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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美经济关系与“和谐世界”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吗?

更新时间:2009-01-14 14:04:23
作者: 课题组  

  除了价格低廉以外,还在于其质量的不断提高。同时还应该得益于对美国市场结构和需求的了解和把握、美国公司在华子企业重返美国这个最大的消费市场并与其本土企业竞争角逐。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尽管相比邻国的劳动工资正在失去优势,但是外商仍然选择在华设厂,广大美国的消费者仍然选择“中国制造”。

  与在货物贸易方面相反,中美在服务贸易方面是美方顺差,中方逆差。2006年全年,美服务业对中国的顺差为33亿美元。[5]单从数字来看这个大大低于中方对于美方在货物贸易方面的顺差(1400亿美元),[5]但是其发展势头相当迅猛,顺差在持续扩大。分析这一现象可以得出2个结论:

  1.美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顺差正是对比较优势原理的再一次肯定。因为一般认为,只有一个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或者进入到工业化后期时,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和作用才会不断增强,同时服务业才会加速发展。当今美国经济已经全面进入到信息经济时代,其在服务业领域具有对中国无与伦比的优势;

  2.服务业顺差数额很小但是发展迅速。数额小是由于中国在服务业领域的很多方面还存在管制,没有完全开放;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很发达,许多地区对于美国“后现代”的服务业(如金融、保险和咨询业等)仍然没有需求或者不适应,造成美服务业在华无用武之地。但是,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论从规模和程度,还是从其运行的制度层面来说,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跨越。因此,才会出现美服务业顺差发展迅猛的趋势。

  中美在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方面的现状,说明两国之间的贸易由“产业间”贸易占主导,由于两国经济存在结构性和发展阶段上的代差,比较突出地表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在制造业产品的贸易方面,虽然竞争激烈,但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美国产品的相互竞争(美资在华企业对母国的出口占了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总量的50%以上[5]),也反映了中国的多种生产要素适应美国企业海外扩张的需要。中国成为美国跨国公司获取利润的乐土,也是对互补性的新解说。互补的根源在于共同利益,在经济领域,和谐中美关系当然不能只归因于互补性,但是没有互补关系的和谐肯定是不存在的。

  

  三、全方位融入世界金融体系才能共赢

  

  1.“正外部性”产生是融入世界金融体系的真谛

  全方位融入世界金融体系要求汇率制度的安排对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转产生“正外部性”(能够促进各种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这意味着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交易成本降低,从而在长期中提高世界各国人民整体的福利水平),反过来说,如果选择了不当的不能反映内外均衡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则肯定产生“负外部性”(把给自己带来好处的成本转嫁到社会中去,产生“以邻为壑”效应,其结果是引起各国之间的争端和摩擦,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就可能导致互相之间针锋相对的贸易战或者货币战,这将增加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交易成本)。共赢才能和谐,从我们自己的角度看,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在于汇率制度和水平能够与国际金融的发展趋势接轨。

  为了降低甚至消除国际金融体系中负外部性,促进正的外部性得以形成并且稳定增长,需要超国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出一套公平公正以及透明的游戏规则并对各成员国进行监督以保证规则得到切实的尊重和履行,而这套规则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即是国际金融体系,而汇率制度安排是一切问题的核心,汇率制度的演变是决定国际金融体系动态发展的根本力量。这也提示我们,主动融入世界金融体系的首要前提是按照既定的规则办事。

  2.合作共赢—国际金融体系发展的主线

  通过对国际金融体系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以合作对话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要素流动为标志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深化是其根本特征,未来汇率制度安排也将按照这个逻辑展开:

  金本位制度的内在逻辑是价格-现金流动机制,这是一种以固定汇率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一战爆发后被迫中止;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逻辑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双挂钩”汇兑平价机制,这是一种“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由于这种准固定汇率制度无法解决“特里芬难题”,在70年代初出现美元危机之后而宣告解体;

  之后牙买加体系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种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度并存的松散的国际金融体系。

  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当然和世界经济宏观经济的动态发展密切相关,并在很大程度上折射或者反映了宏观经济基本面发展的现状。国与国之间日益增强的经济关联度,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显著,一国想要在独立的前提之下同时实现国民经济体系的内外均衡的努力受到极大挑战,“米德”冲突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理论依据。[6](P.6-11)在此背景下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优势已经逐步体现,而我们已经看到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在解决各种程度不一的经济危机时体现出来的巨大作用。例如在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时,正是由于IMF以及美国财政部的及时介入,使得墨西哥金融市场最终恢复稳定,没有演化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7](P.18-50)而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IMF和WB对那些深陷危机不能自拔的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而中国也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使得亚洲各国遭受的损失降低到一个可以控制的程度并最终实现国际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牙买加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金融危机频发,破坏性越来越大,特别需要各国协调一致共同行动,克服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分歧,也要适当降低并最终消除大国博弈角力而导致的非生产性消耗,实现危机前预防、危机中管理以及危机后重建。合作和对话已经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经济争端的共识,最近的中美以及中欧战略经济对话就说明了这一点。

  3.做合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和谐伙伴”

