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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不能忘记老朋友”

更新时间:2009-01-18 13:15:46
作者: 王充闾 (进入专栏)  

  

  (一)

  

  “死生亦大矣!”一个人在告别这个世界时的遗言,历来被看做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生命嘱托.一种具有纪念性、经典性、持久性的临终交代。如果当事人是一位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政治家.一位轰动世界的伟人,那么,他的遗言就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价值。

  周恩来总理在濒临生命终点时,郑重嘱咐:“不能忘记老朋友。”这句普通至极的家常话语.却是饱含着生命智慧、人情至理的金玉良言。寥寥七个字.杂合着血泪,凝聚着深情,映现着中华文明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闪射着伟大革命家高尚人格与政治远见的夺目光辉,当然,里面也渗透着我党数十年来斗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1975年,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异常艰难的一年,举国上下在忧心忡忡中度过。而周恩来的病中岁月,更无异于在刀尖剑鋩上翻滚,历经着百倍的痛苦煎熬。入秋之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癌细胞迅速扩散到腹腔内脏,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状态.大小便只能在床上解决,进食主要靠鼻饲。尔后,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只得改为静脉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而大剂量的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反复应用,又使肠道菌群失调.引起严重腹泻,发生全身性霉菌病,导致持续高热不退,心、肾功能衰竭。由于免疫系统面临崩溃,癌瘤更加疯狂肆虐,引致周身上下剧烈疼痛,经常是浑身抖颤,大汗淋漓;各种镇静、止痛药物全然失去了作用。即便在这种状态下,总理仍然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待到疼痛再也忍受不住了,才把医生叫过来,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医生眼含热泪回答:“总理,您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12月20日清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稍微清醒一些,便提出要见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罗青长。可是,待罗青长匆匆赶到三零五医院一楼西侧的病房,护士却悄悄地告诉他,总理已经昏睡过去,请他在隔壁房间略等一下。直到中午时分,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亲切地招呼他坐在病床旁边,然后,翕张着于瘪的嘴唇.以微弱的声音,吃力地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的一些老朋友的现状,最后,郑重嘱托:“不能忘记老朋友。”停顿了一下,又稍加解释:“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那些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不到15分钟的谈话,总理竟两次被疾病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再一次进入昏厥状态。

  罗青长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四十多年,听过总理多次部署对台工作。他知道,“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首要的一位指的是张学良将军。

  那么,另一位”姓张的朋友“呢?罗青长也晓得,指的是张镇先生。1945年10月,国共谈判正在进行中。在签订(双十协定)两天前,张治中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宴请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代表。不料,当晚突然发生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途中遭国民党士兵枪击事件。闻讯后,周恩来深为毛泽东主席的安全担心,于是,向出身于黄埔军校的旧相识、时任国民党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提出“派兵护送”的要求。张镇立即调来宪兵司令的座车,并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红岩。张镇后来去了台湾,但周恩来一直铭记着这件事,曾嘱咐罗青长:“将来台湾解放了,一定不要忘记张镇的这一功劳。”

  

  (二)

  

  周恩来与张学良相识、相知于1936。那一年的4月9日,应中共高层领导入之邀,驻兵西安、担任“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将军秘密赶赴延安,与周恩来会晤。两入首次见面,各自给对方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事后,周恩来兴奋地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

  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不久,他又致信张学良:“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 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张学良对于这次会谈也非常满意,说:“比我想象中好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当即拨出两万银元送给红军;返回西安后,又拿出20万法币接济正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

  “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应张学良邀请,飞抵西安,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里,两人朝夕相处了8天,共商和平解决善后事宜;此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古人论交有“十日平原”的佳话,他们两番密晤.总共也只有8天零两个夜晚,却建立了历数十年不变的深厚情谊;

  世人结交,多种多样。有总角相识,友谊深结.始终坚守不渝的故旧之交;有相逢于危准之中,共济时艰,托契深重,甚至以性命相许的患难之交或生死之交;有志同道合、情趣相投、声应气求的知己之交;有向风慕义,精神上相互信赖、相互砥砺,事业上相互支持的道义之交;当然也有趋炎附势、私利交接、彼此互为利用,势衰而交绝、利尽而情疏的势利之交或市井之交。

  周恩来与张学良兼具知己之交.患难之交与道义之交的共同特色。他们年岁相若.而出身、阅历、教养和成长的政冶环境廻然不同,尤其是两人的个性、气质乃至处世方式差异很大.一为沉稳内敛,务实缜密,立身严谨、整肃;一为任情适性,无所顾忌.随意性很大,有时感情用事。 但是,由于为人正直真诚,重义守信,顾全大局,富有政治远见等共同基点,使这两位时代的精英,心心相印,一见如故,在国家、民族的公利之上,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道义之上,泯除了出身,个性方面的差异,结为至交、挚友,深情厚谊终始如一。

  时隔半个多世纪,被周恩来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将军,在接见祖国大陆《百年恩来》专题艺术片的摄制组时,称赞“周恩来是我认识的共产党最伟大的人物”;“中国我只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张学良还曾对美籍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这个人,我们两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在回答 “美国之音”记者问时.又说,“我和周恩来能够相互理解。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反应很快,对情况的判断很准确,说话一针见血.不用对方多说话,就能准确地抓住要害,是个见识很广的人:我和周恩来虽然初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一样,披肝沥胆,一见如故。”

