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牟发松: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

更新时间:2009-01-15 16:35:25
作者: 牟发松  

  

  一、引言——后来者无法绕开的丰碑

  

  魏晋南北朝(以下或简称六朝)隋唐在中国历史分期中的位置,中日学界迄今尚无定说。远者不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日学界都曾就中国古史分期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中国学界形成了所谓“三派五说”: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和与之大体相似的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论和与之大体相似的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其中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社会性质,诸说虽然都认为这一时代已进入封建社会,但它处于封建社会的哪一阶段,相互间仍有较大分歧;日本学界则有将这一时代视为中世和包括在古代以内的两种说法,其对立更为明显[1]。

  《剑桥中国隋唐史》在《导言》中论及中国6至11世纪即隋唐至北宋时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时,称引了两位当代历史学者的卓越贡献。其一是日本的内藤湖南氏,认为他是“首先研究了这一大问题”,其观点“对近代研究的发展来说仍是站得住脚的一家之言”。其二“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他的分析对以后的研究证明是非常有成效的出发点”,“他同样提出了制度发展方面有创见和洞察力的观点”[2]。剑桥史作者将这两位学者并列,认为他们的成果是进一步推进唐史研究的有效“出发点”,是非常有眼光的。内藤氏在东洋史领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关于六朝隋唐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对其时代性质的判断,极具开创性,其影响在日本学界历久而不衰[3]。中国的陈寅恪以“不古不今之学”(六朝隋唐史)名家,他按照自己的家世背景和学术素养,遵循独特的研究途径,“在司马光之后”将六朝隋唐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4]。“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5]的陈寅恪氏,不曾参与五十年代以来基于唯物史观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但他对于六朝隋唐的历史发展及其特征,有着自己独特而通贯的认识,其研究成果及理论、方法,影响了中国的几代史学工作者。可以说,内藤湖南和陈寅恪关于六朝隋唐史的研究,已构成后来者无法绕开的丰碑:对于他们的建树,无论赞成与否,都无法回避和忽视其存在。

    谷川道雄氏曾在《中国史上的古代和中世》一文中说,一如在山中迷了路应遵循返回到出发点的原则,要究明六朝隋唐的时代性质,应向近代中国历史分期论的创倡者内藤湖南回归,对其提出的观点进行充分的再研讨[6]。一个时期以来,陈寅恪的研究成果曾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随着对史学领域中教条、空泛倾向的深入反省,陈氏的学术业绩在中国大陆恢复了应有的地位,许多六朝隋唐史研究者又重新回到“陈寅恪的基础上”,甚至重新回到陈氏“四十多年前提出的”具体问题上[7]。新世纪伊始,当我们回顾20世纪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并觇望前景时,就不能不回顾这两位史学先行者的“六朝隋唐论”[8]。

  

  二、内藤湖南的“六朝隋唐论”

  内藤湖南的“六朝隋唐论”,立论于他对中国历史的总体把握之中,甚至可以说是他所建构的中国历史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

  内藤氏的“六朝隋唐论”,简单地说,就是将六朝隋唐确立为中国的“中世”(一称“中古”,后汉中期以前为“上古”,宋以后至明清为“近世”)。“中世”或“中古”,以及“上古”、“近世”等词汇,在汉语中古已有之[9],都是就距离所处时代之时间远近而言。内藤氏以前的中日学者,已有仿照西洋史将中国历史分为上世(上古)、中世(中古)及近世者[10],但大抵以朝代为单位,非如欧洲史上的古代(Ancient)、中世(Medieval)、近代(modern),各有明确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形态内容,前后变迁之迹亦历历可寻。内藤氏的六朝隋唐中世论,则具有中世之所以为中世的具体内涵和特征。内藤氏通过两个核心的命题,即“唐宋变革论”和“(六朝隋唐)贵族制论”,具体表现了这些内涵和特征。

