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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文杰:西方古代哲学研究回顾(1978-2008)

更新时间:2009-02-06 19:21:17
作者: 詹文杰  

  因为它关涉到Ontology的起源和本质涵义,还关涉到主谓词逻辑问题。前文关于“Being”问题的研究综述中已有提及,不再详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形而上学还是从逻辑学进路出发考察巴门尼德的思想,都应该回到原始文本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解释,把巴门尼德残篇考虑为一个统一体并且置于早期希腊哲学的整体语境,避免“隔靴搔痒”,在一些伪问题上浪费功夫。

  

    关于早期希腊哲学研究领域,除了汪子嵩等撰写的《希腊哲学史》(第1卷)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叶秀山的专著《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该书梳理了希腊早期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一方面深入剖析了各个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基本特征和思想渊源,另一方面围绕核心的哲学范畴(如“始基”、“存在”、“逻各斯”和“努斯 ”等)展开了细致入微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作者既能直接面对古希腊哲学残篇的具体文本进行分析,又能与西方现代阐释者展开对话并且提出不少独到见解,使得本书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堪称古代哲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3、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哲学

  

    苏格拉底在希腊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被许多研究者所认可,通常认为他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尽管也有人主张这个“荣誉”属于早些时候的智者学派。国内学界关于苏格拉底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在讨论中,苏格拉底的形象游移于理论家与宗教改革家之间。不难理解,人们更强调苏格拉底在伦理学而不是形上学方面的贡献。叶秀山的《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是国内苏格拉底研究的代表作。作者以中国学者特有的立场深入地探讨了苏格拉底的政治立场与社会活动,同时从现代哲学视野出发对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如“自识”问题、理念论和辩证法)展开细致的讨论,高度评价了苏格拉底在西方思想史上的贡献。

  

    柏拉图是第一位有“著作”而不是“残篇”传世的希腊哲学家,而亚里士多德则留下了大量哲学论文而不是文学性的作品,这两位是西方哲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哲学家。汉语学界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陈康和严群等人的开拓性工作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关于柏拉图哲学的研究有两种基本的路径,一种是按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学等等进行分类研究,另一种是把单篇的柏拉图对话录当作独立的统一体进行逐一诠释和论述。范明生的专著《柏拉图哲学述评》采用了前一种路径,而他与汪子嵩合撰的《希腊哲学史》(第2卷)中关于柏拉图的论述则采用了后一种路径。《柏拉图哲学述评》集中反映了八十年代国内柏拉图哲学研究的成绩,尽管一些观点现在看来显得陈旧了。作者本人在后面的著作中做了许多新的阐释和调整,其论述在总体上更加贴近原始文本,更能反映出柏拉图哲学的实际面貌。除了上述两种著作,还有论及柏拉图哲学的若干著作和许多论文。综观国内学界关于柏拉图哲学的研究,应该说,其涉及领域比较全面,尽管有些被疑为伪作的对话录仍受冷落。从总体上看,“理念论”(或“相论”)视野仍然是柏拉图形上学研究的主流视野;发生学方法对于系统论方法而言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所谓前期理念论与后期理念论的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热点;《理想国》仍然被看作柏拉图的“代表作”,因而其“政治哲学”受到突出关注。但是,一些新的解释进路也开始出现,分析哲学、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古典语文学和比较哲学等方法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致使传统视野受到一定冲击。有些学者试图探寻柏拉图对于数学、心理学、逻辑学和文艺理论等方面的具体影响,而另一些学者告别以往宏大叙事式的整体性研究,开始对柏拉图对话录进行单篇的注解和诠疏,挖掘其中的深层涵义和“隐微教诲”。不难预见,柏拉图研究的新时代即将来临。

  

    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一直是古希腊哲学研究中的重镇。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体系庞大,论者往往针对某一领域或某一著作进行专门研究,论题涉及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美学和自然哲学等各个领域。汪子嵩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1982年)在仔细分析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文本的基础上,以“本体”(ousia,也译作“实体”)概念为线索,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想的发展作了深刻的解释。他和范明生、陈村富和姚介厚合著的《希腊哲学史》(第3卷)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做了更为具体的论述和评价,既吸收了现代西方主流学者的观点,又贴近希腊原典进行独立分析,内容非常翔实。此外,王路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和廖申白的《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分别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伦理学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多有创见。随着中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出现,亚里士多德研究势必得到更大的推动。

  

