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郭齐勇:史慧欲承章氏学、诗魂难扫璱人愁

——萧萐父教授学述

更新时间:2008-12-31 10:56:49
作者: 郭齐勇 (进入专栏)  

  以启迪后人,就应厘清、纯化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和范围,筛掉、剥离附着在哲学史上的一些纷繁杂陈的现象形态和非哲学思想资料,以直透其本质,揭示哲学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妨把哲学思想史抽象、约化为哲学理论思维的发展史、认识史、范畴史,以把握人类或民族哲学思维发展的轨迹和真髓。关于哲学史研究对象、范围和史料筛选问题,萧萐父主张“净化”,主张区别哲学史与宗教、美学、伦理、道德、心理、教育、政治、法律史和一般思想史、学术史。他指出,哲学史,简括地说,就是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所谓哲学认识,是人们以理性思维形式表达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本质和人对客观世界能否认识和改造、怎样认识和改造的总括性认识。它集中地体现在哲学概念范畴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之中。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萧萐父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哲学史方法论的训练。他与陈修斋教授共同主编的《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1月出版),主要是武汉大学哲学系中、西哲学史两教研室诸位师友门生研读、探索哲学史方法论的成果结集,也吸收了校外专家的高论。萧萐父、陈修斋等在破除“左”的教条主义,提倡学术途径多元化的同时,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和方法论原则,尤其在深化发展上下了功夫。该书主张,必须吸收现代科学、现代哲学的方法论成果,丰富与发展我们的哲学史观与方法论。他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刍议》一文是该书的扛鼎之作之一。此后,他又发表了《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范畴》等文,与哲学史界其他朋友一道,提倡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的历史和逻辑发展的研究。

  80年代初,萧萐父倡导并参与组织了1982年深秋在衡阳举行的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他提供了关于船山哲学的系列论文——《王夫之的认识辩证法》、《王夫之的自然史观》、《王夫之的人类史观》及《王夫之年表》等。他的这些论文曾分别在《哲学研究》、《求索》等刊物上发表。这些论文全面考察了王船山辩证思想的理论体系,系统疏理了王船山哲学的诸范畴及范畴间的关系,对船山辩证法作了多层次、多侧面的剖视,凸显了船山辩证思维的动态逻辑。至此,他对王夫之哲学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还筹划、组织湖北地区十多位哲学史工作者撰写王夫之研究论文,主编成《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一书,于1984年5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他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王夫之”长条及船山哲学若干范畴等l0多条的撰稿人,又被罗马尼亚Lucian Boia教授聘为《国际史学家辞典》中“王夫之”条的撰搞人。《船山学报》、《中国史研究动态》、《求索》等刊物都发表了专文,对他的以上研究成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982年,萧萐父撰写的《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载《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1983年第1期,英文版1983年第2期)一文,是他80年代初期的重要代表作。该文与上述他主编(或与人共同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哲学史方法论研究》、《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三书有密切的关联,属同一写作背景和同一运思方式。萧萐父通过对德、俄、中三国走向近代,对沉重封建包袱进行自我批判的思想史过程的比较,出表彰了明末清初所出现的早期启蒙思潮,论定这一思潮的政治和学术倾向已显然区别于封建传统意识形态,具有了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实行自我批判的性质。他认为,中国确乎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但决非始于宋代理学,恰好相反,它是在对整个宋明道学(包括理学和心学)的否定性批判中开始的。正因为打破了宋明道学的思想桎梏,才产生了人文主义的初步觉醒。明清之际我们民族产生了具有异端性格的启蒙巨人,他们开始了铸造自己“新工具”的事业。他认为,18世纪出现的历史洄流掩埋了17世纪启蒙哲学的思想光芒,强化了封建传统惰力的作用。萧萐父把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的新旧交替中出现新旧纠缠,新的突破旧的,死的又拖住活的这种矛盾状况,称为“难产”现象。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思想启蒙,亦经历了坎坷曲折的道路。中国的近代化及其哲学运动,短短数十年,匆匆跨过西欧近代发展几百年的历史行程;但就理性的觉醒、理性的自我批判、理性的成熟发展等,即这一历史阶段所需要完成的主要业绩而言,却并未完成,因而需要“补课”。该文对某些高估儒家特别是理学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认为宋明理学家留下的精神包袱,即封建蒙昧主义的流毒,特别是人性异化、伦理异化的负面性,至今还在起作用(例如“文革”等),仍需要清理。

  这是萧萐父的一家之言。从学统、学脉向上追溯,这一思想是对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章太炎、梁启超和40年代在国统区奋斗的侯外庐,杜国庠、邓拓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家,及嵇文甫、谢国桢等学者的有关论断的创造性发展。重视17世纪中国出现的早期启蒙思潮,发掘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傅山、唐甄等人的批判意识,是近世以降我国几代启蒙学者的价值取向和重大贡献,也是哲学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的传统。萧萐父所以特别肯定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其“经世致用”的目的,是通过对“文革”的反思,呼唤启蒙精神,呼唤理性的觉醒,批判历史上封建蒙昧主义的遗毒,张扬个性,尊重思想自由,以迎接我们民族的新的腾飞。在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下,萧萐父作为一位自觉的启蒙思想家,从民族哲学资源中寻找理性启蒙的思想先驱和源头活水,这无疑是需要充分加以肯定和发扬的。在关于明清之际思潮之启蒙性质与程度的论证上和关于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总体评价上,《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一文容或还可以再商讨,但本文的主旨及其立论的匠心,的确反映了并且跳动着时代的脉博③。

  

  四

  

  1985年以来,萧萐父的主要学术成果和学术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历史接合点的反思。

