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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梅: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一种新路径

更新时间:2009-01-13 17:04:10
作者: 李友梅  

  如同今天的社会分化不只是以物质生产领域的社会结构为基础那样。本文没有考虑对所有影响社会结构变化的力量及其具体后果一一阐述,而只是想就其中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力量"风险社会"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不仅探讨"风险社会"对于我国社会结构的影响,而且分析这一视角同贫富分化视角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对我国整个社会结构的作用。

  自1986年德国著名社会理论家U.贝克发表《风险社会:通向一种新的现代化》以来,"风险社会"已经成为人们认识20世纪末叶以来人类社会走向的基本视角。风险社会理论强调,现代化已经从简单现代化阶段进入晚期现代化阶段。人们在第一阶段为发展生产力、消除各种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威胁所做出的那些制度安排开始削弱自身的基础,所采用的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作用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制度基础的削弱打乱了与其相应的社会秩序,并把整个社会推入到流动状态之中,不确定性增强,个人成为自我保护的主体,社会认同被个人认同所替代;科学技术所造成的人造风险取代自然灾害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威胁。由此生成了一种风险社会,这个生成同全球化的推进是同一个过程,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风险社会形成的过程。从金融风险到环境破坏,从核危机到社会失范,从流行性疾病到个人的存在性焦虑,从全球恐怖主义到日常的饮食安全,人类所有行动都被卷入到风险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风险成了当代人类的一个基本生存环境。正是从风险现象和风险意识的这种无所不在和无孔不入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说风险社会已经来临了。

  风险社会的发生一方面如前所述有制度的原因,即建立在西方启蒙理性基础上的各种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科学技术制度的内在悖论使然,另一方面则同媒体的发达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密切关联。没有媒体的跨越时空的传播,风险就只能是地方性的,媒体把某些一直隐而未彰、不受人关注的风险显性化和放大,成为全国甚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媒体也可以对某些民众切身感受到的风险熟视无睹且保持沉默,从而让它在大多数民众心目中慢慢消隐,媒体还可以建构一套风险归责机制,把某些风险的生产同某些群体的存在勾连起来。在一个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社会,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停留在温饱问题的解决上,难以注意到由此带来的人造风险,甚至为了前者宁愿让自己的未来向后者敞开,"贫困有时候比死亡更可怕"就是这个意思。在基本生活问题得到保障以后,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开始关注各种由科学技术、由人追求自身自由和自主所带来的各种风险事实,人们一方面严肃批判各种风险生产机制,积极寻求风险规避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现代化给自己带来的各种便利和福祉,甚至渴望这种福祉和便利的不断扩大。这就是风险社会中人类生存的一种困境。U.贝克因此指出,在晚期现代性社会中,风险分布的逻辑正在取代财富分布的逻辑。有学者接续这个判断指出,如果在简单现代化阶段,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那么,在晚期现代性阶段,风险处理也将成为一个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

  风险社会理论在21世纪初进入中国。2003年春季突如其来的SARS是我国学界、政界和普通民众中风险意识陡升的直接原因。虽然此前许多学者开始介绍风险社会理论,但把生活领域的不安全感同风险社会联系起来的这种自觉性,是在李路路(2004)发出"中国正在进入高风险社会"的呼声之后才开始发育。在这时,作者究竟是从社会结构层面还是从风险社会理论的本来意思上进行讨论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其论文起到了引导人们把中国社会视为一个高风险社会的作用。

  风险社会理论进入中国当然与国际性学术交流不可分割,但我们同时必须看到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国当前的现实状况同风险社会具有很强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已经使"风险社会=晚期现代性"的历史分期对于中国来说不太重要。

  第一,世界风险社会的形成过程同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在同一个时间段上。既然全球化的过程就是世界风险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国进入全球化就不可规避地必须承受世界风险社会的各种压力,包括全球金融和经济风险、跨国犯罪、国际恐怖主义、全球性流行性疾病和全球性人口流动,甚至包括西方个人主义理念对中国传统集体主义观念的冲击,而所有这些征候,在封闭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面对这样一种世界风险社会的进入,在改革开放之初所形成的简单化的"打开窗户,关上纱窗"的观念已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其实,在我们深入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自觉不自觉地步入一个全球时代,而这个时代是不允许我们用自己熟悉的框框来理解它的,一旦我们真正理解它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了这样一种时刻,即必须承认我们的观念已静止太久、需要有一个新的开端了(阿尔布劳,2001)。由此说来,一个已经遇上全球风险社会的民族国家,它所面对的问题除了与现代性相关,还与全球性相关,处于这样的情境中,如果只擅长治理全国性背景下的社会而看不到这种擅长的局限性,并力图继续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塑造社会,那么它就很难想象自己正在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所具有的何种内涵与何种性质。

  第二,对科学主义的膜拜和对GDP 主义的盲目推崇打破了中国千年持守的"天人合一"理念,经济与社会、自然与科技、效率与道德之间的平衡被迅速打破,为各种风险在中国的生产和再生产创造了条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自然,对人伦道德的敬畏让人们采取的生存策略是M.韦伯所谓的"理性地适应世界",传统惯例、敬畏自然占据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维系了中国传统社会几乎千年一贯的相对平稳运转。

  近代史上中西对比中的失败促使政治家和学者痛下决心同自己民族的老传统说再见。1915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自我放弃、自觉拥抱西方启蒙运动基本精神的第一步。渴求现代化,接受西方科技理性、工具理性和GDP 主义,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产的主旋律。毋庸置疑,这种理念的引入及其实践,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的实践,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极强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需要反思和检讨的是,对GDP 的迷信让我们在发展道路上采取了效率和经济利益绝对优先的政策,甚至牺牲着社会公平和宜人的环境。加上我国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依附地位,刺激GDP 增长的主要是劳动密集、能源密集、土地密集型产业,造成了环境破坏、能源浪费、社会团结和整合机制流失等严重风险。

