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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创造——杜润生访谈录

更新时间:2008-12-17 16:42:36
作者: 马国川  

  避免集体化的风险。1962年北戴河会议之前,毛泽东曾派胡耀邦去安徽调查责任田问题。胡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是一个确实起了积极作用(增产)但又很危险(易滑向单干)的办法”。这个报告曾发到各地区第一书记阅,但未扩散。当时,党内高层许多人也主张包产到户,如刘少奇、陈云等。邓子恢也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他说:“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然而,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并被认为是刮“单干风”。

  

  

  

    经济观察报:在这一时期,你个人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哪些变化?

  

  

  

    杜润生:我是因犯了错误被调动的,既然有错,就应该重新学习。因此心里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检查,一面作为旁观者,不断反思,向历史实践寻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在那一时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自留地的增产效应。我山西老家不少地方自留地能达到亩产1000斤。农民告诉我:用自留地的办法,保管不愁粮食吃。我经常想,自留地的这种公有私营机制,如能推广,或许能使农村经济走出困境。“文化大革命”中,我又读了一些马克思的书,认识到,当农民经过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垄断,有了小块土地之后,如果保留市场关系、商品关系,使农民有一个自由发展的机会,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从而有利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跳过这个阶段,靠充公农民的土地财产去形成“联合体”,没有生产力条件和文化条件的支持,经济贫困、组织封闭,难以生长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难以摆脱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包产到户有利于培养农民独立自主的性格,有利于发展个人的社会交往,为新的联合创立前提。当时还没有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包产到户”的重要性会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展示出来。

  

  

  

    经济观察报:在农村改革以前,包产到户已经三起三落。

  

  

  

    杜润生:后来,我在国务院和其他一些部门讲包产到户的历史,供销总社老干部程子华说,我才知道农民包产到户已有四次,要再拒绝,还会有第五次。

  

  

  

    从“不许包产到户”到“不要包产到户”

  

  

  

    经济观察报:“文化大革命”你也被“打倒”了,“文革”结束后才被“解放”。

  

  

  

    杜润生:“解放”后没有立即恢复工作,大约有两年时间处于“待分配”阶段。这两年中国家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尤其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的战略政策开始变化。中央设立国家农业委员会,作为国务院指导农业建设的职能机构,同时兼理党中央委托的农村工作任务,任命我为副主任。所以我又重新回到了“农口”。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调你回“农口”?

  

  

  

    杜润生:可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纠正过去“左”的东西。新任命的农委主任王任重曾和我在中南地区一起工作过,相处关系较好,对我的印象不外是熟悉农村情况,敢于替农民讲话。1955年我犯“右倾”错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我说: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现在风向在变,也许因此而调我到新成立的农委工作。

  

  

  

    经济观察报:当时农村是什么样的状况?

  

  

  

    杜润生:当时全国农村可划分为如下三类地区,各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一类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一类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一类是较差的“三靠队”,就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队,最多时达到2.5亿人。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农民不得温饱,城市食品严重短缺,以至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并引发出很多社会、政治问题。

  

  

  

    经济观察报:人们怎么认识这些问题?

  

  

  

    杜润生:当时人们普遍没有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体制,而是认为主要是经营管理和某些具体政策及干部作风有问题,所以领导层做出的决策大都是针对这些“缺点”和“不良现象”的,例如纠正农民负担不合理问题、纠正干部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问题等等,同时恢复过去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农村政策,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倡家庭副业和多种经营、恢复并适度扩大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发展社队企业等等。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仍在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学大寨”、“穷过渡”还在继续。对于解决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尚未提上日程。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都是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杜润生:事实证明,集体经济是一个低效益的经济。这套体制背离了农业生物学特性,使农民疏远土地,无从建立起持久不衰的劳动兴趣和责任感,从而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集体经济的体制既解决不了“三靠队”的脱贫问题,也满足不了先进社队的致富要求。农民此时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自然唤起对过去家庭经营的恋念。

  

  

  

    经济观察报: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县的“三靠村”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生产责任制。

  

  

  

    杜润生: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一情况,后来了解到这种事是很多的,农民私下对包产到户的追求就没间断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但是在农业问题上仍然留下一个

  “禁区”:不许包产到户。我到农委工作时,一些关心我的同志也好言相劝,要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相反,另有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机问题。1979年3月,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这是我主持的一次专门讨论责任制的会议。七省为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参会的都是“农口”负责人。这几个省的领导对包产到户,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观望。三县是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都进行过改革。

  

  

  

    经济观察报:这次座谈会召开时间,正处在政策大转变的时期。

  

  

  

