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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乱世潜流中的书生“政治家”——记陶希圣与陈独秀交往关系

更新时间:2009-01-16 15:54:03
作者: 李杨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从陶希圣与陈独秀交往关系的角度,搞清一些基本史实:在他们第一次尤其是第二次交往中,这种以朋友之谊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交往,是在什么情形下发生的,他们的交往过程以及相互间的共识是什么?为回答这些问题,笔者将他们的交往关系置于一个思想和政治关联异常活跃、党内党际党政斗争复杂的背景下去探讨。笔者本着以“见之于行事”的叙述方式重建史事,努力重现那段非常丰富而又错综复杂的人物活动和历史场景。人们可从中可透析出,乱世潜流下的书生参政之局限性何在。

  

  一、引 言

  

  在中国现代史上,陶希圣与陈独秀都是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们同是书生“政治家”,因风云际会相遇、往来,后期两人更是惺惺相惜。若要拂去历史尘埃,透视两个已故的风云人物,实在不是件容易之事,更何况,迄今学界,对陶、陈两人的交往问题尚未见有专门的研讨。

  史载上,陶希圣与陈独秀前后有两个交往时期:第一次相遇正值大革命高潮(1927),他们一是国民党中校军官,一是中共总书记。在国共合作背景下,两党还不是阶级对立者,有着共同的革命目标。这次见面,陶希圣不仅对陈独秀印象深刻,更抱有感激之情——陶在陈独秀的影响下逃过一劫;第二次相遇正逢国难时期(1937),陶希圣再次见到陈独秀,这时,已是北大教授的陶希圣最终弃学从政,逐渐成为国民党核心权力之要角。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已是阶下囚,于“七七事变”后获特赦。这段时期两人身份悬殊,却是陶希圣和陈独秀真正深入交往时期,在此期间,陈独秀思想发生剧变、并最终形成他的“最后见解”。

  陶希圣与陈独秀命运跌宕起伏,透射出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一切都在摇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之中”。(朱自清)陶、陈的身份依次变化为:学生—教授,军人—党人,党人—文人。在当时,新兴群体的“党人”和“军人”,都属社会精英。1陶希圣与陈独秀的命运变化,呈现出一条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从社会边缘进入中国政治中心的起伏曲线。

  笔者并不准备对这两位风云人物作是非判断,而是着重从两人交往关系的角度,澄清一些基本史实:在他们第一次尤其是第二次交往中,这种以朋友之谊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交往,是在什么情形下发生的,他们的交往过程以及相互间的思想共识是什么?

  对以上问题的探求,并不限于两人往来的个人活动记录,而是将他们的关系放置于一个思想和政治关联异常活跃、党内党际党政斗争内外纠缠的乱世大背景下去探讨。笔者本着以“见之于行事”的叙述方式重建史事,努力重现那段丰富异常而又错综复杂的人物活动和历史场景。也许,我们从中可透析出,乱世潜流下的书生参政之局限性何在。

  

  二、因缘际会,同一条战线

  

  对于陶希圣和陈独秀来说,1927年都是个人命运大起大落之年。

  1927年1月,陶希圣弃笔从戎,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教官。同年4月,陈独秀与汪精卫同船抵达武汉。在此之前,陈、汪共同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目的无非是借助树立汪精卫的党权以制裁蒋介石的军权,以发动工农力量来制约蒋的独裁倾向,最终完成国民革命。2

  工农运动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主要革命力量来源。国内外报纸称武汉为“赤都”,指的正是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尤其农民运动。陶希圣在武汉近一年时间里,给他印象最深的也是农民运动,他与陈独秀相遇的机缘也来自农民运动。

  北伐战争引发的两湖农民运动之迅猛,人们用“两湖之变”形容。时居北京的王国维正是受到“两湖之变”引致“巨劫奇变”的刺激,于这一年的6月2日自沉昆明湖。可见两湖农民运动对中国社会震动之剧烈。

  本来,“国民革命的完成,有赖于全国农民之兴起”是国共两党的共识,3国民党利用其南方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对社会中上层城镇力量进行动员。势力相对弱小的中共,直接到最基层的乡村搞农运。意想不到的是,两湖底层社会动员的规模和声势超乎两党想象,甚至也远超过1923年中共领导的“二七大罢工”。当农民自拉大旗没收土地捕杀土豪劣绅的风潮此起彼伏时,似乎没有一种力量能作出有效的控制。这一场改变传统乡村基本组织的就地革命,引起一番从没有过的社会“乱象”,它打断了正常的城乡商贸活动,激发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更导致军心动摇。

