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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文学:梦游与苏醒

更新时间:2008-12-18 15:32:37
作者: 韩少功  

  

  2006年6月30日在上海大学演讲的记录

  

  

  向大家学习。这个文学是最不好讲的,所以我接到这个约请的时候犹豫了很久,不该知从何讲起。

  

  大家看题目。题目叫“文学:梦游与苏醒”。所谓梦游,就是指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看起来是大活人,实际上是一个昏睡者。这个意象也许有点像现在我们的文学:看起来很活跃,很繁荣,但可能并不清醒,甚至病得不轻。我接下来分四个方面来谈:

  

  文学的第一个旧梦是“精神导引”。曾经有一句通俗的话,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这里引了两条经典语录。同学们英语都很好,肯定能看得懂。第一条是:He gives his reader pleasure at the same time as he instructs him. 这是贺拉斯在《诗学》里的话,可译成中文的“寓教于乐”。他强调“教育”和“教化”,把文学家当作老师。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representation is a kind of game, and should not be taken seriously。他说“表达”不过是“游戏”,我们不要过于“严肃对待”。这与我们现在很多文艺家的“游戏说”是相通的。看来我们眼下的许多争论可以追溯到罗马、希腊的时代。那时候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争论。孟子说:“闻其乐而知其德”,把音乐和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引出宋代周敦颐提出的“文以载道”,都是一个思路。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比如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个老子是不是有点接近于柏拉图?他是不大看的起文学艺术的,是把真、善、美割裂开的。包括我们在座的这些文科生,我们这个学科,原来差不多都是被柏拉图和老子给予轻视甚至蔑视的。

  

  中世纪以后,欧洲人对上帝的信仰受到动摇,就像尼采说的:上帝死了。正是上帝之死,使文学临危受命,接班上岗,在一段时间内承担了强大的精神引领功能。像雨果和托尔斯泰。他们的名字都曾经被用来命名主义,叫“雨果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他们是整整一代或两代人的精神领袖,是民族的灵魂,受到各种美誉和崇拜,差不多是“上帝的代用品”。他们的艺术成就并非无可挑剔,比方雨果在法国一直伴随着争议,有些人会说雨果太煽情,其实不高明。但不可否认的是,雨果是法国人乃至欧洲人在那个时代的太阳,是价值和真理的权威性标尺。托尔斯泰也不是尽善尽美。有一次我搬家清理书籍,发现一本托尔斯泰的书,顺便翻一下,发现他的文字不怎么样啊——当然也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后来我请教了一位俄国文学专家。他说托尔斯泰的语言在当时俄国也有非议,有时是松松跨跨托泥带水的那种。但不可否认,托尔斯泰在那个时代的准上帝,对人们的精神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中国汉区没有强大的宗教传统,但儒家就是我们的“上帝”。晚清以后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动摇,一大批作家成了推翻圣人的圣人,比如鲁迅和巴金。巴老去年去世了。有些青年作家对他感到陌生,找他的《家》《春》《秋》,读了一下说,写得不怎么样啊。我说你别小看这几本书,在那个时代,巴金可是一代人的精神路标。很多人就是因为读了一本《家》,就走出家门投身革命,去追求自由和幸福。最近媒体大量报道一些烈士事迹,“永远的丰碑”什么的。那些烈士大多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牺牲了,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其精神支撑很可能就是一本鲁迅的书或者巴金的书。所以你不可想象,鲁迅、巴金这样的作家在当时处于怎样崇高的地位。

  

  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整个人类还充满着理想色彩。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卡察金有一段内心独白:“当我死去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会因为内心空虚而烦恼。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把毕生献给了人类最高尚的事业。”这种人生信念,拿到我们今天这个消费时代里来,会被很多人嗤之以鼻,甚至被当作斯大林主义的红色宣传。其实这里有一点误会。因为这一段独白并非小说作者的独创,而是来自富兰克林的《自传》。富兰克林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美国的一个作家也是一个资本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个小册子里面,还专门谈到富兰克林,认为他是整个资本主义精神伦理的代表性人物。那么奇怪的是: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战士,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实业家,他们怎么共享一种崇高的精神信念?怎么都立志投身高尚的事业?其实不奇怪。在后上帝和后儒家时代,由于历史的某种惯性,上升的无产阶级和上升的资产阶级,都充满着理想主义气质。

