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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利华:中国目前的文化危机和一种挽救的思路

更新时间:2009-01-03 04:15:13
作者: 刘利华  

  

  

  刘利华:

  

  我很荣幸到天则所来,有点不太敢来,因为天则讨论的问题都很专业、很学术,我不太了解了。我不说这些了,抓紧时间说我们的主要内容吧,以后有时间再谈这些。

  

  我的题目是《中国目前的文化危机及其挽救的一种思路》。

  

  首先是把这所要讲的文化概念界定一下。这里谈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大家知道,广义的文化是“人化”的一切成果,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狭义文化,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是属于思想的上层建筑,或者叫做意识形态。当然它不只是意识形态,还有非意识形态的内容。我认为文化有三层结构。它的核心或灵魂应该具有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的铁三角。有的文化非常成熟,比如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都非常成熟。成熟的文化就会有这三个角——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如果没有这三个角的文化,没有长久的生命力。如果这三个角的结构不是那么紧密,不是那么内在统一,也会影响到文化的生命力。我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类生存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这跟恩格斯的理解很不一样,他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可概括为人解决与自己的内向度、解决与外生存环境的外向度,人与人的人际关系这三大类关系。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所有的人类学问都是在这三大关系当中去探讨。但是我认为哲学的解决是从最抽象最具普遍性和概括性和根本性的角度切入来解决的。

  

  下面要进入我今天要谈的第一个大问题。

  

  一,中国目前的文化危机表现:

  

  (一)文化灵魂或核心有问题。中国当前的官方意识形态或指引整个民族发展战略方向的价值观严重扭曲而无力走出这种扭曲。这种扭曲表现在什么呢?以科学主义加非普世价值为总的价值导向。我们有两个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按照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2006年10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有人概括为“为人民服务”。但是“为人民服务”是一种非普世价值,待会儿我后面会讲到。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一种经过系统哲学论证的以唯物主义本体论为支撑的非普世价值。“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这是十七大报告里面谈的。我们知道科学本身并不提供价值判断,不会给我们宏观的价值指导。科学本身可以为善用,也可以被恶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被保守派的思想家解释为以人民为本,其实不是以每一个人为本。所以我认为它有很严重的问题。这种核心的价值观建立在非普世价值上。它其实是一种可以黑社会集团化的价值观。比如说八荣八耻,在黑社会里面,它也讲信义,它也讲友爱,它也讲忠诚,它也讲勤劳,等等。但是它的总的价值方向是错误的,它仅仅限于整个黑社会集团内部,它对整个社会是有危害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文化的灵魂或核心就有问题。这是第一个文化危机的表现。

  

  (二)中层的雅文化层与表层的俗文化层全面塌陷。道德底线完全崩溃的人将不人的末日景象已经呈现出来。比如说毒牛奶事件,我们可以把有毒的东西掺加到食品中去害我们的孩子,中国经过人手经营过的可吃的东西都可怕,毒油条、毒大米、毒韭菜等等,特别是假药假酒假饮料。地震中的范跑跑、人民大学的流氓教授、贪污腐败的官员、与黑社会勾结在一起的司法。成年人良知麻木不仁——南京06年小孩落水,百名大人观望无动于衷,由农民工上学的小孩救起,见义勇为被诬谄,英雄流血又流泪现象普遍,公共场所流氓滋事众人视而不见,大学生当妓女,医生宰人。佛门圣地变成骗钱淫乱场所。道德危机的实质:人类行为中丛林法则彰显,生理欲望战胜高尚的精神追求,人受因果规律支配的动物性成为主导人的自主道德选择的力量。人的理性能力服从并服务于人性中动物性甚至魔鬼性的一面。这种沉沦如此普遍和深刻,差不多已被社会大众甚至知识精英视为自然而然,理当如此,即人的动物性不知不觉已在理智性和精神性之上成了权威性价值标准。失去信仰维度的中国人,整体状态是平面化、动物化、魔鬼化,互相挤踏,人将他人设置为物、假想为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处处如此。中华民族正在丧失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她的本来面目,我们虽然是讲着汉语却根本不了解自己本民族的伟大文化,不伦不类的文化上的两不像。我们汉语表述的却是西方那些不辨良莠、污七八糟、好坏不分、鱼龙混杂在一起的东西。

  

  (三)本民族信仰被解构,被遗忘,中华民族正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己的民族的文化身份。最为严重而深刻的民族文化深层危机,是信仰的危机。信仰提供给人类精神生命所追求的价值或意义以终极支撑。其缺失直接导致道德体系丧失了本体论前提或最终合法性基础,使人在本质上向动物性沉沦。知识精英不再在乎天道提供的终极价值,老百姓不再执著于天理良心。良心值几钱?这是我们现在普遍的看法。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几乎被彻底遗忘。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人文知识分子,基本上不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曾是一个有着至善至真至美至包容的天道信仰,自觉地以成德为行,仰天顺地的民族;是从天道中悟出了无条件地“利而不害”、“好生成全”的终极价值,并因此能在世界观上做到包容多元的民族;是一个具有辩证思维大智慧,早早地就发现了两极相依,主张在不同中寻求和谐,明白“和实生物,同则不济”,执两用中,不走极端,达观务实的民族;是一个认为人最重要的规定性是他有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是一个在与天同德的追求中,为人类普世伦理价值积累了宝贵财富的民族。现在汉语承载的是其他民族的良莠混杂,泥沙俱下的文化内容,民族文化濒临绝种断代的危机。在我们知识分子对文化的了解中也有表现。比如说于丹,她对我们传统的解读非常有意义。她的意义在于她展示了中国文化有着非常深遂而美丽的精神面貌上自我完善的内向度。但是她的理解过于浅薄:把我们这么深刻的文化理解为与世无争知足常乐。刘晓波、王丹等主张民主的人士,则更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极尽诋毁谩骂之能事。非常让人痛心。

