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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文杰:西方古代哲学研究回顾(1978-2008)

更新时间:2009-02-06 19:21:17
作者: 詹文杰  

  

    引言

    

   作为西方哲学之源,古希腊罗马哲学奠立了西方科学和人文传统,历来是激发西方文化活力的智慧火种。古希腊罗马哲学已经孕育了之后形形色色哲学形态的雏形,要理解“西学”即整个西方知识传统的演进,总要回溯到古希腊罗马哲学。从公元前六世纪的“七贤”时代,至公元529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关闭雅典学园,西方古代哲学绵延1100余年,期间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哲学家,留下了大量的著述,这在古代世界文明中是很突出的,它是全人类的珍贵文化宝藏。伴随着西学东渐,汉语学界开始正式引介西方古代哲学,涌现出了李石岑、陈康和严群等一批优秀的希腊哲学研究者,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关于西方古代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进入了系统介绍、深化研究的时期。

  

    一、基础研究

    

   第一,翻译了一些西方古代哲学的基本典籍。

  

    严群在八十年代初编译出版了柏拉图的若干对话录,如《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郭斌和与张竹明翻译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吴永泉翻译了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吴寿彭编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若干著作,如《动物志》、《动物四篇》、《天象论•宇宙论》和《灵魂论及其他》。这些译著的出版以及一些旧译(如陈康的《巴曼尼得斯篇》)的再版标志着希腊古典哲学原著翻译事业的恢复。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翻译事业得到大力推进,最引人瞩目成果当属苗力田主持翻译的十卷本《亚里士多德全集》和王晓朝翻译的四卷本《柏拉图全集》。尽管这两部译著在精确性上都存在不少缺陷,但无疑给不能直接阅读原文的读者带来了巨大方便,它们的出版可算是汉语哲学界的盛事。王太庆翻译的《柏拉图对话集》(2004年)尽管只涉及柏拉图的部分对话录,但仍不失为一个很有价值的中文版本。2000年以来,刘小枫主持的“经典与解释”丛书推出了多种古典西学经典著作的译注和疏解,其中涉及古希腊罗马时期重要哲学家(如柏拉图、斐洛、卢克莱修等)的经典,计划中的“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36种+托名作品7种)以及详细注疏;该注疏集已有吴飞译疏的《苏格拉底的申辩》面世,余作值得期待。据国外经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现代文版本都存在一个长期的反复磨砺和修订的过程,因此中文译本的完善仍是一项未来应继续努力的事业。近年来,希腊化与罗马哲学的典籍也得到了更多的翻译和介绍,主要代表是包利民和章雪富主持的“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其中收入了伊壁鸠鲁、斐洛、普罗提诺、普鲁塔克、恩披里柯、奥古斯丁以及其他一些代表性哲学家的重要著作。王晓朝翻译的《西塞罗全集》(已出第1卷)和《上帝之城》也属于拉丁哲学的经典。此外,晚期希腊哲学史家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代表性著作《名哲言行录》也有了中文译本。

  

    上述译著的出版填补了不少空白领域,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晚期希腊哲学的精神实质。然而,从总体上说,在原典的翻译和注释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原典翻译涉及的范围还很不够,尤其是大量晚期希腊哲学的重要著作尚没有中文译本,现有译著只是冰山一角,因此需要有计划、持之以恒地组织研究力量来翻译;其次,原典翻译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现有的中文译本,无论涉及前苏格拉底残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还是晚期希腊哲学著作,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主要的问题是过多依赖英译本、德译本等现代文本,难以充分贴近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本,而且在译名的严谨性和统一性问题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最后,多数经典译著都缺乏详细注解和诠释,这无疑是亟需加强的。

  

    第二,翻译和介绍了若干现代西方学者在古代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过,仍然未能反映出其总体图景。

  