  显然,在张学良的心目中,周恩来属于圣人所说的直友、谅友、诤友一类的“益友”。刚一见面,周恩来就毫不客气地说:“张将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您处心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只是可惜,您把路走错了!”这番洞穿实质、直戳要害的谏言.对于彷徨无计、四面受蹙的张学良来说.不啻醒翻灌顶,当头棒喝。

  在尔后的40载春秋中,周恩来无论是在谈判桌前,置身龙潭虎穴,折冲樽俎之间;还是戎马倥偬、辗转征途之际;抑或是执掌 铨衡,日理万机,迄无暇豫;直至身患绝症,备受疾病熬煎,日夜与死神搏斗——不管处于何种境遇之中,总是时刻记怀着这位相知相重的老朋友。他不放弃任何机会,始终不遗余力地设法营救张学良,关注着他的安全与健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指出:

  在刚才这几分钟的静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 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

  12月12日,延安各界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周恩来在大会讲话中指出:

  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幽禁了十年……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令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周恩来曾不止一次托请来自台湾的朋友设法保护张学良,并对他们说:“如果张将军的生命有个一差二错,我们就不好见面,不好说话了。”1958年12月,已经定居美国的宋子文来到香港小住。周恩来听说后,立即请托宋子文当年的随员郭增凯代为传话,推动这位“西安事变”中的“担保人”,为释放张学良出力。郭见到宋就说,北京的一位老朋友还记得,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您曾做过三条保证:第一条是停止内战;第二条是对日抗战;第三条是确保张、杨两将军的安全。北京的老朋友想请教宋先生,这三条保证如今落实得怎样了?这次传话,虽然按照周总理指示没有提他的名字,但宋 子文心知肚明.迅即传回话来,说“头两条都早巳兑现了”;至于第三条.“请转告周恩来先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实在无能为力.请予凉解”。

  1961年,在“西安事变”25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事变的重大意义,并对张学良、杨虎域两将军表达了深挚的怀念之情。张学良的四弟、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张学思感情不能自抑,激动异常.在给周恩来敬酒时,竟然泣不成声。周恩来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对大家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想起他们怎能不落泪呢?”

  至此,一腔悲愤之情与怀念之殷,再也无法控制,于是.周总理决定给失去联系多年的张学良亲笔写一封信。只是,海峡两岸虽近隔咫尺,但是要给张学良寄信却比登天还难。找谁才能冲破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把信安全地送到张学良手中呢? 最后,中央有关部门找到了在香港定居的朱湄筠女士。她在台湾有许多亲友,本人又对祖国大陆感情深厚,特别是父亲朱启钤先生晚年在京承蒙周恩来和政府的厚待,心存感激。朱女土当即答应,要亲往台湾转交密信。

  她于1962年4月到了台湾,一直等到10月10日才找到了机会。这天,张学良参加一项公开活动,她通过早年相识的一位朋友,把密封在糖果盒底层的信转交到张学良手里。老将军拆开这封既没有上下款,又无收寄地址的天外飞来的瑶函.看到气势飞扬的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张学良顿时潸然泪下。

  

  (三)

  

  “平时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周恩来和张学良都是意志极为坚强的人,是中外闻名的硬汉子。可是.为了张学良的被难,周恩来竟然先后三次在大庭广众之中痛哭流涕;而羁孤岛、沦为阶下囚的张学良,也以同样真情灼灼的泪水与之对接.从而汇成一股连接两岸、绵延不绝的情感涡流。

  张学良把结识周恩来引为终生幸事,西安会面之后,他对周恩来一直感念不忘。1937年2月,东北军骑兵军长何柱国奉当局之命.前拄溪口会见幽禁中的张学良。听过汇报之后,张学良公开给杨虎城,于学忠各写了一封信,表示:只要有利于国家,个人一切都无足顾惜;嘱告东北军将士和衷共济,“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并要何柱国暗中转告部下:“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但交下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这个朋友,指的就是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来。张学良还避开看守,把写给周恩来的密信交给何柱国,很快,周恩来就收到了,信中写道:

  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释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亦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

  因为顾及张学良的人身安全,周恩来与何柱国从未对外披露过这封信。

  1946年4月19日,周恩来又收到监禁中的张学良从贵州桐梓县天门洞捎来的一封亲笔信: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做红娘。愿天相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匆念,余不尽之。

  前无收信人姓名,后无落款,显然不是张学良一时疏忽,而是当时险恶的处境使然。此信应为前住贵州探视的东北元老莫德惠带往重庆交给周恩来的。“奔走国事,再做红娘”.系指周恩来抗战后在重庆重开 国共和谈;“近日友人惨死”.说的是“四八惨案”中王若飞、叶挺等所乘飞机在黑茶山遇难—事;“数难闻之”,当指年初发生在重庆的“白沧堂事件”和“校场口事件”。出于同样考虑,此信也是一直没有公开。

  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周恩来曾多次嘱告有关部门,所有涉及张学良的宣传、报道都要严格掌握分寸.一定要顾及其人身安全,1974年,香港的一些朋友得悉蒋介石已经身染沉疴,想趁机发动舆沦攻势.要求恢复张学良的自由。重病中的周恩来得知后,在热情称赞这种伸张正义的行为的同时,耐心劝阻他们暂时不要这样做。周恩来说:

  蒋介石还没有去世,但他对张学良的忌恨已经淡化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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