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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日云 庞金友: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复兴及特点

更新时间:2008-12-29 10:31:18
作者: 丛日云 (进入专栏)   庞金友 (进入专栏)  

  

  

  当然,“二分法”和“三分法”只是从一个特定视角所作的简单化分类,远不能充分反映当代公民社会概念所承载的庞杂内涵。当代学者面对的公民社会与17—19世纪中叶的公民社会已经大不相同,而学者们对公民社会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公民社会理论所吸收,一些学者将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非官方的公共领域纳入公民社会的结构。一些左翼学者特别强调社会运动或新社会运动,将其视为公民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结构性要素。还有很多人强调与公民社会结构性要素相耦合的作为基本价值和准则的公民社会的文化因素。一些人认为,只有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由独立的个人在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下志愿组成的社团才属于公民社会;另一些人则反对这种限定,将其它一些类型的社团特别是传统型的社团也归为公民社会。

  

  (二) 在公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或公民社会的作用问题上,人们形成了更全面的认识

  

  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公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在17—18世纪公民社会理论初兴时,公民社会理论家一般都持古典自由主义观念,侧重于揭示公民社会与国家的消极对立关系。当代公民社会研究者在继承这一思路的同时,已经能够更全面地认识两者的关系。人们的一个共识是,公民社会具有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是其本质特征。在这个大前提下,有的学者侧重于强调两者关系的消极性或负相关性,即公民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制约、限制、平衡甚至对抗关系。这些学者认为,在权威主义国家里,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压制与反抗的关系。公民社会要想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只能同权威主义国家斗争,在其被击退后留下的领域里,才能建立公民社会的家园。在民主国家里,如果没有适当的平衡与约束,它也有走向专制的危险,所以公民社会要作为一种制衡国家权力的力量而存在。另一些学者更多地强调两者关系的积极性或正相关性,即公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即认为强公民社会与强国家和谐共存)、合作互补、相互渗透、相互参与(即公民社会参与政治事务,国家对公民社会进行监护、规范、管理和调适)。

  

  当代多数公民社会理论家放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最小国家”或“守夜人国家”的概念,但同时也坚决拒斥万能国家的趋向。他们主张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保持适度的距离,既扩大社会自主领域,缩小国家干预的范围,同时还要重新界定国家职能,使之成为公民社会的保护者、监督者、调节者(约翰·基恩)。当代公民社会的主流倾向的特点在于注重公民社会在形成和扩大社会资本方面的作用,强调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社会不但是对抗和制约国家,也不是取代国家,而是要渗透和参与国家。公民社会不再纯粹是公民自由的庇护所,国家也不再是纯粹的消极工具。公民社会作为公民与国家的中介,它组织和教育公民参与政治,致力于改善国家制度和公共政策,推动国家的有效治理以及民主、自由、平等等基本价值的实现。而国家则在承认和尊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公民社会,为其提供外在的法律保障,对其进行必要的、有限度的干预、调节和支持。“透过这种互动,双方能够较好的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病,使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与市民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平衡。”〖11〗

  

  (三)从研究方法上看,在发展规范性研究的同时,更重视实证性研究。

  

  传统上,公民社会理论一直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它努力树立着一种价值,坚守着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功能,所以,规范性研究在公民社会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当代公民社会理论也重视规范性研究,在这方面,公民社会概念凝聚了不同的甚至互相冲突的理想和期望,它既被右翼人士视为各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替代品,也被左翼人士作为改造社会的途径。但更多的学者把公民社会纳入政治科学视野,将重心放在实证性研究上。在他们那里,公民社会概念被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性概念来使用。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公民社会理论强调以公民社会为中心来研究问题。它一方面反对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反对以经济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公民社会概念既可以当作一个抽象的总体性概念来运用,以便更加宏观地把握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可以当作一个可以细分的实体性概念来对待,以便能解析其内部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公民社会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实体或历史实体,人们致力于从不同学科分析其起源、发生发展过程及未来的前景。〖12〗进入90年代以来,实证性研究极大地拓展了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空间。

  

  (四)从研究范围上看,公民社会理论走出泛理论研究的低地,开始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民社会、对公民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和各构成要素进行分门别类的微观研究,以及对公民社会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民主化的关系等问题的专门研究,从而大大地拓宽了研究视域。

  

  这一点是与实证研究的展开联系在一起的。进入90年代,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已经超越了一般性的纯理论探讨,开始运用公民社会理论,深入到具体国家和地区的公民社会的层面,进行个案研究。学者们在承认公民社会理论的普适性的前提下,致力于探讨公民社会这种普适性话语介入各国、各地区的亚文化圈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研究各个公民社会的个性特征,分析其与国家的独特关系、对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等。这种具体而微的研究是市民社会理论走向深化的一个表现。

  