  内藤氏论证中世结束于唐代、近世开端于宋代的“唐宋变革论”,即被欧美学界广泛接受的所谓“内藤假说”(Naito Hypothesis),已成为内藤史学的标识[11]。我们知道,唐宋变革论是以对比六朝隋唐贵族政治和宋代君主独裁政治两种政治体制为核心而展开的,然后推及于经济、学术、文学、艺术、音乐等层面的变化[12],换句话说,内藤氏对宋代历史特征的判断,是基于对六朝隋唐时代特征的把握。而内藤氏用以揭示六朝隋唐时代特征的,则为其“贵族制论”,这是内藤氏通过长期研究而逐步形成的一个理论框架[13]。

  内藤氏指出:“要之,六朝时代,贵族成为中心,这就是支那中世一切事物的根本”;贵族政治就是“政治权力由贵族团体所垄断的”的政治体制;“六朝至唐中叶,是中国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14]。总之,贵族和以之为中心的贵族政治,被视为中国中世的根本和象征。

  “这个时代的中国贵族,不是根据制度从天子那里领到土地和人民,而是作为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承续,从这种关系中形成门第”。这种“门第”的本体即郡望。其“长期自然承续”,既指“累代相续任官”[15],更指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制度”意义上的承续[16]。

  贵族制度也是从这种“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承续”的关系中产生的。“贵族政治时代的习惯是由贵族掌握权力……尽管在制度上并不承认贵族的权力”。“名族在当时占有极其优越的政治地位。这就是说,当时的政治属贵族全体专有,若非贵族,不能出任高官”。“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既然成为君主,最终便不免成为贵族政治机制的一环。换言之,君主是贵族阶级的共有物,只有在承认贵族的特权后才可以推行其政治,个人不可能拥有绝对权力。……(贵族)觉得君主不称意便施行废立”。“政治成为天子和贵族的协议体。……贵族并不绝对服从天子的命令”。“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或者是“贵族团体的佃农”,在文学、艺术、音乐等领域,亦是贵族的天下[17]。

  上述内藤氏通过“唐宋变革论”所揭示的近世论,是以“贵族制论”所揭示的中世论为前提的,内藤氏的中世论,则是以他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把握为前提的。那么,内藤湖南又是根据何种理论来把握整个中国历史的呢?如所周知,那就是作为内藤史学的理论基础的“文化史观”。他在《支那上古史·绪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余之所谓东洋史,就是支那文化发展的历史”。他正是根据中国文化的发展诸阶段及其特质,来确定中国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及其特质,即进行历史分期的。

  内藤氏将中国文化的发展归结为文化的移动。这种移动,首先表现为文化在地域上由内而外的扩展性波动和自外而内的反馈性波动,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中心的移动;其次表现为文化在不同阶级、阶层乃至不同民族间的移动,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自身的内容及形式的变化[18]。这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文化移动都成为内藤中世论中的重要指标。从第一种表现来看,中国文化暂时停止由内向外的扩展性波动的时代即后汉后半至西晋,被界定为上古向中世的过渡时代;中国文化自外向内的反馈性波动的时代即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时代;中国文化自外向内的反馈性波动达于顶点的时代即唐末五代,为中世向近世的过渡时代[19]。从文化移动的第二个表现来看,汉武帝时开始倡导的儒家文化,通过与政治、选举紧密结合的教育政策,并经过学问的“中毒”[20]及其反动、社会风气和选举制度的变迁等复杂的转化过程,最终普及到地方社会,从而产生了中世的统治阶层即贵族;与此同时,文化由汉族向周边民族的传播,唤起了后者的民族自觉,最后形成向中国内部发展的五胡势力;而从中世时期贵族垄断文化,逐步向非贵族的平民阶层下移,以及与之相应的诸如文学形式由诗赋而散文而词曲的变化,则被认为是中世向近世推移的重要征象[21]。

