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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培东: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对许霆案的延伸思考

更新时间:2009-02-11 13:48:28
作者: 顾培东  

  

  内容提要:本文把社会公众对于司法个案处置的主流性、主导性意见表述为公众判意。公众判意不仅体现了公众对司法个案处置的评价与期待,更蕴含着公众复杂的社会愿望和社会诉求。表达判意已成为公众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管理,实施对司法社会监督的一种形式。正确认识公众判意的特性及形成的社会条件,揭示公众判意的合理性与偏失,赋予公众判意以恰当的地位,是我国推进法治,尤其是深化司法改革的一项有益实践。

  关键词:公众;司法;判意;许霆案

  

  2007年发生于广州的许霆案「2006年4月21日晚至22日凌晨,许霆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超额刷卡取走了17万5千元。2007年11月20日,广州市中院认定许霆盗窃金融机构罪成立,判处许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许霆一案在互联网上得以广泛传播,其定性和判决引发了社会各界包括众多法学界人士的激烈争论。后广东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发回重审。

  2008年3月31日,广州市中院重审判决,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追缴违法所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了一审判决。」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各种反响与回应,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个富有意义的事件。构成这种意义的元素当然不仅是此案的特殊情节以及近于戏剧化的处理结果,更主要是此案推动了社会公众与司法机构(事实上还会关及到立法机构)在个案处置中互动格局与机制的进一步形成,由此将对我国司法理念、司法民主化实践以及司法生态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如果把前述事件简单地理解为司法机构对公众吁求的尊重、迁就抑或屈从,甚至将其概括为司法博弈中“平民的胜利”,则势必不能透彻地认识这一事件的真正意义,更可能衍生出一些不恰当的结论。因此,对这一事件需要作审慎和理性的解读。不仅如此,如果不否认这一事件是可复制、经常会发生的社会现象,那么,对许霆案的思考也不应终止于许霆案本身的审结。尽管在此前的社会讨论中不乏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尽管讨论中已有了不少法学界人士的参与,但对这一鲜活的实例与标本,法学界应有更为深入、系统的分析与研究,尤其需要将这一事件置放于中国司法改革的现实背景下,全面发掘其应有意义。

  为便于讨论,我把社会公众对于司法个案处置的主流性、主导性意见和意向表述为“公众判意”。这里所指的“公众”,包含了司法机构以外、与案件事实无直接关联、而以多种形式和渠道表达意见与意向的各种主体;「广义上的“公众”包含了法学和法律专业人士,但由于这部分人员在专业知识水准方面与其他公众有明显区别,故本文的部分分析可能不适合于对这部分人员的评价。」而所谓的“判意”,则是指在纷纭杂陈的公众认识中,居于主流、主导地位的意见与意向。如果不存在表述或定义不当的话,公众判意不仅应成为我国法学理论中的重要范畴,更是实践中司法机构将长期直面并受制其影响的生态因素。本文尝试从法理角度对公众判意作初步解析,以求得更为深入的讨论。

  

  一、公众判意的特性

  

  作为社会公意的一种类型,作为公众对特定社会事实的一种评价方式,公众判意具有以下诸方面特征:

  1、所涉案件的特异性

  并非所有的司法个案都能够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进而表达其意见。因此,能够形成公众判意的司法个案始终只是极少数。决定个案成为公众评价对象的主要因素在于案件的特异性。既包括案件情节的特异(鲜有发生),也包括案件主体(民事当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等)以及主体间关系(如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特异,还包括案件的司法处置(无论是初始程序中的处置还是最终程序中的处置)的特异。总体上说,案件及其处置方式超越公众惯常生活经验与经历,悖离公众的普遍性思维和观念,抑或不符合公众的一般性认知与理解,都是引发公众关注和参与的事实前提。从实践看,公众判意所涉及的案件往往以刑事案件居多。这主要是因为,刑事犯罪以及与之相伴的刑事惩罚对社会公众守持的生存及生活的理念冲击力、震撼力相对较大,由此引起的刺激和反应也较为强烈。具有前述特异因素的刑事案件,很容易引发公众对相关讨论的参与。

