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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敦华: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学

更新时间:2009-01-07 00:01:12
作者: 赵敦华 (进入专栏)  

  

  主讲人简况:赵敦华,比利时卢汶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人文学部副主任,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哲学分会主席。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现代西方哲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和宗教学的研究,最近在努力促进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西方哲学研究和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对话和交流,并试图探讨达尔文主义对哲学研究的积极影响。著有《人性和伦理的跨文化研究》、《基督教哲学1500年》、《当代英美哲学举要》、《现代西方哲学新编》、《西方哲学简史》和《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以及《西方人学观念史》(主编)等著作十余部。多次获得“全国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3年获得教育部和人事部颁发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尊敬的李主席,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久负盛名的华南师范大学,来到年轻的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广州大学城,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岭南大讲坛上和大家交流思想。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学”,这个题目原来是我一本书的题目,我那本书的题目就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那本书主要是对西方哲学的著作、文本做了一些解读,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时间来对文本进行解读了,所以只能对中国人如何看待西方哲学、如何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对这个问题我谈一点自己原则性的理论,就是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西方哲学。

  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2004年是德国伟大哲学家康德逝世两百周年,在全世界都有很多纪念康德的学术活动,北大也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邀请了一些德国的哲学家跟我们就康德的哲学思想进行交流。交流了一些时间之后,有一位德国同行有一点困惑,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们中国人讲的康德和我们讲的康德怎么有一点不一样呢?后来我跟他就讲了,不一样是正常的,如果我们中国人讲康德和你们德国人讲康德完全一样,那反而就不正常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在读康德著作的时候,是有自己角度的,而他选择的这个角度来理解康德,是由于康德他对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现实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康德。第二,大部分的会议论文虽然都是用英文发表的,但是这些论文可能在一开始是用中文写作的,然后再把中文翻译为英文,德国人当然能够理解英文,但是从中文翻译为英文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带有我们汉语思维的那种特有的方式,那就是和完全用英文或者德文来思考或者是写作,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不一样的地方是正常的。

  这个差异,我想并不意味着有高下之分,并不是说德国人他对康德的理解和解释就有一种优先权,而我们中国人读康德,那就一定要跟在德国人的后面,中国人特殊的角度,或者是特殊的表达、特殊的思维方式,那就是一种不地道的,只有德国人他们用德文来理解、来表达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著作,才是地道的,我想是不能这样说的。这位德国同行他也承认,确实从差异上,也可以从中国的同行身上学到很多他们原来忽视的东西。后来我也跟他用苏东坡的一句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可能德国人读康德嘛,可能就是在庐山的山中来看庐山一样,可能看得更近一些,有一些盲点,但是中国人看康德,就好像是在庐山的外面来看,可能比较远,但是角度不一样,在一些方面可能还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何种哲学、谁的西方

  

  我从这么一个故事开始,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讲西方哲学的时候,首先就要提出一个问题,是何种哲学、谁的西方。首先我们要肯定,现在中国人研究的西方哲学,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现在的中国哲学不仅仅有中国人的西方哲学研究,同样也有中国哲学的研究,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中国人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当年十九世纪在西方,或者二十世纪在俄国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的中国人讲的中国传统哲学,也不是古代人所研究的中国哲学,同样当代中国人研究的西方哲学,它也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首先要有这么一个定位。

  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它的研究主体是中国人,而不是西方人,它所使用的主要语言是中文,而不是西文。当然我们讲现在由于我们教育界也很开放,有一些高校也聘请了一些外国的专家,这些外国的专家他们引用外文在中国的大学里来讲授西方哲学,也引用外文发表西方哲学的成果,这当然也是属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一个部分,但是这毕竟是少数,它的主体和主要的语言还是中国人和中文。

  这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正是因为这个主体和语言的差异,西方哲学在中国和西方哲学在西方就有所不同,虽然我们都是在讲西方哲学,但是因为它的研究主体不同、研究所使用的语言不同,这两种重大的不同,也就产生了它研究的方法、研究的结果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谈到西方哲学,中国人讲的西方哲学,它是中国人的西方,它和西方人的西方是不一样的。同样,西方人他也在研究中国,就是汉学,以中国文化为他的研究对象,但是西方通过汉学来看待中国,那和我们中国人研究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是不一样的。这不是说我们有意要作出什么样的区分,中国人的西方和西方人的西方不一样,反过来也是一样,西方人的中国和中国人的中国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比较自觉地掌握这一点,所以我们才会自觉地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西方哲学。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学有什么必要性,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的四个特点

    

  中国人的西方哲学有几个特点,中国人的西方哲学和西方人研究的西方哲学,它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呢?一共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需要决定选择。中国人在学习、引进和研究西方哲学的时候,不是不分重点、没有选择的一种拿来主义,如果说是一种拿来主义的话,那么他是有选择的,而这种选择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变革的需要、根据中国政治形势的需要,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需要,是根据中国人自己的需要在西方哲学当中选择了那些中国人认为是对他们有用的那些学说、那些派别,引进它、研究它、消化它,所以是需要决定选择。