    在哲学编史类著作方面,翁绍军和陈修斋分别翻译了策勒的《古希腊哲学史纲》和罗斑的《希腊哲学与科学思想的起源》。此外,让-皮埃尔•韦尔南的《希腊思想的起源》,特伦斯•欧文的《古典思想》,柯费尔德的《智者运动》,泰勒的《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伽达默尔的《伽达默尔论柏拉图》,梅林的《理解柏拉图》、罗斯的《亚里士多德》和尼采的《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等一批专题研究著作也都被译成中文出版。西方学者关于古代哲学的研究性著作十分丰富,而且不乏深刻而有影响力的作品,这类著作有助于国内读者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一脉相承的历史线索,了解古代思想以何种方式传承和渗透到现代西方的思想界,并且也为我们如何看待西方古典学术提供了一种参照系。然而,可惜的是,这类著作的中译本数量太少,而且一些当代重要思想家和古典学家(如第尔斯、里特尔、那托普、海德格尔、德勒兹、J. 伯奈特、F. M. 康福德、C. H. 卡恩、G. E. L. 欧文、G. 弗拉斯托斯、M. F. 伯南耶特、M. 弗雷德、A. A. 朗和D. 塞德利,等等)关于希腊哲学的许多诠释著作和论文尚没有中文译本,因而难以反映出当代西方学者在古代哲学研究方面的总体图景。

  

    第三,在资料选辑和编史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资料选集类著作方面,苗力田和陈村富分别主持编译了《古希腊哲学》和《古希腊名著精要》,前者是继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1957年)之后又一本原著资料选辑,后者则是一种摘要式的介绍和评论。这些资料选辑类著作为高等院校的哲学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有力地推动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学科建设。然而,应该看到的是,我们在资料汇编方面的工作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且不说近代以前的各种“学述”(doxography)和哲学家传记,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学者早在十八世纪就开始利用古典语文学的方法对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进行系统整理、校订、注释和翻译,积两百余年之功,终于奠定了今天的古典学(Classics)基本框架。但是,就国内学界而言,由于原始资料的缺乏、对古典语言的不熟悉以及资金技术的不到位,使得这个领域极少有人问津。

  

    在编史类著作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和姚介厚合著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已出版前三卷)。对于西方断代哲学史著作而言,该书在体例上是空前盛大的,平均每卷约有八十多万字,一千一百多页。该书第一卷论述了从希腊哲学的产生到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这一时期的哲学发展,包括希腊哲学兴起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方面的背景、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爱利亚学派和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自然哲学家;第二卷论述了智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第三卷论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并简单介绍早期漫步学派的情况;即将出版的第四卷论述后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希腊化-罗马哲学。这部巨著参考了丰富的希腊哲学文献,注重探索希腊哲学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吸收近现代西方主流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比较分析他们的见解,详尽地研究了希腊众多哲学家与流派的思想,在史料鉴别、人物与思想评价、探究希腊哲学思想演变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新见解。

  

    杨适的《哲学的童年》(1987年)细致追溯了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哲学螺旋式上升的发展线索,多有深刻的独特见识。他的新作《古希腊哲学探本》(2003年)可以被看作“希腊哲学简史”,叙述了从希腊哲学前史到罗马斯多亚派哲学这一千余年的哲学基本脉络,不过其着眼点并不在于历史事实的探究和历史线索的梳理,而在于哲学观念的诠释和阐发。该书表达了作者在《哲学的童年》以后对希腊哲学的新理解,其最大特点是强调了Ontology问题在希腊哲学中的特殊地位,并且在开头部分用大量篇幅重点分析了Being概念的语源学意义。姚介厚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2卷“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部分(2005年),王晓朝的《希腊哲学简史——从荷马到奥古斯丁》(2007年)和邓晓芒的《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2007年)也各有特色,分别代表了国内学者新近关于希腊哲学的三种理解方式。前两者特别强调从文化和历史的视野来考察哲学史,而后者则从黑格尔主义视野出发更加关注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