  在陶希圣眼里:“各县的农民协会喊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逮捕、拘禁、打杀他们指为土劣的绅士和读书人,并且没收这些人等的土地。到后来这种斗争与恐怖的影响,进入军中。”4武汉国民政府所倚重的唐生智部队多系湘藉,所谓“无湘不成军”,湖南农运高涨时,军官们几乎每天都收到来自家乡的坏消息,什么家属被农民协会戴高帽游乡,土地被没收,父亲被逮捕,如此等等。军人骤然发现革命一场,反而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灾难,这使得当初支持农民运动的唐生智转而对农运反感。唐部军心动摇非同小可,它与中共的拥汪联唐以制蒋的战略部署相冲突。

  这种情形下,陈独秀坐不住了,5月中旬,在总政治教官恽代英的陪同下,陈独秀专程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先前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作演讲,申明他保护军人家族土地的主张,以安抚军心。在此之前,中共总书记从没有到过黄埔军校作演讲,包括在广州的黄埔军校本校,此行不同寻常,引起军校官兵的关注。陶希圣说:

  独秀到军校来演讲,官生大家都赶来听,并不是说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而是想看看这个神秘人物,想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因为共产党的主要分子向来是不出面的。”“我是政治教官,排在行列的前面。这是我看见独秀的初次。5

  早在1919年,同在北大的陈独秀与陶希圣参加了五四运动,他们一是北大教授,一是北大法学科学生,互不相识。这是初次见面,陶希圣对中共总书记的演讲印象深刻,他记录下当时的细节:

  那时没有扩音机,在操场中心有一座木台子,他站在上面讲,四面学生围成方形队伍,他穿一件很旧的西装,走上讲台后,司令官喊声“立正”,他就向四面转着答礼,他行的是军礼,可是他的掌心向外,不合标准。”陈独秀的演讲是“秀才式的,声音也不大,不过他的话是代表共党的,就有权威了。6

  陈独秀的讲话真的有权威吗?当时,陈独秀就连亲自去长沙进行和平调解以平息军队愤怒的主张也没能实现。5月23日,陈独秀在中共与共产国际联席会议上指出:目前情况下,“假如我们想同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合作的话,问题主要在农民。”整个湖南现在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将军们要镇压农民运动,另一方面是农民们想要平分土地。在政党动员农民起来为政治目标服务的同时,农民也在利用政党的力量为自己谋利。因此陈独秀强调:“纠正幼稚的行为和过火行动,这不是让步政策,必须坚决这样做。”7

  可是,陈独秀的意见并没有得到执行,或者说,根本无法执行:

  一方面,在乡村,被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没有得到很好的组织化,中共上层意见无法抵达基层组织,更不用说被执行。这与共产党对骤然兴起的农运没作充分准备有关,时湖南农会会员200万,其中中共党员只有1759人,中共湖南区委慨叹:“一千人中还只有同志一人,又怎么去领导呢?”8既要维持国共统一战线,又要借助农运力量与国民党右派抗衡,在这内外矛盾缠结的情形下,不仅中共,就连共产国际也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导。陈独秀难免有些手足无措,他毕竟是“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9

  另一方面,在如何对待工农运动“过火”问题上,中共领导层出现分歧。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维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而国民党──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与社会中上层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他们反对土地革命的立场。因此,从根本上说,农民运动的土地革命性质与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是相矛盾的,这是个两难问题,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在困境,共产党还没有办法破解这个困境。10中共内部出现的种种冲突,实在是难以避免。

  陶希圣说:“中共党内两派意见即将冲突。鲍罗廷和陈独秀仍然主张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保卫武汉政权,所以暂时妥协,修正农民政策的‘过火’,安定军心。有一个来自莫斯科的印度共产党人罗易,是一个激烈派,主张用激烈手段,不但要土地革命,组织农民军,成立‘革命裁判所’,审判反动军人。同时要改组军队,召集农民军。”11罗易这种不切实际的极端手法,遭到陈独秀反对。