  市场的开放和国际经济规则的切实履行是世贸组织成员国应尽的义务,目前中国的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市场已经不同程度的开放,对外经济行为也受到WTO游戏规则的约束。这种国民经济实体层面的变化要求金融层面的制度安排作出相应的调整。2005年7月21日,中国的汇率改革正式启动,由之前的“单一钉住美元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转变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就意味着市场机制将在中国汇率形成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未来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汇率制度的松动需要由资本项目账户的逐渐放开与之配合。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推出就是我国资本管制松动的讯号之一。目前西方国家对我国汇率制度所施加的巨大压力,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希望中国在更大程度上开放资本市场。当前确有短期的游资或者说热钱的涌入,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造成不利影响,这种状况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惕,但同时这种现象本身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某种结构性缺陷。长期的资本管制政策固然为我国的积累了大量的发展基金,然而同时也造成了资产价格定价机制的失真和扭曲。由于多年以来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造成基础货币的被动发行,央行已经无法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冲销掉这些过剩的流动性,而这些流动性由于资本管制的缘故大多只能在国内寻找出路,于是大量涌入股市和楼市,造成了资产的市场价格严重偏离了其内在价值,虽然我们无法得出这些资产价格泡沫已经使中国经济泡沫化,但是将来资产的市场价格向其内在价值回归的过程势必对中国实体经济本身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因而资本项目的逐渐放开是大势所趋,而它也是解决中国目前这种内外经济失衡状况的根本手段之一。

  无论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我们都可以论证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目前市场经济机制作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开放和平等竞争,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要能够无阻碍的或者交易成本最低的状况下自由流动,以实现有效配置。购买力平价理论对货币市场的趋同性做出理论解释,即在完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存在两个国家的同种金融工具或两种相似金融工具的预期收益不同,则储蓄者会将资金从一个国家转移至另一个国家,只有在预期收益相等的情况下,这种转移才会停止,从而达到均衡。这就使得货币市场的一体化成为可能。著名的资产定价模型(CAPM模型)则对资本市场的一体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多元化的投资可以降低甚至消除风险,成熟市场(发达国家市场)和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市场)的β系数(风险测度系数)通常不会一致,这就使得投资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配置自己的投资组合,从而使得资本市场的一体化成为可能。在实践层面上,各种金融衍生品已经得到迅猛发展,包括对冲基金、共同基金等各种风险套利资本会寻求一切市场估值脱离内在价值的机会从而获利,这固然会对一国的资本市场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然而另一方面它的价值发现功能又可以使得资产价格向内在价值回归,在长期中将会促进本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客观上促进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体化。

  解决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的内外失衡的艰难处境,需要在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的基础上,逐渐放开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促进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因而,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也能够更好的融入到国际金融体系之中。换句话说,我们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正外部性”的贡献,将能够证明中国作为“和谐伙伴”的资格。

  

  四、用“和谐”的思想进一步审视中美经济关系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是为“相应”,即求同存异;“谐”是为“和合”、“调和”,即不同事物的协调与统一。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看出,经济上和谐的基础在于共同利益,单方利益的获取又必须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利益博弈之要点,是求同存异。扩大地说,在一个系统中,各个部分之间相互开放,在矛盾中发展,在冲突中融合,在竞争中合作,最终实现整个系统的帕累托最优。中美经贸关系30年,正是沿着这样的轨迹发展的。

  1.系统的部分之间相互开放是和谐的根本要求

  开放是和谐的先决条件。在一个系统中,各个部分的相互开放度越高,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越大,其激烈程度可能就越强。系统的维系要求解决矛盾,崩溃的后果将使系统内所有组成部分面临灭顶之灾。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涌动使各国、各经济体都处在一个大系统内,由此形成的共同利益强烈地制约着每个国家和经济体损人利己的行为。倒不如说,和谐的取得,是有识之士衡量了灾难带来的损失与损人利己获得的微小收益,不得不采取的一种与他人合作,也照顾到他人利益的行为。和谐总是同开放、同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观点认为,矛盾的基本属性是同一性和斗争性,同一性使对立面相互依存,而且双方在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中得到存在和发展;使对立面相互作用,相互汲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可以在相互促进中各自得到发展。本文所定义的和谐是作为矛盾和冲突的对立面而诞生的。没有冲突,就没有和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在对外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与他国在贸易、金融等多个经济领域的摩擦也日益凸显,中美贸易摩擦和货币政策倾向上的分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此外,中美在能源、技术、知识产权等多个经济领域都存在分歧。应该说,这些摩擦的产生是一种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状态的进步和历史的必然。有了摩擦,才会有对和谐的诉求,才会促使两国在冲突中合作,以达到一种更和谐的经济状态。

  2.和谐的经济状态是实现帕累托最优

  和谐的期望状态或说追求和谐的目的是实现整个系统的帕累托最优,即一国在不损害他国利益的情况下无法增加本国利益,也就是整个系统中不存在帕累托改进。在系统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两国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利益的冲突,而最终的状态是两国力量博弈的结果。而我们所定义的最佳状态,即和谐的状态,是这场博弈中的一个均衡点。在这个点上,两个国家都实现了保障他国利益前提下的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点对于其中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可能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利益最大化点,但却是整个系统的效率最优点。那么,中美之间是否存在达到该点的可能性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从贸易上看,尽管目前中美贸易处于非均衡的状态,但两国经贸关系高度互补,互有所需。两国之间的贸易类型属于“产业间”贸易,中国出口产品的90%不与美国产品形成竞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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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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