    杜润生:恰巧在这时,发生了“张浩事件”。甘肃干部张浩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某些动向,给《人民日报》写信,认为“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都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王任重批示报社: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这个批示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引起轩然大波,对四川、安徽的试验起了泼冷水的作用。会上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介绍了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整整讲了一天。他说安徽省委的态度是,责任制不能“一刀切”,要允许由群众决定、选择。发言中,多数人赞成包产到户,极力主张对包产到户“开个口子”放开一点,尊重群众的选择。当然也有人怕口子一开就控制不住了。最后,会议在上级的干预下,产生的文件不得不妥协,一方面继续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又说,“包产到户”不是统一经营,接近单干,但不同于单干。特别提出,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而且第一次提出

  “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这句话等于批准既成事实,可以说是开了个暗口。

  

  

  

    经济观察报:“文革”后,七省三县座谈会是首次把包产到户提到中央来讨论,半年后,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也写进了“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这句话。

  

  

  

    杜润生:《决定》还把“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改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说“不要包产到户”,较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不许包产到户”,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松动。“包产到户”虽然仍得不到政策的“认可”,但毕竟允许某些特殊的地方可以搞“包产到户”,这实际上已为“包产到户”开了一条小缝。这个会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大体上把包产到组合法化了。

  

  

  

    此后,华国锋又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会上,我说明了一些农村现存的问题:有些地方包产到户,生产很好,群众欢迎。也发生点问题,像河北赞皇县一带实行包产到户,因缺乏事先安排,农民怕今后政策有变,先下手捞现货,砍了一些树,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像安徽全椒等地生产有发展,农民积极性高涨,社会安定,是很好的。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华国锋则再次举出湖南“三夏”抢收抢种季节互助、合作的事例,说明非集体化不可。

  

  

  

    经济观察报:邓小平的态度呢?

  

  

  

    杜润生:当时,邓小平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他说,农村问题很多,一大堆,应该抓住主要的解决。他还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这为他以后支持包产到户埋下了伏笔。

  

  

  

    一场拔河比赛

  

  

  

    经济观察报:看来,当时中央领导层对“包产到户”没有明确支持。

  

  

  

    杜润生:没有,因为思想仍未完全解冻,禁区也没有完全打开,要在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间统一认识,还需要一个过程。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总理李先念都是很重视农业的,但是对改革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还是在1979年,一次,农委替中央、国务院起草了一个农村工作的安排意见,我去征求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的意见时,借机谈到“责任制”问题,提出:生产责任制到人、到户,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试验得不错,可增产粮食,减少开荒砍树,可不可以由中央说话,把四中全会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毕竟是个思想开放的人,后来终于转变为最积极推进农业改革的领导人。

  

  

  

    经济观察报:在那些改革起航的年头,形势的发展往往超过人们的认识水平。

  

  

  

    杜润生:七省三县座谈会后不到一年,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又召开了一个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议开始,分组进行讨论,我让大家放开思想。安排安徽的周曰礼发言,介绍安徽的情况。他说,到1979年底,安徽实行包产到组的增产效果明显。群众评价,组比队好,户比组好。一些地方,特别是占1/4比例的后进地区,迫切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周曰礼讲了两个多小时。大会分组讨论时,争论极为激烈。在华东小组几乎等于围攻安徽,让我很为难。周曰礼对我说:安徽包产到户,是万里书记主张试验的,问我怎么办?我说:要沉住气,不能不让人家讲话;你们试验结果有利生产,就继续试。轮到我在大会讲话,我讲了对包产到户要允许地方试验。

  

  

  

    经济观察报:实践和理论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杜润生:整个形势在1980年开始的时候相持不下,弄得各地的干部在表态时左右为难。当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从1979年初到1980年初的形势:乡下一年来的局面是一场拔河比赛,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

  

  

  

    经济观察报:你个人又是什么认识呢?

  

  

  

    杜润生:1979年以后,我到过南斯拉夫、北欧各国、法国、美国、英国、西德、日本,看到家庭农场还大量存在。农村虽有雇工经营的农户,两极分化并不严重。家庭经营与农业现代化不是对立物,彼此可以相容。1979年初得到安徽、贵州等地大量事实的正面印证,使我将家庭经营引入合作制的信念更加坚定起来。

  

  

  

    经济观察报:1980年2月,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一直在安徽鼎力支持农村改革的万里也担任了副总理,接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村工作,形势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杜润生:事实证明,包产到户能够促进粮食生产,同时还能减轻国家的救济负担。我想,可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其他地方则允许群众自由选择。从这里入手,利用实践经验,先说服领导层,不急于全面铺开。要广开言路,允许反对者提意见,准备经历某些曲折、反复和妥协。从1956年以来,包产到户曾经三起三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相信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是不可抗拒的,历史终归会向合理的方向发展。1980年4月,中央召开长期规划会议,我借机提出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这样的会议上提出“包产到户”问题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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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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