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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律:从习俗到法治——试析英国法治传统形成的历史渊源

更新时间:2009-01-15 15:48:34
作者: 陈晓律  

  20在这样的形势下,各种反抗活动一直没有停止,既有民众的,也有诺曼贵族的叛乱。1088年,当继位的新王威廉二世再次击败叛乱之后,被迫召集民众,恢复他们狩猎和利用森林的权利,并允诺给他们希望的法律。21

  对诺曼入侵者而言,建立一个有效的司法体系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显然是当务之急,与英国各方势力妥协的结果催生了普通法。因此,从习惯法到普通法,尽管从内容而言都十分类似,但其本质却有重要的区别:传统的习俗是自下而上形成的,而普通法却是来自统治者的意志。习俗构成普通法最基本的成分,但习俗是由于地理界限的共同体由不同的人们和文化所构成,而不仅仅是政府行政划分的区域。无论什么样的习俗,都具有社会的影子,法庭就是这个共同体统治的机构,处理他们能够左右的公共事务。大多数社会的法律都需要一般民众的习俗来使之能够得以执行。当然,普通民众与国王看待这一公共机构的眼光是不同的。民众一般对其采取一种向上看的敬而远之的态度,而国王所关心的是他对王国的有效控制,他考虑的只是如何能够通过法庭更好地进行统治。22但无论何种态度,双方都不可能无视法庭的作用,毕竟保持法律体系的稳定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在这样的形势下,长于执法的诺曼人并没有对传统的英国法律做重大的改变,使盎格鲁·萨克逊的传统法律一直延续到1100年后。23在亨利一世期间,英国开始了对法律文件的书写历史时,一些不知名的作者依然顽强地将盎格鲁·萨克逊法律记载下来,以此作为对诺曼入侵者的对抗。24

  这种局面,迫使诺曼统治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只能对“自己人”行使诺曼习惯法,而对本地人行使盎格鲁·萨克逊习惯法。但实际上,盎格鲁·萨克逊的法典并非是真正成文并记载下来的,它们更多的是一大堆习惯和传统的司法实践,其中大多是判例法,当任何一地的个人案件由法官做出仲裁后就成为法律。在1066-1164年间,在英国的诺曼国王们对法典几乎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更愿意让少数律师去解决法律的纠纷。而这些律师的一大特点是他们对传统的盎格鲁·萨克逊法有着极大的兴趣,并在收集的法典中将这些法规保存了下来。25

  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作为外来统治者加强王权,也就是自己的统治权威是必然的趋势。诺曼统治者做了一系列的事情来加强自己的权力,强化王权,要求英吉利的教会必须向国王效忠,建立政府的专职机构,并尽力地把司法权集中在自己手中。亨利二世在12世纪的司法行动巩固了普通法的基础,加速了普通法与英国政治和社会的融合。英国普通法原本是作为盎格鲁·诺曼法出现的,并由英吉利海峡两边的同一个封建社会分享,仅在丧失诺曼底之后,这种法律才成为完全英国的东西。26

  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可以发现新的习俗不断地产生,它是为新的共同体和更现代的需要而提供替代旧的习俗的一种自然的方式。诺曼入侵者的统治以及在此之后形成的新传统,都对英国法律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然而,诺曼入侵后法律的变化更多强调的是对盎格鲁·萨克逊法律的继承而不是重写,因为征服者威廉自认为是这个王国的合法继承者。27封建主义是在军事而不是经济的偏好上对社会的一种重新安排形式,而其进展无疑受到了同期的新的习俗发展的影响。简言之,封建主义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即社会的急遽变化可能引起习俗的相应变化。这种习俗的弹性使英国社会在10世纪到11世纪之间能够更加宽松地认识到自己面临的变化了的形势,而比被迫接受什么都必须用写好的精细法律条文要好。而同样的变化也出现在封建主义衰落之时,它影响着封建习俗的变化,限制了封建义务使王权得到了加强。由于在此阶段的社会变化是如此剧烈,所以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甚至引起了反叛和内战。于是,这种激烈的变化导致习俗的转化采用了一种新的形式,——立法。大宪章就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28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宪章是传统的习俗没有办法应付社会的变化后人们在立法上寻求新的方式的产物。而王权的强化也使得它必须进行全国性的立法,而这种全国性的立法最终为了自保会摧毁原有的习俗。当然,立法机构的行为与传统习俗之间的冲突在整个中世纪并没有停止,一直到现代国家建立和主权的观念深入人心前,习俗在英国的法律体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位置。