  

  

   二、热点问题与理论创新

  

    1、Being问题研究

  

    “Being”(希腊文to on,德文Sein)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关于这个概念的翻译和理解问题一直是汉语学界的难题。二十世纪上半叶陈康等人曾就此做过一些探讨,但未形成定论。到了九十年代,这个问题终于成为争论热点,引起了国内西哲界的大讨论。这场争论的主要表征是“是派”(主张用汉语的“是”来翻译和理解 Being)迅速崛起,并且对“存在派-有派”(主张用汉语的“存在”或“有”来翻译和理解Being)展开激烈批评,强调必须用“是/是者”取代原来主导性的译名“存在/有”。然而,多数“存在派-有派”并不否认Being有“是”的含义,他们往往是“调和派”(主张Being具有“存在”和“是”等多种意义,不可偏废),并且对极端“是派”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正。语义学层面的争论只是问题的表面,各种思想立场之间的差异与对立才是这场争论的实质。这种对立归根到底是“形而上学”与“逻辑学”进路之间的分野。“存在派”基本上立足于形而上学(实在论)视野,因此强调Being表示“存在”、“存有”、 “本体”和“活动/生命”等方面的涵义,而“是派”则多少带有一些逻辑学前见,强调Being直接关联于系词to be,并且在“S is P”这样的命题结构中表示“同一性”与“真”等方面的涵义。在争论过程中,一些学者围绕这个问题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哲学家的相关论述进行了重新梳理,使困难重重的Ontology得到了多方面的澄清。值得注意的是,争论双方都试图到古希腊哲学的原典中寻找有力的证据,多位学者对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相关文本进行了重新解读,对关键术语进行了重新诠译,得出了不少新的结论。总之,这场讨论的意义不限于一个哲学范畴的译法,它一方面表明了古希腊哲学确实关涉西方哲学的全局,另一方面表明了西方哲学的终极视阈正在向汉语敞开。(参考汪子嵩、王太庆《关于“存在”和“是”》;王晓朝《读<关于“存在”和“是”>一文的几点意见》;王太庆《柏拉图关于“是”的学说》,《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叶秀山《中西关于“形而上学”问题方面的沟通》,《论巴门尼德的“有”》;杨适《希腊哲学中的on(being)的几个基本含义的来源和相互关系》;陈村富《关于希腊语动词eimi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王路《巴门尼德哲学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是”和“是其所是”》,《对希腊文动词“einai”的理解》;俞宣孟的《论巴门尼德哲学》;余纪元《亚里士多德论ON》;赵敦华《“是”、“在”、“有”的形而上学之辨》;黄裕生《论“是”》;邓晓芒《Being的双重含义探源》;詹文杰《虚无与虚假之辨:柏拉图的Not-being概念》。上述论文大多数收入宋继杰编《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2、早期希腊哲学

  

    哲学发端时期的许多开创性思想对后世思想起着重大影响,早期哲学家的一些术语和思想模式甚至成为了后来希腊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内核”。国内学界对早期希腊哲学一直都比较关注,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从总体上看,关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和巴门尼德的“Being”概念的讨论最为热烈。多数人仍然从“ 对立统一”的所谓“朴素辩证法”角度去解释和评价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学说,并无太多新意,而另一些学者试图把“逻各斯”和老子的“道”沟通起来,比较分析中西形而上学在开端处所反映出来的同一性与差异性,颇多创见。(参考陆沉《老子的“道”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之异同》,《天府新论》1999年第6 期;张廷国《“道”与“逻各斯”:中西哲学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逻各斯”与“真理”、“存在”、“自然”等希腊哲学的核心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以及它在形而上学和逻辑方面的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关于巴门尼德“Being”概念的讨论几乎成为了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 漩涡”,诸如“论巴门尼德的‘存在’”或“巴门尼德存在论研究”这样的文章多达数十篇。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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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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