。”对此,林昭知道得清清楚楚。她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不仅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事,是犯罪,而且该说的话不说、该做的事不做,也是犯罪;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是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是上帝对于一个基督徒的命令,是一个基督徒对于上帝的爱、对世人的爱的体现。于是,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

  

  上帝给了林昭承受苦难的筋骨。多少年里,她“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残毒,濒绝者数”,被仇恨、罪恶、黑暗包围得水泄不通,几近窒息。在血写的文章里,她说:“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惨痛的死亡”,“我的眼睛看见了比地狱还更悲惨、更阴森、更血腥淋漓的可怕的地狱”,“我的眼睛看见了最阴险恶毒、最荒谬可耻的罪恶谋杀,看见了最怨恨深重最凄怆沉痛的不幸的死亡”。然而,林昭是真的猛士,她敢于直面这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这淋漓的鲜血,敢于踢开这地狱的大门!如今,我的笔决不忍心再书写林昭所遭受的那惨绝人寰的苦难。我没有这个勇气,我的心没有那般坚毅。

  

  林昭拥有人类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上帝给了她一双清澈的眼睛,使她具有穿透历史风云的洞察力。在这点上,她不仅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芸芸众生,而且还远远超越了同样值得尊敬与景仰的可歌可泣的先驱者,其中包括王申酉,张中晓。“衙斋卧听萧萧竹”,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反右派斗争刚刚开始时,她便在诗中写道:

  

  啊,大地,

  祖国的大地,

  你的苦难,可有尽期?

  在无声的夜里,

  我听见你沉郁的叹息。

  

  当我辈紧跟伟大领袖革命造反的时候,或者忙着写检讨书、检举信、致敬电的时候,身陷大狱中的林昭想起了自己的舅舅。她的舅舅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林昭面对舅舅的在天之灵说:你教我母亲革命,我母亲教我革命,但是你要知道,革命的结果是,我自己却被无情地革命了。多清醒的洞见。“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这“革命”是人类的绞肉机啊!林昭在淋漓的血书中写道:“这怎么不是血呢?阴谋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的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予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更为神奇的是,上帝给了林昭面对自己的罪孽、面对人生的苦难的态度,给了她一颗世俗世界的价值观难以接受的爱心。这使她的行事为人,完全以基督信仰、《圣经》教导作为自己的理由、根据和方法。林昭为什么有那样的筋骨与勇气?唯一的原因,就是她拥有基督里的爱,她用这种爱去面对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朋友,乃至迫害自己的人。被关进监狱之后,林昭开始将目光完全投向了基督信仰,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一生,开始直面自己心灵里的幽暗与罪孽,从而找到了生存的理由、根据和支撑,找到了战胜罪孽、黑暗和苦难的力量、武器与道路。这个理由、根据和支撑,这个力量、武器与道路,就是爱,就是在基督里的爱。林昭爱自己,爱自己的同胞,爱自己的祖国,她要用这基督的爱来拯救自己,拯救自己的同胞,拯救自己的祖国。千百年来的中国,尤其是20世纪的中国,用千百万人的鲜血书写了一部宏大的撒旦诗篇,天国远未建成,地狱却几近竣工。要捣毁这座地狱,要建成美好的天国,唯一的力量、武器和道路,就是基督里的爱。

  基督对要拔出刀解救自己的门徒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

  托马斯•潘恩说:“世界是我的祖国,所有人类都是我的兄弟。”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一个孩子的哭泣胜过人间所有的伟大,“在一个孩子的眼泪中,连上帝的名誉都要大打挫折,都要打折扣”;“在我们的地球,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为了爱,我们甘愿忍受苦难。我希望,我渴求,流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佐西马长老的口说:“一个人遇到某种思想,特别是看见人们作孽的时候,常会十分困惑,心里自问:‘用强力加以制服呢?还是用温和的爱?’你永远应该坚定:用温和的爱。如果你能决定永远这样做,你就能征服整个世界。温和的爱是一种可畏的力量,比一切都更为强大,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它相比。”

  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戈医生有句名言:“死亡与时代左右着大地,你莫以为它们是主宰,一切都会旋转着在黑暗中消失,亘古不变的只有爱的太阳。”

  加缪在《鼠疫》中说:“这没有爱情的世界就好像是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但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刻,人们将对监狱、工作、勇气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而去寻找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

  在“凤凰卫视”的一个纪录片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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