  由于英国各郡之间的千差万别,所以,普通法实际上只是国王按照习俗制定的法律,但就是这种按照习俗制定的法律,也并不意味着它能真实地控制人们的生活。在各个城镇,村庄,普通民众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例如,人们发现已婚妇女的地区完全不同于普通法给她规定的,地方习俗经常保持妇女拥有不受丈夫控制的财产,甚至允许她通过自己的户头进行单独的贸易。29但在诺曼入侵之后的几个世纪内,在两个不同的民族逐渐地融合过程中,英国的法律体系还是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其重要标志就是,一个较为完备的全国性的司法系统开始形成,法律成为全国普遍适用的“普通法”。就英国人而言,普通法就是由人们普遍能够观察到的习惯构成的。在很多案例中,法官都必须掌握大量的现存的这类习惯资源,而且它们是大众或许都十分熟悉的。同时这些普遍的习俗早在进入法官的判决之前就存在了,这是普通法与政府制定的法律的唯一重要的资源差异。30由于习惯法的影响强大,从习惯法到普通法之间的转换过程,法官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中介。正如梅利西(L.J.mellish)所说,十分之九的普通法事实上是法官制造的。31尽管按照科克等人的看法,法官从来没有制造法律,他们只是用证据来说明什么是法律。32就构成普通法的核心内容而言,英国法律令状和陪审团的出现十分重要,它是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与诺曼统治者碰撞与妥协的结果。

  令状作为一种行政和司法工具是盎格鲁·萨克逊国王们十分重要的创造,它又被诺曼统治者接管过来并进一步发展。其出现的最早时间大约在10世纪前后,但在1200年才开始繁荣起来。它一般用羊皮纸写成,有国王的印章,类似一种司法判决执行书。获取令状的人必须向国王付费,这当然显示出国王对司法的重要性。但令状的出现并不是一种有计划的行动,它是一种历史的,甚至是偶然的过程,它并非有意去替代地方法庭和习俗,尽管它事实上起着这样的作用。人们也没有意识到一种新的制度已经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特点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即中央法庭和其执行的普通法并不是国王有意识的攻击地方法庭的结果,而是由于中央法庭能够提供更有效和更现代的司法保护;其次,则是国王法庭拥有最少的程序和最大的便利。因此,人们不可阻挡地从地方法庭涌向国王法庭,人们感到,“不管国王在哪里,哪里就有法律。”33尽管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在混乱之后加强王权的力量,也没有真正的深谋远虑,但其改革还是加强了不仅在世俗,而且在宗教界的王权权威。34类似的司法改革,尤其是皇家命令或执行的令状,对于作为一种快速和有效地恢复法律和秩序的手段有着明显的优越性。

  实际上,任何一种习俗的改变,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英国立法的一个特点是,绝大多数的法律改变都是间接而非直接的。也正是这个特点,使陪审团制度得以发展起来。陪审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只是在诺曼入侵之后,陪审制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2世纪后,陪审团被广泛应用于英国的司法审判中,从而建立起了陪审制。从历史上看,陪审团起初是作为民众团体证人,是基于法兰克国王为维护王室特权的需要而产生,并由于同样契合封建时期英王室集权之政治欲求而在英国迅速扩展并得以稳固的;但以后,这种陪审制却逐步演化为民众捍卫自己权利的重要手段,最终成为制约专制力量的重要武器,这种结果,肯定是将陪审制引入英国的征服者没有想到的。然而,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的较量并各自在传统中寻找某种对自己有利的武器而言,出现这样的结果却带有某种必然的性质。35