  第二个特点,翻译也是创造。中国人的西方哲学研究有一个基础,就是把西方哲学的经典著作和西方人的研究成果翻译为中文,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主要使用的语言是中文,所以第一步是要进行翻译。有很多人认为好像翻译只是一种照搬,只是一种语言的变化,在思想观念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创造。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看翻译,往往会贬低哲学翻译的创造性,实际上翻译特别是哲学的翻译,它都是在译者自己理解的基础上,当然我讲的是一种好的翻译,按照译者自己的理解,他对西方哲学思想的理解,也是对中国语言的理解,把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才能够翻译出好的作品,所以翻译不是像我们现在使用的翻译机器一样,我输入一个英文句子,一按按纽就自动生成了汉语,或者把汉语的句子输入自动生成西文,对于一些简单的句子可以这样做,但是对于一些复杂的,比如说对文学翻译,就不能这么做了,对哲学的翻译同样也是不能这样做的,一定要经过译者的创造性工作。

  在这一点上,老一辈的翻译家就为我们作出了榜样,老一辈的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他们都是中国第一流的翻译家,比如说北大哲学系王太庆先生,已经去世了,翻译了很多西方哲学的名著。在文革之后,开始评职称时,因为王太庆先生在文革前还是一个讲师,所以文革之后就要评副教授,还要评教授,在评职称时总是有一些困扰,有一些人说王太庆先生的工作主要是翻译啊,也不是什么原创性的成果,在学术委员会投票时就通不过,后来就是一位学术界的老前辈贺麟先生,大家很熟悉了,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翻译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哲学家,贺麟先生亲自出面,给北大学术委员会写了推荐信,说王太庆先生的翻译,他的水平和质量要超过很多所谓的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因为他在翻译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水平、创造精神是很多学术专著和论文不具备的,这不仅仅是对王太庆先生一个人的肯定,是对老一辈的西方哲学翻译家的肯定。

  但是我并不是说所有的译者都是创造,反观这些年来有一些青年的译者,就很难说是一些创造了,他们没有学过哲学,对哲学著作也没有专门的研究,就是学过一些外语,就研究字典的意义,如果看到一个词汇,就查查字典,然后根据这个字典的意义,生搬硬译,翻译成中文。在座可能有一些同学就会有一些感觉,看好的翻译作品和看不好的翻译作品,效果是大不一样的,看了好的翻译的作品很容易理解,并且是一种精神的享受,但是如果翻译不好,生搬硬译,不知所云,看完这句话或者是这本书,不知道它是在讲什么。我的学生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讲你还是看看它的英文原著吧,一些高年级的学生,研究生,哲学英文达到一定的水平,看到原文很容易理解,看中文的翻译可能还不好理解了,说明我们现在的翻译还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肯定,一个好的翻译、高水平的翻译,实际上也是一种创造。

  第三个特点,叙述包含评论。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呢?现在有人对西方哲学研究有一种误解,他说你们只是介绍西方人的思想,像某某某怎么说,把他的观点一个一个、一条一条,好像讲得非常有条理,讲得很清楚,但是这只是一种叙述啊,只是一种介绍啊,那么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呢、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你有什么评论呢、你有什么批评呢,看不到啊,讲你们这种西方哲学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一种简单的复制,好像只是起到录音机的作用,只是把外国人的声音,你把他给介绍到中国来,复制到中国来,你也没有什么创造啊。对于这种意见,我就有一句话了,我讲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如果你是一个外行的话,你可能在人家平铺直叙的叙述当中看不到作者自己的观点,但是一个内行呢,他就知道了,实际上作者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评论就包含在他的叙述和介绍当中,因为没有一个介绍、没有一个叙述,是完全忠于西方哲学家原来的思想,不可能是他思想原原本本的复制。

  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一般内容非常多,并且有一些表述、有一些论证非常复杂,但是一个中国的研究者,能够用非常清楚的语言把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梳理得非常清楚,大家看到他的介绍、看到他的叙述之后再来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就觉得非常容易理解了。在这种叙述和介绍当中,就融入了介绍者研究的心得,很多研究的心血,比如说从什么样的角度、选择哪些材料,这本书里有那么多话,你选择、引用哪些最精辟的话、最有代表性的论述,并且以最有代表性的论述为他的纲要,对它进行展开,按照一个逻辑的线索把它讲得清清楚楚,有一定的结构,条理非常分明。这种逻辑的线索、这种结构、这种选材,不是西方哲学家本身就有的,而是研究者、介绍者他们在自己长期研究的成果基础之上,实际上叙述就包含了评论。

  第四个特点,比较赋予新意。我一开始给同学们讲了一个故事,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可能自己感觉不到新意,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看着中国人的成果习以为常,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人的西方哲学研究成果,和西方人他们研究自己本国的哲学,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异了,这个差异并不代表着有高下优劣之分,而是说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的区别,从比较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特有的角度、特有的研究和西方人不同的新意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四句话就是今天我要讲演的一个大纲,我刚才给各位做了一个初步的解释,下面我按照这四条,一条一条给大家做一些更深入的讲解。

    

  中国人总是根据需要来引进和研究西方哲学

    

  首先我们看第一条,需要决定选择。

  我们要联系西学东渐,在长达接近四百年的历史当中,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人是怎么样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引进和研究西方哲学的。西学东渐可以说是开始于十七世纪,明末清初的时候,当时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利玛窦,他从澳门首先进入了广东,到了肇庆、广州等地,然后他再北上,到了北京,最后是死在北京,可以说他代表了中西文化的第一次交流,他是一个先驱。利玛窦所在的耶稣会主要目的就是要传教,但是为了传教的目的,他就采取了一个策略,叫“科学传教”,一开始跟中国人讲天主教的教义,他觉得可能中国人的抵触情绪太大,不接受他们教义的这一套,如果跟中国人讲一些西方的科学,中国人还是很感兴趣,对西方的数学、几何学、自然科学很感兴趣。科学传教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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