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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小朋:哈贝马斯沟通费用与公共选择

更新时间:2009-01-03 04:18:07
作者: 罗小朋  

  在历史上,人类是以很小的共同体开始,那个时候人类的技术水平很低,但他们的共同利益是很直观很透明的。这在人类演化中是非常重要的,人类在小共同体中间形成合作的本能,那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化,但是人类真正文明的时间远远短于那个小共同体的历史。问题就是当人类文明、技术进步了以后,分工和协作的规模大了,共同利益的透明度下降,至今为止的很多技术进步是增加哈贝马斯沟通费用,这也是解释人类冲突的一个原因,也是为什么分工协作的扩大导致社会冲突的增加,社会异化,所谓马克思讲的异化。

  

  茅于轼:那个哈贝马斯沟通费用是什么?

  

  罗小朋:这个费用的概念是我加进去的,那我解释一下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哈贝马斯讲的是人的沟通行为,他提出理想状态下人的沟通有三条:求真truth,求是rightness,求诚sincerity。求真,如果你不承认有真假问题,完全相对主义的真假观,沟通就有问题。求是,如果认为世界上本无是非,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达到理性的沟通。然后是诚意。他用这三条来度量你的交往和沟通是不是理性。理想状态下的人类交往是要符合这三条的,要求真,求是,求诚。

  

  丁建峰:对于科斯的交易费用可不可以把它理解为交往费用?

  

  罗小朋:交易费用,我的理解是大家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区别就在于,哈贝马斯交往没有具体的利益动机,起源于人类的社会本性,我就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也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至于说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是为了骗你欺负你,哈贝马斯沟通没有这个问题。我有一个理解是,哈贝马斯沟通最重要的目的是发现共同认同的真实,就是shared reality。What is shared reality? 因为你看见的真跟他看见的真未必是同一个真,那么我们共同都认为是真的东西是什么,这是人类社会本性的一种要求。你要合作,要采取集体行动,如果对于共同的真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理解,那我们根本无法采取集体行动。

  

  马剑银:您说的“哈贝马斯沟通费用”,但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概念可能会造成一个混淆,因为可能会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在“理想言谈情境”下人们达成共识的一个费用,理想言谈情景是哈贝马斯的一种前提的理论假设,即使在哈贝马斯所说的理想言谈情境下进行沟通也会是这样的。

  

  罗小朋:对,我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有歧义性。

  

  马剑银:还有一个费用就是理想言谈情境如何可能,追求获得达到它还需要有一个费用,那么实际上这样两个费用是不同的概念。

  

  

  罗小朋:我懂你的意思,你说的很清楚,我觉得这是需要澄清的问题。那么我也坦率的讲,科斯的交易费用也有同样的问题,也有这样的模糊性和歧义性,那么我回头再讲为什么要保持这种模糊性和歧义性。你说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茅于轼:由于时间问题,评论环节放在后面。

  