  

  (四)中国在文化上(软实力)落后于世界一般水平,而且落后了一个时代,60年来,我们没有任何新的可输出的思想资源。这是一个结果性的表现。所有可以炫耀的文化资本,都是近代以前就有的东西。中国领导人在国外大学和国际会议上的讲话所引经据典的内容几乎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遍布世界许多地方孔子学院主要教的是汉语。中国的戏曲艺术、武术、书法直到食文化,当代中国人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基本上局限于这些文化平面维度的内容,在垂直维度上,在信仰的高度上,在我们求善求美的高度上,只能达及非常浅薄的层面,如上述于丹解读。文化上我们对于西方及其他民族的文化,无论接受还是拒绝,实际上都处于非常被动盲目的状态,包括基督教新教的广泛传播,一些主张民主的人士甚至说,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才能提供中国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形而上依据。也就是说,我们当代中国人的智慧和德性已经不足以理解自己本民族的伟大文化,当然也就不能高屋建瓴地有分辨、有理解地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中好的东西。我们从西方非马文化学来的积极文化内容基本上是工具性和效用性、技术性的东西,人文领域学来并仍然坚持服用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虎狼猛药,而拒绝的却是真正有助于我们民族文化健康的滋补营养品。比如说在人权的普世价值支撑下的宪政民主制度,我们拒绝了,明确地拒绝。所以撒切尔说:中国成不了真正的大国,因为她没有可输出的价值观。所以中国当今在文化上是侏儒小国,再这样下去,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将濒临灭绝。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中国“断子绝孙”并非戏言。中华民族如果只有经济腾飞而漠视甚至自甘于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现在这种只有权力没有信仰,只有法规没有良知,道德沦丧、物欲横流、腐败盛行,那么等待我们这个国家的最终前途,不是被自我毁灭,被历史淘汰,就是被正在成长中的人类文明自觉地虎视眈眈地加以防范制裁,甚至开除出球籍,哪里会有真正的中华民族和平复兴?

  

  这是文化危机的表现。

  

  二,文化危机和思想危机、政治危机、及社会危机的关系:

  

  政治危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权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是与这相关的行政危机或社会管制危机。当代国家的政权合法性来自于真正的民主――公民通过民主选举首先能真正行使决定国家执政者的主权,通过可靠程序将国家权力行使权赋予执政者。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际上只是执政党自己安排执政者的工具,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就算执政者是诚心要代表人民,也必需要有一个被代表者(人民)合法授权的问题。传统型、魅力型领袖导致的执政合法性显然都不现实。在一个彼此必须开放的全球化时代,这种机制的落后越来越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并不屑、挑战、批判。这是合法性的危机。

  

  2、1949年之前28年领导中国人民反抗军阀专制统治、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浴血武装斗争使现执政者获得的政权合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不再被人们认为是执政合法性的根据。为什么?就像秦始皇那时候平六国、统一起来,父传子不是合法性的依据,会被人家淡忘。

  

  3、绝对权力制度性地产生出权力者利益集团的特权与权利贫困阶层形成利益冲突乃至对抗。无法扼制的贪污腐败,瓦解了政权的道义权威。行政危机或社会管制危机随之而来。中国是人口的绝对大国,资源相对的小国,文化发展也不平衡,其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面对资源有限的压力,另一方面要面对人口需要的压力;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各样的新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然。而一个绝对地垄断了权力因此已沦为特殊利益一方的政权,与社会普遍利益形成根本性的对立,不能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公平的仲裁者,不但必然地不能有效制止权力的寻租和滥用,还必然地产生政府占有社会资源(包括土地)的垄断性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有效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现有政治格局下无法化解。在导致政府执政效率低下的同时,进一步加剧着政权合法性的危机。

  

  这就是政治危机。

  

  思想危机。思想危机实际上是政治危机的基础。上述政治危机实际上是更深层的思想危机的政治表现。这一思想危机的实质是不能理性自觉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不能应时代进步潮流自觉地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致命的理论误区。

  

  执政者的思想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当其历史角色由领导革命夺权而变为掌管国家政权时,其原先所依持的劳动阶级至上的价值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斗争哲学的思维定势,有可能成为别人对付自己的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成为有可能误伤自己“双刃剑”。这一点从当前所谓的“左”派,其实是保守派,对执政者及其执政思想的尖锐批判中可见一斑。保守派(中国所谓的“左”派,的确是很到位的真“马派”和真“毛派”,但是他们由于思想非常紧密地被束缚于马克思主义的框框之中,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正确与否的终极标准,因此即使是出于善良愿望,实际上是在拖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进步的后腿)批温、批江也批邓,所批内容不是温、江、邓坚持共产党一党执政的绝对权力导致的专制制度性腐败,而是批他们没有自觉地坚持劳动阶级价值至上的非普世价值观,或者他们所批的矛头,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历史潮流不断地在实际上突破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上的致命误区,而向普世价值靠近的历史性思想进步。也就是说,他们批的是进步,而不是落后。

  

  思想危机的第二个表现就是,执政近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绝对权力的腐蚀,执政党渐渐从一个信仰集团蜕变成一个功利集团,由于理论上走不出过去的“路径依赖”,而实际中又放不下绝对权力产生的特权,因此无法身兼利益竞争者与利益冲突仲裁者二重身份。这种表里不一的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解构了自己的道义权威、道德权威,使有思想的中国人将执政者发出的道德号召仅仅视为做秀或表演。

  

  第三点是,面临着21世纪世界全球化的人类生存新状态和大环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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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则双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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