  

  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学的精神引领功能用到了极致,也最终出了问题,比如革命样板的宣传后来受到大家抵制。同学们比较年轻,对“文革”难有切身体会。我并不是说样板戏一无可取,比如有些剧目在音乐上、表演上、乃至思想情感上还确有亮点。我只是说样板戏所代表的精神教化到底取得了多大效果,显然值得怀疑。有些道德说教甚至产生了很多负作用,比方说造成讲假话,造成虚伪、偏狭、残暴等等。“文革”期间的许多灾难,恰好与这种教化同时发生,使我们不得不对这种灵魂工程打上一个问号。精神蒙受污名,也是“文革”副产品之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进入市场消费时代,作家们大多对精神躲得远远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说法几乎烟消云散,倒是大批“人类肉体工程师”冒了出来。屏幕上这是一位“美女作家”。我不知道她是谁,是从网上搜索到的。你们知道她是谁吗?……你们也不知道。但网上有大量的类似图片,据说她们眼下都大红大紫。她们中的一部分,不但代表了文学的游戏化,而且代表了文学的欲望化。柏拉图说文学是GAME。但游戏还需要智力,需要技能,需要严格训练,智商低的还不行啊,就像玩棋玩麻将踢足球。但现在有些文学是欲望化的,连游戏精神都没有了。比如网上的那本著名的性日记,性流水账,完全没什么技巧,但在国外出版了很多译本,被当成中国的前卫文学。

  

  作家们耻谈精神,知识分子把精神当传染病,那么精神交给谁呢?请看,屏幕上这些江湖术士就开始接管作家们的业务。他们比作家们的水平低得多,说句话可能连语法逻辑都有硬伤,但他们身后有浩浩荡荡的信众队伍。他们正在指导人们该怎样生活,告诉人们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价值,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有些信众的死心塌地和坚韧不屈,让司法机关特别头疼:转化不过来啊。现在农村还出现一些仿基督教,仿伊斯兰教,与上帝和真主没有什么关系,打着宗教的幌子,相当于一些改头换面的邪教或准邪教。他们对文化领域里的精神空白实现了大规模的乘虚而入。

  

  文学的第二个旧梦是“个人发现”。文学是发现个人和表达自我的一个载体。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有一个使用频度最高的词叫做“自我”。很多人都会用,作家们用得最多。张承志曾经说:“什么叫艺术?艺术就是一个人反抗全社会。”我曾说得温和一些。我说:“作家采取个人视角,都是广义上的个人主义者。”因为作家不是法官、学者、政治家,只能从个人经验出发来认识社会和人生,所以个人风格在文学中是表现得最为充分,甚至个人偏见在文学里也能得到最多的容忍。文学家说女人是花,是合法的。科学家说女人是花,就是不合法的。文学家似乎有一种特权,可以适度地自以为是。

  

  但有意思是,在个人主义并不怎么走红的时代,比如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文学倒是显得比较个人化。张爱玲不可能混同于赵树里,鲁迅也绝对不会混同于沈从文。作家们一个是一个,大多表现出独特不群的个人经验、个人趣味、以及个人知识结构。相反,到了一个个人越来越受重视的时代,个人化越来越成为热潮的时代,文学倒出现了许多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抄袭案越来越多。屏幕上这是郭敬明的照片,挺帅啊。他的小说可以发行到一百万、两百万,让我们望尘莫及自愧不如。前不久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他抄袭了另外一个少年作家的一本书,责令他道谦和赔款,闹得有点沸沸扬扬。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最近哈佛大学一位印度籍的女孩,三年级本科生,写了一本书,被美国出版商推为畅销书,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从书架上撤下来。为什么?因为人们发现她抄袭了另外一个少年作家。这完全是郭敬明案的一个美国翻版。在这里,我倒是愿意相信这些被指控者的辨白。他们说,他们不是抄袭,只是写作中“撞车”了,不经意之下写得“雷同”或“近似”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抄袭实在是太笨了啊。抄袭一个同时代的知名作品,不是自己找死么?哪一个作家的智商会这么低?我感兴趣的问题在于,即算不是存心抄袭,但不经意的“雷同”“撞车”在一个个人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代,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多?以致闹腾得我们的法官们忙个不停?