  罗小朋:那么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动机之一就和你刚才的问题相关。如果我们没有什么现实的考虑,就说我们永远可以做这种象牙塔里的讨论,现实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正在发生一种信息技术的革命,这个信息技术的革命就对于你刚才说的两个方面的成本都有意义的。就是说,信息传输费用的屏障——你刚才讲到,我们进行这种沟通首先要发生传递费用——在历史上,是和沟通的社会环境不可分离的,而现在信息的传递费用可以忽略不计,而真正对你的沟通造成困难的是你的文化背景,知识背景和社会背景。信息传递过去不需要一个很高的费用,你读不懂那没办法,比如你用的是外语,这和信息传递已经没有关系了。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事情。也就是说,信息传递费用已经不构成我们交往的障碍,过去这是很重要的障碍。现在的问题是你的知识背景,社会背景,这构成你的沟通障碍,那就是说由传输费用产生的隔阂就打破了。还有一种,大家都知道网上的second life,你可以在虚拟空间里组织第二种社会生活。这就意味着,可以创造一种虚拟的沟通环境,相当于过去的核试验要到现场去炸,现在都是在计算机里模拟的。也就是说在虚拟的交往环境下,社会试验的成本,思想试验的成本可能因此而大大下降,我不需要炸一颗原子弹来知道这个原子弹是不是成功。这和我们原来经济学里讲的公共选择就有很大问题,原来讲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很多假设,当然它的假设是为了严谨化。但是它假设偏好不变,架设人们都知道自己的利益之所在,对我们造成了思想的束缚,比如说回避偏好转变的机制问题是经济学经常使用的,因为我们的优化通常是讨论在偏好不变下的优化,可是当你的信息成本大大下降时,你怎么可能去回避偏好变化问题,这个假定就经常不成立了。人对自己的利益之所在是清楚的,这个假设也是我们微观经济学中常用的,这个问题现在也很大。那么我在哈贝马斯定理里的假设,人的偏好与你对真实世界的认知直接有关,当你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变化,你的偏好也跟着变化。当我们不知道西方国家是怎么发达的时候,跟知道了以后不一样的,包括王震,中国共产党的元老,在三中全会以前,王震刚从英国回来,出去看了一圈后,想法变化很大。所以你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和认知是跟你的偏好有很大关系。我觉得这是很显然的,哈贝马斯沟通是人类获得对真实世界共识的重要途径。什么是真实世界,如果大家都互相撒谎的话,你怎么知道真实世界是怎样的。你只有通过一种接近于理想的沟通,你才能知道。那么你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发生变化,那么你的偏好也就应该发生变化。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实现多赢的公共选择,那也是跟哈贝马斯沟通有关。如果大家都尔虞我诈,你怎么可能找到一个多赢的途径?这就要讨论到底哪些因素决定哈贝马斯的沟通费用。大家也比较容易理解,文化传统,制度安排,政治形势,信息技术。这些东西一方面影响信息分布,对称不对称,影响表达的能力,影响话语权的分配,同时影响交往的伦理,沟通的伦理,也影响共识机制。通过这些东西,就有可能从规范性的东西转化为可以通过实证进行检验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种过渡,那只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如果人处在一种理想的沟通状态,那他们的沟通自然是理想的,这是一种规范性的东西。这里面,特别是文化传统的问题需要特别强调。现在很有影响的学着,比如说秦晖,他对文化传统的界定是非常窄的,我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他的界定不利于提高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自省。他定义的文化就是在吃,吃辣,吃咸,这些不影响社会的行为、公共选择。而主流对文化的理解,文化是历史力量在现在的体现。如果否认了文化的重要性等于否定了历史的重要性。这里面有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讨论的是,在沟通伦理和沟通习俗方面我们积极的遗产和历史的积弊。中国人在沟通理性方面最积极的遗产是什么,我想了一下,我们士大夫的传统里面是有这个东西,中国的精英对历史的敬畏,历史的信仰,认为历史最后会公正,这其实是一个信仰,未必是真的,但这个信念使我们很多真实的历史被记录下来。包括到现在一些人,他觉得如果不能把真话在死之前写出来是对不起历史的,这里面对于理解中国知识精英在沟通方面积极的历史遗产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讲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中国古代的书写文字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现在网络上写东西,当我把它变成网络上的东西时,我不能胡写,因为这是要传播的,中国人说立言嘛。我们对文字沟通的神圣性,严肃性是有传统的,你说话可以胡说,但你把它留给后代的文字,就有哈贝马斯讲的精神在里面,要求真,求是,有一种诚意在里面。有一种士人阶级的理念,这是我们历史的遗产。我们有很多历史的积弊,这个也不用我多说。这可能和政治大一统之后的王权,尤其是家国一体的治理,这方面我们政治的一元化,家国一体的治理方式,带来一套的沟通习俗,尤其是官僚政治。官僚政治不撒谎是不行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是哪一个人坏哪一个人好的问题。在官僚政治里,我在我的文章里讲到,撒谎不一定是不道德的,你一定要审时度势。这就把中国精英的交往搞得很复杂,因为中国的这种政治环境,我后来理解中国的文人尤其是官僚为什么要写那么多诗,因为很多话你不能讲,大家只能在诗里体验,古代文人的诗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创作,而是中国精英之间沟通非常重要的手段。你不要看我官话怎么说,你要看我的诗,你就理解我这个人。中国精英的这套沟通需要专门深入的研究。我们的文化身份是不能改变的,我在国外待十几年,我的体会是我们变不了西方人,没办法。回过头来,我们要想怎么样做好一个中国人,把那些好的东西发挥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制度安排对哈贝马斯沟通费用的影响,就不必说了,大家都知道。