  在全国改革开放及其所引发的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萧萐父发表了《关于改革的历史反思》(又名《关于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曾在《武大学报》、中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美国《中国哲学研究》上发表)、《十七世纪中国学人对西方文化传入的态度》(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二辑)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启蒙哲学》、《中西文化异同辨》、《关于中西文化的论争及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进一步发展了作者在《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等文中的思想,把“从万历到五四”作为文化史中的一个历程来加以考察,以17世纪开始的西学东渐作为中国近代文化思想代谢发展的杠杆,从中西文化冲撞和汇合的角度,剖视中国近代思想变革的曲折历程。他认为,17世纪以来,历史的曲折,道路的坎坷,中国近代革命的难产,给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特定的局限和困难,封建意识的沉重积淀在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复旧作用,是现代化的重要阻力;历史上形成的“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等思想范式,曾在中国文化走向近现代的曲折历程中把人们引向迷途。今天,反思历史,我们应当更自觉地、更有选择地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及其最新成果;在中西文化对比观察中,揭示其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超越中西对立、体用两橛的思想模式,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现代化的生长点;特别应当重视明清以来反理学的启蒙思潮,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必须而且可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据。对于现实的中国文化建设,他既反对不加分析地维护传统,又反对盲目幼稚地鼓吹“西化”,主张对民族文化发展的曲折历史,在反思中求得深解,从而正确地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自觉地总结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洄流,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及其必然导致的文化复兴。

  萧萐父在文化大讨论中,曾经被学术界视为“儒学复兴”、“彻底重建”、“西体中用”、“哲学启蒙”四大派中的“哲学启蒙”派的代表。当然,用“哲学启蒙”并不能准确地概括他的思想,其基本主张是:应从我国17世纪以来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探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接合点”,是一个动态的、主体参与的概念,意在寻找传统文化资源中最佳最近的可现代化因素,加以合理配置与创造性转化,这就避免了在西学、新学面前,“全盘西化”论者的“文化同化”与“本位文化”论者的“文化抗拒”,从而与“文化涵化”的规律相协调,整合“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之两端。他的这些看法,遭致了两方面的批评.如哈佛大学杜维明先生认为,把十七世纪的“启蒙运动”与宋明儒学当作对立面是犯了“范畴错置”的谬误,包遵信先生则认为明清之际思潮只是儒学的自我调整,并未出现过“启蒙”,认为传统资源中并无近代文化的生长点。萧萐父与杜维明、包遵信等的辩论,确乎是颇有深意的文化现象。他力求在对立的两极中保持必要的张力④。

  他关于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与源头活水的观点,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的关注。萧先生关于这一方面的成果,主要集结于1991年巴蜀书社出版的《吹沙集》与1993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船山哲学引论》及与许苏民合著之《明清学术思潮》等著作中。为推进文化的研究,他还曾组织过武汉地区“明清文化史沙龙”,主持过大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讲习班。1987年,他与章开沅、冯天瑜等教授联合发起召开了“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的学术讨论会,《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文化报》、《哲学研究》及香港《明报月刊》等,都作了系统报道。

  第二,关于“泛化”的哲学史观的提出。

  萧萐父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层次高,视角新,扬榷古今而具有独创性,在文化大讨论中自成一家之言。与此相伴随,他修订补充了自己在1984年以前所持的哲学史观与方法论原则,发表了《古史祛疑》(《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7年第6期)、《哲学史研究的纯化和泛化》(《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6期)、《古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中州学刊》,1990年第3期)等文。他在以上第二篇文章中指出,文化是哲学赖以生长的土壤,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所追求的是人的价值理想在真、善、美创造活动中的统一实现;哲学,可以广义地界定为“人学”,文化,本质地说就是“人化”。因此,哲学史研究可以泛化为哲学文化史。以哲学史为核心的文化史或以文化史为铺垫的哲学史,更能充分反映人的智慧创造和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作者又主张吸取文化人类学的不同研究方法与成果,超越扬弃单线进化论,重视文化的多元产生、多线进化与东方社会和东方文化发展的特殊性问题,并以考古新成就修订了“五四”以来古史辨派的缺失,在泥古派与疑古派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80年代末期,萧萐父的哲学史方法论更加全面。他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强调逻辑建构,强调共相和必然,强调纯化,强调科学主义,强调哲学就是认识论,确有利于哲学史的研究;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把它推至极端,还必须注重民族的文化生命,强调殊相和偶然,强调泛化,强调人文价值,强调哲学就是本体论(非自然本体)。他认为,这两端是一致的,可以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作为方法,纯化与泛化、逻辑与历史、理性与直觉,都是相互涵摄的。自80年代中期开始,他的思想视野逐步走向多样,走向多元开放、宽容博大的历史文化观。他在指导邓晓芒君编第二本哲学史方法论论文集《哲学史方法论新探》(1989年6月,打印稿本)时,体现了方法多样,成果多元的原则。《新探》中对西方解释学多有借鉴。

  自1978年以来,萧萐父在学术史观上一再强调破除门户,殊途百虑,反对“以水济水”的封闭单一。他发掘古代社会被大一统的官方哲学压抑了的批判思潮或异端思想,这本身即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学。在《黄宗羲的真理观片论》(《浙江学刊》1987年第1期)、《晚明儒门学风的变异》(上海《时代与思潮》第2期,1989年12月)及《吹沙集》自序中,在关于道家文化和周易哲学的诸研究成果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萧先生指出:“历史宽容‘殊途百虑’之学。黄宗羲深达此理。他明确论定:“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因而强调学术思想的研究,应当深刻体会‘一本万殊’之理,尊重‘一偏之见’,承认‘相反之论’,坚决反对‘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的专断和狭隘。”萧先生又指出:他自己的“‘一孔之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jiangxiangli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2382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