  革命激情主义者的罗易当然不会就此罢休。5月底,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发去电报,强烈主张武装农民,组织反击,说“共产党人应当鼓励和发展这些‘过火’行为。”12与此同时,那一厢的斯大林也收到鲍罗廷电文,内容是国民党决定为了反对土地革命而战斗,甚至与共产国际决裂也在所不惜。这时,湖南省委正组织一支庞大的农民自卫队,准备对长沙及其附近城镇发起总攻。斯大林急忙发出指示:反对没收和分配属于国民党党员或国民党革命军军官的土地,尤其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直接与左派国民党联合”。13斯大林的指示传到中央后,中共政治局委员李维汉命令湖南省委停止行动。陈独秀等认为,农民进攻的唯一结果是激怒唐生智,促使它推翻共产党支持的武汉政府。一向抱激进态度的蔡和森、彭述之却指责李维汉停止进攻,要他为这个命令负责。陈独秀则批评蔡和森“荒唐”、“幼稚”。此时,中共内部不仅有点顾此失彼,甚至混乱,陈独秀哭笑不得,说这是“在厕所中洗澡”。14当处于革命重大转变关头,共产党人要迅速对各种混乱局面作出正确判断,并在有限的政治行动空间作出选择,实在不是件容易之事。此时的陈独秀,是一个肩负重任四面受敌而没有力量的总书记。

  在陶希圣看来,中共的两派纷争:

  前一派是鲍罗廷的指示,与陈独秀的主张。后一派是罗易的主张,与瞿秋白等的支持。

  鲍罗廷是第三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罗易是印度共产党人,亦是第三国际派到中国来的。此刻莫斯科是在进行着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的斗争。斯大林对中共的指示,总是模棱与含混。所以他们二人的见解不同,也影响中共内部的争论。15

  也正是中共领导层的意见纷争,使卷入咸宁农运的陶希圣避过一劫。陶希圣事后回忆说:“倘如中共内部没有这种矛盾和斗争,我这条生命断乎不能留到现在。”165月底,陶希圣在处理咸宁县农民协会的讼案上,因强行阻拦农会书记逢开大会就要枪毙农民的习惯做法,被这位斗争性强而年轻的农会书记指控为“反动军阀”。17在当时,“反动军阀”罪名足以送命。当陶希圣被五花大绑带回武汉时,主张“修正”农运“过火”行为的陈独秀仍主控中共局面。在陈独秀看来,陶希圣在咸宁县城“下令解散‘委员会’,并且制止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的专横行为,清理讼案,视察监所,释放了农民协会绑来要杀的小农民,开脱了善良的绅士”18均属“修正”农运“过火”行为,故陶希圣丝毫未损。回到军校,陶不仅未受任何处分,还被指派为政治部秘书长,兼任宣传处长。陶由此对陈独秀终生感激。19这一亲身经历,使陶希圣深深体会到革命背后刀光剑影的残酷。

  陶希圣能避过杀身之祸,除了陈独秀因素外,也与两湖农民运动出现转折有关。马日事变后,各地的农民运动陆续遭到毁灭性打击,“湖南的党经过五月事变的打击,差不多完全瓦解了。”20湖南各地的驻军和地主,纷纷开始向当地的共产党人和工会、农会反攻倒算。此时距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不过两个月。矛头直指中共和地方农会的许克祥等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通令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一律改组。武汉国民政府也因此失去对湖南大部分地区的管辖权。受重创的武汉国民政府认为种种“事变”均是农民过激行动所导致,武汉国民党上层产生严重敌视工农运动的情绪。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同意武汉国民政府和平解决马日事变,时任全国农协会主席的毛泽东只好写下“全国农协会临字第四号训令”承认失败。21不久,毛泽东向中央请求到湖南工作。

  至此,国共两党的党政格局出现改变。首先是驻江西第三军的朱培德借口“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以“礼送”方式驱逐142名共产党员和政工人员出境,并查封当地的工会和农会。接着,第四军的唐生智直截了当地宣称“拥汪反共”。最终,汪精卫宣布分共,国共合作成了国共分家,宁汉对立则成了宁汉合流。共产党的“文斗”终不敌国民党的“武斗”,国共两党就此分道扬镳。

  中国革命的大潮,在国共分裂声中退潮了。“赤都”街头只有零零散散的传单点缀着革命的余波。经过改组的临时中共政治局常委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然后南下广东。恽代英在校本部召见陶希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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