  

  作家们的生活在雷同,都中产阶级化了,过着美轮美奂的小日子,而全球化条件下的中产阶级是雷同的。我观察了一下我周围的作家朋友,很多人在十年之内两次换房子,换了三次房子的也不在少数。这种换房速度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奇迹。但房子越住越大,好日子却不会有太多的不同。我们的沙发大同小异,我们的客厅大同小异,我们的电梯大同小异,我们早上起来推开窗子打个哈欠也大同小异。我们要在越来越雷同的生活里寻找独特的自我,是不是一个悖论?屏幕上的这一个城市是哪个城市?你们猜得出来吗?是广州还是沈阳?是武汉还是上海?是在亚洲还是欧洲?我是猜不出来的。要我把这样的图景写出什么个性,我也会觉得困难重重。

  

  在另一方面,但人们的物质生活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在社会阶层鸿沟越来越深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倒是越来越高度同一了:钱就是一切,利益就是一切,物质生活就是一切。这构成了同质化的另一层含义。“文革”以后曾出现过一个小小的文学高峰,那时我们把作家们分别称为“延安作家”、“右派作家”、“知青作家”等等。其实这些名称本身就指示了一些特殊的背景或经历。哪怕我们将他们命名为“乡村作家”、“工人作家”、“军旅作家”等等,这些名称后面也都有特定的职业和经验。不幸的是,我们现在不少作家都住豪宅,泡酒巴,自驾旅游……在模式化的中产阶级生活里乐不思蜀,在流行化的拜金意识形态里乐不思蜀。这当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当这些作家像挤牙膏一样挤掉自己的一些往事记忆之后,他们还能有多少经验资源和感觉资源?

  

  有些作家的经验开始寄生于报纸或影碟。前不久有一个作家被指控为抄袭,其实他的小说取材于报上的一则新闻,而被抄袭的那篇小说,也同样取材于这一则新闻。问题的结论:都是新闻惹的祸。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自称订了五份报纸,每天在报纸的社会新闻栏里找素材。还有些作家常常花大量时间看碟,比如说要写土匪,要写爱情,要写大海或高原,把相关的影碟看上一二十个,基本套路就全有了,就能写出个八九不离十了。这就像有些画家,现在也都不写生了,带个数码机出去走马观花一轮,拍上一堆照片回来,对着照片就可以妙笔生花。这种文化成品之间互相寄生和互相复制的现象,当然很难把我们引向真正的个人化。屏幕上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我曾经访问过。它有一些经典保留节目的展区,也有新作品展区,经常更换的,甚至三天两天就换。我的朋友说,这地方你一定得去看,但你一年看一次,一月看一次,一天看一次,感觉会差不多,所以也不必经常去看。这样的“现代艺术”玩完抽象玩具象,玩完现代玩古典,新潮的装置或行为也多是大同小异。我们的文学是不是也出现了这种高产中的疲惫?有发展但没有惊讶,有演进但没有陌生,就像我们吃了大苹果小苹果好苹果烂苹果红苹果青苹果,但没有遇见香蕉和桔子。罗马尼亚作家E. M. Cioran说:As art sinks into paralysis, artists multiply…we realize that art, on its way to exhaustion, has become both impossible and easy. 我把这段很精彩的语录送给同学们。

  

  下面要讲第三点,也是文学的第三个旧梦:热点娱乐。屏幕上有几个八十年代的数据:《人民文学》发行一百二十万以上,《上海文学》发行五十万以上,《湖南文学》发行三十万以上……当时没有因特网,几乎没有电视,所以文学家都有天王、天后级的声誉,走到哪里都可能遇到“粉丝”在尖叫。这种情况至今让很多作家怀念。但现在你去问这些杂志的编辑们,问问杂志的发行量多少,他们大概都会守口如瓶,就像大姑娘的年龄不能问。以前一本《青春之歌》或《铁道游击队》,可以诱使孩子们逃学和旷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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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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