  当前分国别、分地区性研究的论著涉及前苏联东欧地区、东亚、非洲、拉丁美洲、伊斯兰文化地区等广大范围,人们力图发现不同政治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历史渊源以及不同的宗教背景下公民社会的差异性,并试图从这种差异性中透析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原则。对各国学者对本国公民社会问题的研究成果及其所反映出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公民社会的特点也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例如肯尼(John Keane)的一项最新研究中,就介绍了日本公民社会理论的源起、历史发展和现状。同时他也注意到中国学者对civil society概念的不同翻译(“公民社会”、“民间社会”、“文明社会”、“市民社会”等),韩国学者对韩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及其与国家关系特点的研究,伊斯兰教地区的学者对公民社会理论的独特理解等。〖13〗研究公民社会理论的学者甚至对于中国清末是否形成了公民社会这样具体的历史问题都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有的学者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提出要改造源于西方经验的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的公民社会概念,引进“第三领域”概念,它属于社会与国家间的第三空间,但国家与社会又都参与其中。〖14〗

  

  当代学者还在对公民社会进行细分的基础上,对其各个构成要素进行具体研究,包括对不同类型的社团组织、各种社会运动、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以及公民社会的文化要素等进行细致的调查分析。对公民社会自身的民主化及其它改革进行探讨。

  

  (五)公民社会的全球化趋势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全球化公民社会的前景及其影响进入学者们的视野。

  

  早期公民社会理论完全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思考公民社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但当代迅猛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却给公民社会理论提出一个新的课题。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公民社会本身也开始走向全球化了,实际上,公民社会的全球化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最生动的表现之一。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独立于主权国家权力的“世界公域”以及“全球公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的出现。全球公民社会以跨越国家界限的非政府组织为核心。它形成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维度的关系。因为它不是存在于国家界限以内,也不再仅仅是本国公民与国家的中介。从今以后,每个主权国家在面对国内公民社会的同时,还需面对全球公民社会。

  

  一些公民社会理论研究者认识到全球性公民社会对国家带来的挑战,以及在建立新千年的世界新秩序中的作用。无疑,世界日益联为一体,人类的某些共同性问题不仅需要主权国家间的合作,还需要世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公民社会未来作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管理新千年世界事务的制度和过程中,它——从基层的公民组织到公民社会的全球联盟——如何作为一个合法的参与者参与其中。”〖15〗M.贝尔(Margaret Bell)指出,人们已经越来越注意公民社会这种不同寻常的力量,并把它称为“为了公共利益的私人行为”。这股公民力量正在成为使我们这个星球免于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灾难的必要的因素。为此,必须重视公民社会的建构工作,去发动一个强大的、世界范围的、致力于提高公民参与的运动。面对当前的全球化趋势,需要恢复并加强公民和他们的组织在公共领域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性作用,无论是在地区层面还是在全球层面。同时,还要确保能够培育出一种民主观念,即公民拥有公共竞技场的所有权以及公民参与机会和权利平等的观念。有鉴于此,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培育全球公民社会或“建构公民世界(civic world)”对公民素质和行为的吁求,即需要公民们“不仅在地方层面思考和行动,还要在全球的层面思考和行动”。他们“不仅是投票者,也不只是消费者,而是公民”。〖16〗

  

  公民社会理论复兴后20余年间,已经结下了丰硕的成果。它给政治学界带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使人们突破以往“国家本位”的围城,转变“自上而下”的传统政治思维方向,把目光聚焦在与国家相对的社会这个层面,从而开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新的政治思维路向。通过对公民社会的研究,政治学拓展了视域,丰富了内容,在诸如当代国家如何应付未来的挑战、社会的发展、民主化的前提、全球化的组织建构等重大问题上,都获得了新的观念和认识。公民社会的发展承载着新千年人类的希望,对公民社会的理论研究也必将为新千年的政治学开辟出新的天地。

  

  注释:

  1.洛克:《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8页。

  2.《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页。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83节。德文原文为:"auβeren Staat,-Not-und Verstandesstaat",诺克斯(Knox)的英译本译为:"external state, the state on need, the state as the understanding envisages it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by Knox, Oxford, 1942.)

  4 .相关论述参见丛日云:《论黑格尔的国家概念及其历史意义》,辽宁师大学报,1991年第6期,第55—6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6. See John Keane, Civil Society, Old Images, New Visions, Polity Press, 1998,p.20.

  7. Robert K.Fullinwider,(ed.) Civil Society, Democracy, and Civic Renewal,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9,p.2.

  8.大卫·赫尔德:《民主:一种双向的进程》,载邓正来等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15页。

  9. See Brain O'Connell, Civil Society: the underpinnings of American Democracy,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9, p.10.

  10. Terrell Carver, Civil society in Japanese politics: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political research, i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7.,2000,pp.542-543.;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页。

  11.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3页。

  12.何增科:《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80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8年2月,第181页。

  13. John Keane, Civil Society, Old Images, New Visions, pp.12-31.

  14.黄宗智(Philip C.C.Huang):《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载邓正来等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21—443页。

  15. Kumi Naidoo and Rajesh Tandon, Civil Society at the Millennium, West Hartford,conn., Kumarian Press,1999,p.193.

  16.Kumi Naidoo and Rajesh Tandon, Civil Society at the Millennium,pp.204-205.

  

  (本文原载于《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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