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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唯:蔡元培梁启超的“有限合作”

更新时间:2009-01-17 22:13:17
作者: 张晓唯 (进入专栏)  

  ”[6]总之,由于蔡元培一班人的“爱惜羽毛”,使得梁启超的组党计划受到顿挫。从此,梁启超更肆力于讲学和著述,竟也成就斐然,而先前的组党欲念反趋淡化,终至放弃。世人品评梁氏为“学术天才,政治侏儒”。从蔡、梁在五四时期的这段交往观察,蔡元培还是深识梁任公其人之短长的。

  

  四

  

  1929年初梁启超病逝后,蔡元培参加了在上海静安寺举行的祭吊活动,并致送挽联曰:“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7]。盛赞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变革中厥功至伟。同时,他还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议案,以梁氏生前对中国学术颇有贡献,请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抚恤。此议案遭到胡汉民的极力反对,指责“梁与党的立场冲突,反革命,反国民党”,因而未获通过。不过,蔡元培此举适足代表了知识界整整一代人对梁启超开启民智之历史作用的深切体认。

  后人直接论及蔡元培和梁启超的文字殊为鲜见,惟有1943年梁漱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两位前辈作过一番颇有见地的比较。梁漱溟早年曾经“同受知于蔡、梁两先生”,与二人均有相当的交往,他的观察细致而立论则又不失其蕴涵“哲理”的固有风格,读来耐人玩味:

  “蔡、梁两位先生同于近五十年的中国有最伟大之贡献,而且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罗网,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这是与我纪念蔡先生文中所说:蔡先生所成就者非学术,非事功,而在其酿成一种潮流,推动大局,影响后世,正复相同的。

  奇怪的是,任公少于蔡先生八岁,论年辈应稍后,而其所发生之影响却在前。距今四十年前,任公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当时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而这一运动即以他为主。当他的全盛时代,年长的蔡先生却默默无闻(蔡先生诚早露头角,但对广大社会而言则是如此)。蔡先生从‘五四运动’打出他的天下,欧战以后的新思潮于此输入,国民革命于此种其因。所以,他的影响到大局政治,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所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象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期并不甚长,象是登台秉政之年(民国二年,即1913年;民国六年,即1917年,两年度),早已不是他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民国八九年(1919、1920年)后,他和他的一般朋友蒋百里、林长民、蓝志先、张东荪等放弃政治活动,组织“新学会”,出版《解放与改造》及共学社丛书,并在南北各大学中讲学,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

  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象是当下不为人所了解,历时愈久而价值愈见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这亦就是为何他三十岁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却要等到五十多岁的理由。他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先生,亦由此而定。

  蔡、梁两先生比较,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8]

  梁漱溟对于梁启超,属于那种早年崇仰而后来却不甚信服的晚辈,因而“想念起任公先生来,总随着有替他抱憾抱悔之心”。而对于蔡元培,梁漱溟从盛年至晚暮,除偶尔感叹“蔡先生著作无多”之外,其敬重之心始终未曾稍减。这份敬重,除却“个人知遇之感”的因素,梁漱溟认定蔡先生具有“含蓄深厚之致”,有大器局大气象,“人或者甘心愿跟着他走,或随着他有一段鼓舞于衷而不自知”的感受,这是不易消泯的。本来是写追念梁任公的文字,梁漱溟却拉上蔡先生作为“同时人物”之参照,以致文章更象是一篇“蔡、梁比较论”。当然,梁漱溟的论说,未必都那么使人信服,但他的此番比较着实勾勒出晚清民国时两位大知识分子的基本线条和影象,大体说来还是逼真可信的。

  在晚清以来的政争中,梁启超与孙中山一派“交恶甚深”,无论文字论战还是政坛较量,均曾多次搏杀,以至国民党人视梁为“劲敌”,胡汉民对于任公先生身后事的不肯通融,适足反映了这种“党人情绪”。有意思的是,作为自由派的国民党人,蔡元培却能与梁启超彼此敬重,合作共事,显然属于特例。

  有一种观察认为,就内质而言,蔡、梁似乎均“性近学术而不宜于政治”。他们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共处北方社会,演生出超越党派的交往和共事,虽属“有限合作”,终究是一种合力共建新文明的“超然”现象。蔡、梁之间看上去略显单薄的交往史事,所蕴涵的意味却未必单薄。

  

  注 释:

  [1]杨亮功:《五四》,载台湾《传记文学》34卷5期。

  [2]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二集》第9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9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4]蔡元培:《安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 279 页,中华书局1984年。

  [5]林语堂:《八十自叙》,载《林语堂自传》第 100 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6]《胡适的日记》下,第354 页,中华书局1985年。

  [7]松坡,即蔡锷。阿衡,即伊尹,《孟子•告子下》曰:“五就汤,五就桀,伊尹也。”梁启超辞世后,评论界多诟病其“多变”性格,此处蔡元培从“接受欧化”着眼,对梁氏予以理解。

  [8]梁漱溟:《纪念梁启超先生》,载《我的努力与反省》第337—341页,漓江出版社1987年。

  

  (载《书屋》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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