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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创造——杜润生访谈录

更新时间:2008-12-17 16:42:36
作者: 马国川  

  

  

    编者按

  

  

  

    近日,由董辅秖基金会等机构举办的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揭晓,杜润生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荣膺桂冠。这是中国第一个由经济学界民主投票并公开计票的经济学大奖,148位专家以独立记名通信投票的方式参与评奖,近60%的选票都投给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这些选票表达了对一位老人的敬意,更是对历史的尊重。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最后一页,凯恩斯写下了一段被人经常引用的话:“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说之影响,却往往是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

  

  

  

    其实,能够发挥如此作用的经济学家寥若晨星。即使凯恩斯本人在生前似乎也没有真正影响“统治世界者”。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一再被人们提及的罗斯福

  “新政”,其实也并非一些人所以为的那样,是受到了凯恩斯思想的直接影响。事实上,“大萧条”中曾经到白宫拜见罗斯福的凯恩斯,最后却失望而归。美国史学家约翰·加勒蒂说:“罗斯福从来没有接受凯恩斯的理论,但萧条的紧急情况迫使他的政府开支超过他的政府的税收。这样,他就部分地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办法。”

  

  

  

    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却深刻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从而间接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深深印刻着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影响。三十年间的诸多改革,往往源自基层经济工作者的创造,被中国的经济学家总结发掘,最后以某种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无法理解或有失严谨的理论,被中国最高决策者采纳,然后以更直白的语言形成权威文件,最后向全国推展。

  

  

  

    今年95岁的杜润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经济学家。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有“农村改革之父”之誉。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到处是意识形态风险,充斥着政治性的论争,而杜润生“从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于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永远谨慎地履行集思广益的‘参谋’职责”(周其仁语)。他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总结、提炼和发挥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对农村改革和发展乃至整个经济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前,本报记者采访杜润生先生,重温改革岁月。而当下全球经济动荡不居,高度依赖出口和投资驱动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解放土地、启动内需的呼声高涨,土地资产化、土地资本化问题迫在眉睫,值此之时回首往事,开卷有益。历史不仅是镜鉴,更是今日行动之出发点。

  

  

  

    从土改到合作化

  

  

  

    经济观察报:你是深刻影响八十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的核心人物之一,有人称你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杜润生:要说中国农村改革,那是从上到下无数人努力的结果,尤其要归功于农民自己的创造精神。我一个人的贡献是有限的。而且,许多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经济观察报:土地改革是中共农村革命之始,你在《自述》中也使用了很大篇幅讨论土地改革和它的历史意义,你的主要看法是什么?

  

  

  

    杜润生:土地改革的意义特别重大,一直影响到当初的“合作化”和今日的“包产到户”,决不能简单地贬之为“历史的陈迹”。有人说包产到户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是不对的,它只是回到了土地改革。关于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以往人们认识的并不充分,我特别强调了国家通过土地改革,重组了基层,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人们以为旧中国是

  “政权不下县”,因此打通基层,意义尤为重大,是向现代社会转化的一个必经步骤。当然,当年土地改革的某些做法是有问题的。这也无庸回避。

  

  

  

    经济观察报:哪些问题呢?

  

  

  

    杜润生:例如,土地改革是一场大革命,是对传统观念的巨大冲击,它没有严格地依法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留下了不利影响。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在土改中,剥夺地主、扫除封建剥削是合理的,可是“打乱平分”就有负面影响,侵犯了中农利益。土改后实行合作化期间,合作占有和财产归大堆,两者之间政策界线划分也不够严格。

  

  

  

    经济观察报:实行合作化的时候,你已经到中央农村工作部了。

  

  

  

    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在1953年成立,部长是邓子恢,我任农工部秘书长。农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务就是协助中央领导互助合作运动。当时邓子恢和我都认为,土地改革以后农村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因此要照顾到这种情况,发挥小农经济的积极性。当时很多地方刚刚结束土地改革,得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加以引导,不搞不行,太着急也不行。

  

  

  

    经济观察报:读你的 《自述》,1953年与陈伯达的那场争论,在思想上分歧很大,读了很吃惊。

  

  

  

    杜润生:是。有一句话被我删去了,就是陈伯达讲了那些后,我说:这不成了“劳动营”了?他从此认为我是“老右”。不过,那个时候讲话就是这样的,比较直率,没那么多顾忌,也没人抓辫子。当时熟悉农村的作家赵树理就曾经反映,农民不愿意参加合作社,连互助组也不愿意参加。我们农村工作部还是遵循中央一贯的指示:“自愿”、“互利”,主张一面做工作,一面要能够等,等待农民觉悟。这些在事后看来,都成了问题。

  

  

  

    对土改以后的“两极分化说”,我是不怎么同意的。多数的看法,是土地改革以后,小农经济有一个“黄金时代”,我的一个弟子最近批评说,那个时候如果有那么好,就像“包产到户”以后那样(粮食增产三分之一),那还需要“集体化”么?现在看来,中央急于集体化,就是要解决这个(农民不愿而非不能高产)问题。那时候,我们很多人都相信只有合作化才能最后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包括许多共产党外的人士。

  

  

  

    经济观察报:所以后来毛泽东一再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

  

  

  

    杜润生:那时我们大多数干部都相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相信必须经过这十五、二十年的准备,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也是