    4、晚期希腊哲学

  

    晚期希腊哲学是指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被刺到公元529年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雅典的哲学学校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中的哲学思想。在传统的希腊哲学研究中,这个阶段被认为不具有太大价值,一向不受重视,不过,这种情况正在得到一些改善。总的来说,国内学界对教父哲学的研究有很大的突破,而对希腊化时期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关注相对较弱。

  

    希腊化时期哲学主要有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和怀疑主义。就伊壁鸠鲁而言,人们渐渐淡化了伊壁鸠鲁对原子论的贡献,而更关注他在伦理学方面的成就。王来法的博士论文《前期斯多亚学派研究》描绘了前期斯多亚派的概况,分析了前期斯多亚派的逻辑学、自然哲学、伦理学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崔延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追溯了“怀疑主义”的词源,指出“skepsis”的本原含义是“探究”,并且梳理了希腊怀疑主义的历史和逻辑线索,为怀疑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做了辩护。(参考:崔延强《存疑与宁静——希腊怀疑主义的精神历程》,《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怀疑即探究:论希腊怀疑主义的意义》,《哲学研究》1995年第2期)

  

    范明生的专著《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东西方文化的汇合》(1993年)论述了希腊化-罗马哲学和早期基督教神学的发展脉络,重点讨论了新柏拉图学派和基督教神学的先驱、犹太神学家斐洛以及给基督教神学以巨大影响的普罗提诺,把斐洛和普罗提诺看作希腊主义和犹太主义结合的两个典型,并且把奥古斯丁看作多股思潮的集大成者。该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晚期希腊哲学的有益视野。叶秀山在《希腊哲学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过渡》一文中讨论了希腊哲学经过怀疑论冲击以后所出现的由知识论-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论题上的转化,在这个视角下研究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意义,试图阐明不同于“主-客”关系的“主-主”关系的特点,并由此引导出斯多亚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之间的关系,以及哲学伦理学的兴起对于基督教及其神学在罗马的传播所产生的作用,很富有启发意义。(参考:叶秀山《希腊哲学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过渡》,《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2期)

  

    章雪富的博士论文《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2001年)对亚历山大里亚的早期基督教教父(尤其是克莱门和奥利金)的神学思想以及它们与诺斯替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他的新著《希腊哲学的Being和早期基督教的上帝观》(2005年)利用语义学和历史学等方法探讨了希腊哲学中的 ontology问题以何种方式影响了教父哲学中的theology问题。作者认为,“希腊基督教与拉丁基督教在上帝观问题上形成不同神学范式的原因,乃在于对希腊哲学的Being的不同解释”,而这种不同解释主要是缘于柏拉图主义与斯多亚主义在ontology层面上的差异。然而,这种因果关系的确认可能片面强调教父神学对希腊存在论的“继承关系”而忽略了其中的“扭曲与断裂”。

  

  

   总结与评论

  

    在研究内容上,以往对希腊早期和古典时期哲学的研究比较多,而希腊晚期哲学研究略显薄弱,不过这种情况正在得到一些改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经典性地位应该得到强调;但是,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和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不能偏废,因为前者能让我们看到原创性思想的独特力量,后者则能帮助我们看清楚各门科学分化的逻辑线索,以及思想介入实践领域之后的各种可能性。在研究方法上,以往主要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中来分析古代哲学,后来逐渐摆脱这种情况,越来越重视对重要哲学家和经典著作进行深入考察,力图刻画出古代思想的原貌。由于原始资料的欠缺和对希腊-拉丁语言的不熟悉,导致国内学者从哲学史的角度进行大视野研究的情况比较多,对经典文本的细致注解与深度诠释相对缺乏,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加强专人和专题的研究,并且注意到古代哲学研究的特殊性,在哲学残篇和经典著作的注疏方面多下功夫。此外,要切实提高对西方古代哲学的解读能力,既要充分吸收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又要坚持中国学者独立的视野。国内学者的许多研究都借鉴了当代西方主流学者的意见,与之进行对话,这是应该提倡的;但是,如果照搬现成观点,人云亦云,则是不可取的。作为中国学者,我们首先应该恰当地评估希腊哲学的价值,不应该把它当作外来异端或无用的古董摆设,反之,我们要把它放到西方文化的大背景来解读,凸显它在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两方面的奠基性地位,从而将其中蕴含的巨大生命力阐发出来,以促进当代汉语思想文化事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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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哲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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