  2、主体参与的自发性

  公众表达对个案处置的意见,一般都是基于主体的自主决定,且各主体在信息不对称(亦即不知晓、也不顾及其他人的参与)的状况下实施意见表达行为。尽管在不少个案讨论中包含着媒体的渲染、诱导等暗示性的动员,甚至不排除部分特定身份的人(著名学者、知名人士、当事者的亲属等)在一定范围内的号召与联络,但就总体而言,主体的这种参与和表达仍然不失其自发性,不存在制度上或其他方面的外部强制。即便是具有参政议政职责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参与,也不是基于组织化的要求,在心理动因方面与其他自发参与公众并无实质性差异,只是特定的身份可能使其表达获得组织化的意义与效果。

  3、表达方式的多样性

  在现代资讯传递十分发达的条件下,公众判意的表达方式具有充分的多样性。发表文章、接受访谈、开设博客、上网讨论、提交议案、组织研讨等等都是公众判意的表达方式。甚至饭后茶余的闲谈以及邻里同事间的议论也不失为一种表达方式,因为在私人生活空间中闲谈热议,终究会通过其他公开媒介或其他渠道得到更明确的表达。事实上,决定某一公众表达方式的因素有二:一是特定主体所具备的条件及所具有的能力。一般说来,各主体都会以其最方便、且能有效表达自己见解的一种或多种方式实施参与。二是对个案的关切程度以及个案中相关因素对自己的冲击力。深度关切和强烈冲击往往会促使主体选择影响最为广泛、最能够宣泄自己情感的表达方式。在此情况下,主体从参与过程中获得的满足与对案件处置结果的期待往往具有相同的意义。

  4、与己间离的有限性

  绝大多数表达判意的公众与案件并无直接利害关系。“超脱的地位”既是主体敢于率直地发表自己意见的理由,也因此使其表达的判意获得一定的正当性。然而,事实上表达判意的公众与案件的间离是有限的。在各自表达的判意中,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内含着主体自己的某种利益欲求,至少反映着主体的某种社会愿望,或体现着主体所守持与崇奉的某种价值和理念。在许霆案中,吁求对许霆作减轻、从轻处罚以至认定许霆无罪的社会公众,自然与许霆案无任何直接的瓜葛,但对许霆“弱势群体”身份(打工仔)的体认,对银行业长期傲慢自大作风的不满,对人性共有缺陷易诱发性的惧怕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社会公众表达这种判意的实际动因。“唇亡齿寒”、“惺惺相惜”效应在此类案件的讨论中有较多的体现。概括地说,在社会公众对司法个案的讨论中,既不存在无缘无故的爱,也不存在无缘无故的恨。

  5、意见意向的简洁性

  社会公众所表达的判意都是直接、简明的。如“判对”或“判错”,“判重”或“判轻”,“应重判”或“应轻判”,“构成犯罪”或“不构成犯罪”,“应予支持”或“不应支持”等等。尽管在表达这种意见与意向时或多或少会陈述某些理由,但多数公众不会对这些结论作详尽的论证。这不仅是因为普通公众缺少作详尽和具体论证的能力、精力与动力,更重要在于公众意见所依凭的逻辑和依据往往难以清晰表达,更难以诉诸于文字。在实际生活层面上应得到尊重的理由,常常并不能成为司法机构处理个案的法律依据。在以法律为主题的讨论中,司法机构更容易取得法律的制高点;而从社会生活中、哪怕是从道德层面上推演出的理由,在很多情况下经不起在法律角度上作出的反诘。公众直接而简明的判意,提供给司法机构的是方向性、概略性的民意参照。

  6、过程之中的易变性

  公众对个案的意见和意向并非一成不变,在讨论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某些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主体表达最初的判意,并未经历深思熟虑的过程,往往产生于直觉和直感,缺少很高的可靠度。二是由于传导原因,公众最初得到的个案信息不全面或不恰切。随着对个案相关因素的全面了解,主体对个案形成了新的认知,相应改变其态度。三是在对个案的社会讨论中,不同意见的交锋,尤其是专家、相关司法机构对一些法律机理阐释以及传媒的引导,主体放弃先前的意见,而认同其他意见。四是案件当事人或司法机构在案件处置过程中的相关态度、方式和方法引起了公众心理趋向的变化,从而放弃对讨论的参与或改变原先的认识。如许霆在重审中的一些表现曾引起部分公众的反感,虽然未能导致主流意见的变化,但许霆的这种表现无疑减弱了部分公众对其施予的同情。