  《共同纲领》规定了的。但毛泽东要提前发动社会主义的改造,等于取消了这一个阶段。他认为,“小农经济蹦不了三尺高”,“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去占领”。在他的脑子里,并不是“工业化”的要求,而是“农村革命”才是最重要的考虑(参见1950年、1951年与刘少奇的两场争论)。所以,合作化不但提前开始,而且一再提速。很多人反映当时跟不上毛,现在看来,作为领袖人物,毛也要刻意与其他领导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可以从战略的角度出发,我们作为具体工作的负责部门,就不能不考虑下面情况,从实际出发,所以总是很被动。53年成立农工部以后,几次“纠偏”,受批评就不可避免了。

  

  

  

    经济观察报:所以1955年毛泽东说邓子恢是“小脚女人”。

  

  

  

    杜润生:1953年合作化加上统购统销,54年就出现很严重的问题,55年初毛泽东说,这是“生产力起来暴动”。承认其合理性,修改了统购统销政策(即出台“三定”政策,农民多打可以多留一些),并打算把合作化也停下来(马上停下来,停一年半)。但两个月以后他就改变了看法,为什么出现这样大的转变?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很好的解释。于是中央连续召开两次党的大会(详见我的《自述》,其中一部分修改了通行说法),毛泽东带头“造势”,掀起了农村社会主义的“大风暴”(后改称“高潮”)。

  

  

  

    当年,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其实都是执行中央的指示。我代表农工部到问题最大的浙江去解决问题,不合说了一句“下马”(下合作化之马,下统购统销之马),事后被人抓住。这都不重要了,但却点到了问题的关键。即在所有运动中,讲“退”恰是很难的,所以就只能“进”。

  

  

  

    经济观察报:今天回头看,你们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是什么?

  

  

  

    杜润生:从表面看,当时争论的焦点好像是速度快慢问题。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如果合作化运动慢一点就好了。我想这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今天看来,集体化运动只有运用那样的方法才能成功,否则恐怕就不可能。但用“大风暴”的办法,“造势”、“不入不成”,就会直接带来一些后果,农民带着“当长工”的想法,给“国家”来做事,责任心就没有了。其恶果到“大跃进”时充分暴露(有人以为“大跃进”是偶然的,那并不对),所谓“缺乏积极性”问题就一直伴随了集体化的始终。于是农民退社、发明包产到户,退社不行,就留在社内包产到户,同时施行了形形色色的“反行为”,把集体经济架空,以致最终不得不实行改革。

  

  

  

    所以,后来的农村改革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我退下来以后,就带领一群年轻人重新反思了这一个过程,对一些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包产到户”三起三落

  

  

  

    经济观察报:什么时候你才发现合作化的问题?

  

  

  

    杜润生:大概是到了“大跃进”以后,那时激进的政策所诱发的恶果已经显现出来了,生产力下降,几千万人被饿死。随后,中央农村工作部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被撤销,邓子恢被冷落。1955年中央开会处理我们的问题时,陈伯达提出来说,邓子恢的错误实际上是听了杜润生的主张,应该处分杜润生。毛泽东说,杜润生同志土改是坚决的,他出错可能是因为对合作化没有经验,到基层锻炼一下就好了。陶铸准备把我委派到海南,组织部长安子文提出,杜润生是个大学生,国家要搞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可把他留下。于是就把我留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还是作秘书长。我从1946年随刘邓大军南下,分别跟邓小平、林彪、邓子恢,一直就是当秘书长,有一段“秘书长生涯”。

  

  

  

    经济观察报:1955年离开了“农口”。

  

  

  

    杜润生:一下子就离开了二十四年,从1955年到1979年重返“农口”。二十四年里虽然离开了农村工作,但情不自禁,依旧关心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

  

  

  

    经济观察报:不久之后——1958年——就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杜润生:到处浮夸平调,农民自身权利遭到极大剥夺,“大锅饭”也维持不下去了,大批人浮肿,许多人都不干活了,群众性消极怠工现象普遍化,这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啊。结果,原来的理想变成了一堆泡沫,发生了可怕的大饥荒。政府、农民两败俱伤,农民损失更是惨重,饿死4000多万人。

  

  

  

    开始,我对“大跃进”的提法也是持赞同态度的。但是后来我把山西太谷老家的几位儿时同学请到北京来,问他们究竟一亩地能产生多少粮食,他们说:现在上报统计都是假的。我还亲自到天津乡下考察,地里每一行都是拉着电线用电灯照明,庄稼密植度大得进不去人,一看就是假的。

  

  

  

    经济观察报:“大集体经济”吃不饱饭,饿死了人,农民就要想办法。“包产到户”就是这样产生的。

  

  

  

    杜润生: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这一年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和农工部长戴洁天在永嘉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验。不久推广到全县,温州地区各县也纷纷效仿,成为当时包产到户最多的地区。此外,实行包产到户的还有四川江津、广西环江、广东中山、江苏江阴、湖北宣恩、河南沁阳、临汝等地的一些农业社,另外还有一些地方,或使用其他名称,或者做了不说。包产到户一开始也并未受到后来那样的批判,而主要是被当作责任制的不同形式,争论孰优孰劣罢了。直到1957年中,特别是“反右”以后,包产到户成为被“打倒”的对象,被说成是

  “戴着合作社帽子的合法单干”、“资本主义主张”等等,终于被批判禁止。“大跃进”以后,河南、湖南、贵州、甘肃等地再度出现,但是在庐山会议批判后又被制止。

  

  

  

    经济观察报:但到1961年初,包产到户第三次出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安徽。

  

  

  

    杜润生:因为安徽是困难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大跃进造成的危害最大。在当时的形势下,“包产到户”仅仅是一种应变办法,农民扩大自留地,把一小块土地变成自己的“避风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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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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