  普通法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则是继承了盎格鲁·萨克逊习俗遵循先例的传统。遵循先例为法官的司法裁决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使法官能够不易受到国王和其他社会上层的压力而独自做出司法判决,这种事实上的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最根本的表现。然而,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王权有意识地对司法系统进行改造,那么,普通法依然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可以在全国通行的法律。在这个意义上,诺曼统治者在普通法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没有王权的积极干预,很难想象英国能将传统的习俗发展为一个全国通行的普通法体系。甚至法官的独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王大力推行普通法的结果,因为在盎格鲁·萨克逊习惯法主导的社会中,专职的司法人员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从这一角度看,正是由于普通法的推行才催生了一个数量可观的专业司法队伍,而这支队伍又反过来推动着英国法律体系沿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前进。当民众在这种司法体系中感受到它的好处和方便时,坚守普通法的原则就成为了一种新的传统。

  因此,诺曼入侵者与盎格鲁·萨克逊人在几个世纪的冲突与融合中,以习俗为基础创建了全国通行的普通法,在英国的法制史上跨出了最重要的一步。它既保证了英国法律向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又有效地保留了传统习俗中捍卫民众权利的积极因素。

  

  三, 立法权的转移

  “不管国王在哪里,哪里就有法律”,显示了英国国王在普通法推行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然而,这同样也显示出国王高居于法律之上的特点,如何用法律限制国王,使君主成为法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保证民众的权利不受侵犯,逐渐成为英国法制体系演变过程中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并没有通过引起社会和历史断裂的方式来解决,而是来自新生的各种社会力量对普通法的重新解释。实际上,作为中世纪英国国王们努力巩固自己权力而产生的普通法,已逐渐变成君主们行为的制约因素。在17世纪的紧要关头,普通法已经成为“个人自由反对国王们不可遏制的君主意愿的防波堤”。36

  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普通法隐含着一种矛盾原则:国王既在法律之上又在法律之下。实际上,这一矛盾早在大宪章产生时,就已经隐含其中。学术界公认,大宪章的产生是贵族与国王斗争的结果,并且是英国宪政的源头。但大宪章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对国王权利的具体限制,而是在法律方面。在此之前,国王是超越法律之上的,他不服从法律的程序,也不受其规定的限制。正是在这一点上引发了贵族们对国王的不满,他们认为大宪章是必要的,是因为国王坚持破坏法律并不受法律制约。然而,在大宪章之后,却产生了两个矛盾的原则,即第一,国王是超越法律的;第二,国王是必须服从法律的。按亚当斯的看法,或许正是按照这种含混和矛盾的原则,才使这一王国逐步成为一个自治的、政治民主的共和政体。37就当时的英国社会而言,这种前后矛盾,并不协调的原则对正处于孕育过程中的民族国家是有益的。因为各种社会力量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完全按自己意愿来控制社会的地步,议会既无法在全国有效地行使法律,国王也不可能忽视议会而为所欲为。这种留下模糊空间的状况,使各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理解这些原则,从而维持了社会的动态平衡。在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宪章的第61条就反复被议会强调和君主认可,既反映出各方力量消长的社会变化,也反映出“王在法下”的这一原则要成为一种传统尚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然而,社会的变化注定国王一方迟早要失掉法律上的特殊地位。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法律对财产保护的范围逐渐从地产转移到了各种商业和其他的经济资源。尽管立法被认为是仅仅属于国王和议会权限之内的事务,38但国王和议会究竟由谁主导立法,已逐步转变成为一个主权归属的重要问题,并在双方都没有明确意识的情况下,开始了一场持久的较量。

  如同大多数中世纪的政府机构一样。议会的存在主要是为国王的目的服务的。国王不时需要与他王国中的贵族进行协商,尤其是在国王需要钱的时候。国王的开会目的很简单,他只关注贵族们是否愿意,以及愿意出多少钱的问题。到14世纪时,有关钱财的议案开始从下院提出,而其最基本的目标就是要下院同意国王的税收。中世纪的议会也是一个司法机构,上院的成员如同法官,而下院的成员则扮演着请愿者的角色。这样逐渐形成了一种惯例,即得到同意的请求就通过成为法律,这就是私法(private legislation)的起源,尽管这样的法案还需要得到国王的批准。1400年时,议会立法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明确的认可。39在这种变化中,国王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金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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