  

  二、公众判意出现的社会原因与条件

  

  在我国,社会公众以各种不同方式表达其对司法个案处置的认识与态度,从而对个案处置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现象绝非始于现今,更不始自许霆案。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生的蒋爱珍案「1978年9月29日,新疆某兵团的女青年蒋爱珍被人造谣诬陷,蒋多次向组织请求处罚侵害者以保护自身名誉未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开枪杀死3人。蒋爱珍原审被判处死刑。1979年10月,《人民日报》以《蒋爱珍为什么会杀人》一文长篇报道了此案后,引起全国轰动,编辑部收到人民来信15000多件,从不同角度对蒋爱珍表示同情,希望从轻判处,并要求追究诬陷蒋爱珍的人的法律责任。198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蒋爱珍杀人案开庭公审,终审判决蒋爱珍有期徒刑15年。」就具备了这种现象的全部要素。围绕“蒋爱珍为什么会杀人”的全国范围内的民间讨论,以及在讨论中所体现出的公众对蒋爱珍的广泛同情,最终导致了司法机构对蒋爱珍的轻判。在此后的不同时期,各地都有一些较为典型的范例。然而,公众判意作为一种常态现象的出现,公众吁求与司法回应之间互动机制的形成,仍然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社会条件。换句话说,公众判意是在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其存在基础,并获得其应有意义的。我认为公众判意出现的社会原因与条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阶层、群体分化,利益主体多极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使司法个案蕴含着多重主体复杂的利益冲突,由此形成了社会公众关注和参与个案讨论的动因。

  近30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社会阶层及群体逐步分化「参见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三联书店2002年版,代序言第1页」,与之相联系,利益主体呈多极化状态,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也趋于多元化。在此背景下,司法个案已不仅仅是当事者之间或当事者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无论是案件主体的境况,还是个案涉及的社会关系,都不同程度地涵盖着当事者以外的其他人的利益。即便不是利益上的关联,亦会涉及到价值观念上的认同或冲突。

  正因为如此,司法个案中当事者的任何一种行为,抑或司法机关的任何一种处置方式,其利弊损益所关及的都不仅仅只是当事者本身。更进一步说,司法个案实际上是阶层、群体以及其他主体之间利益关系或价值观念冲突的极端化表现。任何司法个案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中更具普遍意义的社会冲突与矛盾。

  围绕司法个案所进行的社会讨论,实际上既是这种矛盾与冲突的进一步延伸与展示,也是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的具体方式。不难想象,如果没有阶层、群体的分化以及利益与观念的差异,类似许霆案这样的讨论就不可能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展开。

  第二,社会公众政治关注点以及政治参与方式发生转变,对司法个案处置的讨论逐步成为公众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管理的一种方式。

  随着我国政治生态的不断改善,主导政治力量的政治主张逐步趋合于公众的社会理想,同时,随着政治传导体制及机制的变化,公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注点也有所变化,公众参与政治的方式更有异于先前。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固然会引发社会公众的关注,但公众情感投入的程度则有所减弱。公众更为关注的是与其生存及生活状态直接相关的那一部分政治活动。司法审判,既是国家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实施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司法审判活动所关涉的通常是与社会公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司法活动是国家与公众之间的连接点,是政治活动与社会生活相互交织的空间。因此,在社会公众不再热衷于对轰轰烈烈的“广场政治”的参与,同时对缺少直接感验的宏大叙事式的政治话语亦丧失兴趣的情况下,对关及广泛利益的司法个案的讨论,则成为他们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管理的一种实惠且简捷的方式。在这种讨论中表达他们的社会愿望与要求,表达他们对于社会秩序、社会利益分配的期冀与理想。正如诺内特等人所说:“法律舞台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论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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