  内藤氏所理解的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的文化包括政治、经济等等,即“文明”的意义所能概括的民族生活的全部,狭义的文化即纯粹的文化,则指一个民族的智力、教养、道德。测量一个民族的文化程度,最重要的是文艺和艺术,科学、哲学尚在其次,至于经济和财富,几乎可以不予考虑[22]。相对于文化,政治则是人类生活中的原始、下等之事[23]。《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称:““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究竟有甚么不同?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可知内藤氏的唐宋变革论,也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谈政治。作为唐宋变革论前提的贵族制论,按照内藤氏的理解,贵族的根源和本质是作为纯粹文化的学问,即儒学和礼教。贵族是官僚,同时又是文化承担者,这一点下文还要谈到。内藤氏关于中世史的概说性论著,以《支那中古的文化》为题,内容“止于礼俗文化,未涉政治典制”[24]。该书最后一节,以“支那文化的根本”为题,认为贵族是“支那中世一切事物的根本”,而在“这一贵族时代所发生的种种文化事象,诸如经学、文学、艺术等等,无不构成这一时代的特色,这些又构成支那文化的根本,今天的支那文化,也是在其基础上构筑起来的”。可知内藤氏的文化史观深深浸透于他的六朝隋唐论中。

  

  三、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

  陈寅恪也属于百科全书式的史学家,他曾立志撰写一部《中国通史》[25],可惜未能如愿,因而不像内藤湖南那样对中国历史诸阶段皆有系统论著问世。但在六朝隋唐史方面,陈氏既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贯通全局、建立框架的专著[26],又发表了一大批功力深厚、牵涉甚广的专论,另外还有万绳楠氏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尽管陈氏治学严谨,师承乾嘉务实学风,寓论于史,慎下断语,从不以新理论新方法自诩,但从其论著中,仍可窥见他对六朝隋唐历史特征的独特把握,对这一阶段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思考。姑循上述内藤氏之例,以“六朝隋唐论”概括陈氏在六朝隋唐史方面的理论建树。

  陈氏的六朝隋唐论中,其框架性建树也许可概括为“制度文化渊源流变论”和“统治集团分化组合论”。

  所谓“制度文化渊源流变论”,是指陈氏从较长的历史过程着眼,通过考察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的渊源流变,究明六朝隋唐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及演变趋势。他将传统史学中被轻视的魏晋南北朝与受到重视的隋唐联系起来思考,从动乱分裂的魏晋南北朝(实上溯至汉)为强盛统一的隋唐寻得制度文化的渊源,复从唐代思想、文化中觅求宋代思想文化的源头[27]。其代表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指出隋唐制度三渊源中的南朝梁陈一源,所承汉魏以来之华夏文化分为前后两期输入北方,“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后因北魏取凉州输于北魏,以及隋唐虽继承魏周遗业,而西魏北周一源“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诸如此类曲折繁复之渊源流变,皆非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具有通识者不能揭发。陈氏还对儒家思想在六朝隋唐时期的渊源流变,特别是与法家、道家、释家思想的整合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8]。其议论所及,往往下至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的文化。

  所谓“统治集团分化组合论”,是指陈氏在治史中对以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阶层为背景组成的统治集团特为关注,他善于从这些统治集团的利益对立和兴衰分合中,揭示六朝隋唐历史的发展进程及社会基础,探讨当时各种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变背后的原因。他曾分析东汉以后,中国社会上儒家大族与非儒家寒族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内廷阉宦集团、外廷士大夫集团),其“竞争胜败”、势力升降构成了魏晋“兴亡递嬗”的基础[29]。他还分析了东晋南朝侨姓士族集团和江东士族集团之间的对立与联合,江东士族内部的文化士族和武力强宗两类势力的分野,北方侨流集团因南来路线及其居住地域不同而反映出来的“社会阶级”的差异(上、中、下三层)及地位变化,以及南方土著豪族集团的兴起及影响[30]。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及一系列有关论文中[31],他深入考察了唐代前期的关陇集团与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后期的长安(天子)集团与河北(镇将)集团[32],以及外朝士大夫朋党(即经学旧族之李党与新兴词科进士阶级之牛党)与内廷阉氏党派等不同类型的统治集团的相互对立及兴替分化,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清理出了唐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略论稿》最先提出、《述论稿》中得到详细论证的“关陇集团”概念,则是通贯理解北朝隋唐历史的一把钥匙,“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

  陈氏的统治集团论虽然涉及到各种类型的社会、政治集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baon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24306.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