  今天,当西方强势国家不再简单地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由对我国进行攻击,而更多地强调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污染、能源过度消耗等问题时,这样一个问题反映出来:我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确造成了各种严重的风险,阻碍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分析表明,我们国家虽然还处在现代化的初级阶段,但从风险生产的机制和风险分布状况看,已经不幸地具备了现代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中国社会的确正在进入一个高风险阶段。

  

  三、社会结构分化重组的风险分配逻辑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风险社会"概念。第一个角度是前文已经提出的,指风险现象和风险意识的弥散性和普遍性;第二个角度是指正如经济发展、财富增长和分配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分化和重组一样,风险的普遍性存在、分配以及防范和克服风险的努力也将对社会结构的分化和重组产生重要影响,推动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发育和生长,或者说,风险分配的逻辑是社会结构分化和重组的一种新逻辑。更进一步地说,风险社会不仅仅是从风险现象和风险意识分布的强度和深度来讲的,更重要的是指风险分配导致的社会分化对重组社会结构所具有的根本性作用。

  从第一个角度的"风险社会"看,风险的生产和传播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的现象。就如U.贝克形象地说,自来水管的污水不会因为谁是总裁而在他家水龙头前停止流淌,从全球经济危机到全球大气变暖,从全球恐怖活动到全球性人畜共患传染病,没有人能规避风险的纠缠,风险击穿了前现代化和早期现代化所处心积虑地构建和建构起来的各种边界,风险面前人人平等,"现代化的各种风险迟早会对那些生产它们或者从中受益的人们构成打击",产生一个自食其果的后果(Beck,1992:23)。不同民族国家、不同种族、不同职业、不同性别在风险社会中的平等状态,形塑出一种"焦虑的共性",超越风险社会的努力成为全社会甚至全人类的共同任务。风险社会因此而可能成为跨越阶级和阶层,跨越信仰和种族,跨越职业和性别而进行全社会动员的最为重要的力量,成为一种以全球团结形式出现的团结政治和没有他者的全球风险共同体的最为核心的生产机制。不同肤色、不同等级、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们都参与到各种政策制定和科学活动之中,从社会理性角度干预科学活动,防止科学家完全按照其实验室逻辑来从事科学活动,完全按照科学实验标准来评价科学活动的成效,完全按照科学逻辑来改造社会和自然;从社会理性角度干预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限制防范风险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成为新的风险的始作俑者。U.贝克(Beck,1999:39)因此指出,风险社会将催生出一种自下而上"将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动起来"的"亚政治",各种反风险的公民团体的组织开始成型,在渴望安全的人们寻找不到政府的、法律的、政治的力量的支持时,各种非政府的力量开始悄悄地组织起来,"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正在风起云涌,潮涨潮落,都试图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解读风险社会,来为风险社会寻找可以构筑其社会理性基础的东西"(同上:66)。这类公民组织可以称为"公共利益群体"(public interest group ),它寻求集体的福祉,其成果不会只是选择性地或者以物质的形式惠及其成员和参与者,而是以惠及全体公民为目标,如寻求更为洁净的空气或者开放政府(DouglasWildavsky ,1982:1642165)。简言之,一种崭新的、跨越阶级阶层的公民社会运动将是风险社会的最为主要的社会成果。这将有助于打破不同阶级阶层、不同种族肤色、不同职业性别之间存在的各种隔阂,为一个民族国家,甚至为整个人类社会的重新团结创造一种崭新的机制。

  颇为悖谬的是,从抽象的层面看,风险社会的出现给全人类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为一个民族国家甚至全人类的团结创造了契机,但从具体的层面看,风险社会的出现又恰恰可能成为社会分化的另一种促成力量。原因之一是人们对本体性安全的寻求不习惯于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而愿意回到现实生活中。对于风险社会也如此,人们习惯于把抽象的风险理念和信息转变为与自己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具体的、可以体验的风险类型。受不同文化、职业、组织构成、价值观念、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等因素之间的分化和差异的影响,不同的人群在具体化、地方化风险现象时的意识并不完全一致,不同的人群会关注不同的风险类型。从这个角度看,各自有别的风险选择和风险类型化机制的存在,会把看似在风险社会中实现了重新团结的人们分化为一个个不同的群体和组织。换言之,不同的风险联合起不同的人们,不同的风险感知和选择成了相关的人们相互联合的新的起点,并因此也造成或者强化了人们之间的分裂(同上)。

  更为严重的是,风险社会的分化机制不仅仅是某些文化和价值观念差别作用的结果,而且还是巨大的利益诉求驱动的结果,"每一个利益群体都竭力通过风险界定来实现自我保护,并以这种方式来规避可能影响其钱袋子的风险"(Beck,1992:31)。具体而言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风险的具体化必然涉及到一个风险归责问题,即某种风险是由谁造成的。虽然U.贝克说风险社会的生产是"组织化的不负责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转引自Mythen,2004:60),但从群体利益出发,风险归责是不可避免的。关键的问题是,风险归责并不太需要正确的知识和信息,主要是从群体和组织的团结和利益要求出发的,只要自圆其说即可。譬如地震,有些群体和组织说其是受害者多行不义必自毙,有些群体和组织认为这是自然规律的作用,有些群体和组织主要指摘政府抗震政策的不完善;即使对于震后的处理,不同群体关注的焦点也有差别,有关注震后救灾行动是否积极的,有关注遇难人口的社会构成的,等等。在这些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冲突的归责努力中,既可能把一些本来不存在矛盾的群体推到冲突的前沿阵地,也可能强化已有群体和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还可能因为某一种归责话语而生产出许多新的利益群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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