  这里要讲的是政治形势和哈贝马斯沟通费用的关系。讲这一点是想特别批判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因为这个现在好像影响很大,好像中国人就不行了,文化决定论就是这个,这样就走不出来了。如果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是对的,那我们还干什么呢,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实际在同样的文化传统和制度安排下,哈贝马斯沟通费用,沟通语境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危机和灾难为什么会降低沟通成本,因为那个时候共同的真实很明显,当共同的处境很明显的时候,你撒谎就没有意思了。另一个就是,杰出的人物与伟大的善于沟通的政治领袖可以非常显著的降低整个社会的哈贝马斯沟通费用。这个我们经历了,华国锋是个好人,但是他不会说出黑猫白猫的话,不会说摸着石头过河的话,正是因为邓小平说了这些话,我们整个社会的哈贝马斯沟通费用大大的下降。美国这次选上的Obama,跟McCain相比,一个最大的优势是他的沟通才能。美国这几任总统的选择有一些逻辑在里面,他的脱颖而出,我的一个解读是,在这样一个危机重重的时代,而且全球化,大家相互关联,一个善于沟通的领袖特别重要,可能你远见卓识不那么强,这个时候沟通的能力更重要。我的这个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改革初期关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辩论,以及解放思想的口号的意义,这就是说它降低了我们哈贝马斯沟通费用。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让你大胆的说,实际思想早就解放了,只是不敢说,解放思想就是让你敢说,没有那么大的危险。当然这些因素都不是唯一决定哈贝马斯沟通成本的。信息技术对哈贝马斯沟通费用影响,值得注意,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印刷术,我的女儿在做一个历史的研究,只有13岁,她要选题参加一个历史竞赛,她选的题目是一个将圣经翻译为英文的人。我为什么扯这么远呢,中国的印刷术对于欧洲宗教改革,圣经的传播,影响很大。如果没有印刷术,少数圣经文本是被垄断的,印刷术的出现对整个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意义就在于,一种新的信息技术对整个信息的分布,对于话语权的分布会发生革命性的改变,这个时候你就不能一手遮天了。

  网络技术有一个特性,有人提到,就是它的反文化性。它有可能打破所有文化文明构造的话语权结构。普通人,一个在特定文化和制度构造下,原来没有什么话语权,现在给了你话语权。提出哈贝马斯定理,我的目的是很实用的,这个定理,可能对政治改革提供了一个准则。对什么是哈贝马斯沟通费用,我们可以有不同定义,是直接的费用还是创造语境的费用,那我们可以细化,但是有了这个哈贝马斯定理,政治改革就有了一个判据,就像我们搞经济改革设计,要看是不是降低了交易费用,你可以说交易费用定义不同,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争论,但我们的关注点都集中到降低交易费用来设计经济改革。那我们的政治改革,如果没有一个判断标准的话,我们就只好看跟西方有多像,越像就越对头,越不像就越不对头,这是很大的麻烦。像不像首先看选举,选举越彻底,改革就越彻底。但现在连西方人自己都开始总结教训,他们在非洲一些国家推行选举,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四年一次动乱,为什么呢,这是人为制造政治周期,四年打一次仗。他们自己现在都开始反省了。不是说选举本身有什么问题,问题是选举前,你还没有一种新的沟通文化,你就把这个制度加到它头上。还有一个问题,在法治也没有建立的情况下,选举也不容易成功。我想我提出哈贝马斯定理的意义就在于,不管它有多少可争议之处,我们不是用相似程度来检验政治改革的进展,而是看是否改善了沟通的环境,如果没有的话,很可能事与愿违。这对于突破我们今天的现状也有意义。我们进行了很多改革,选举的改革,包括党内差额选举,官员选拔的改革,媒体开放的改革都是很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收到了很多积极效果。但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是,我们形成了两个互不沟通的话语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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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则双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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