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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禹僧:反革命主义

更新时间:2008-12-16 15:30:36
作者: 蔡禹僧  

  

  个体生命的死亡的必然性使我们理解革命意义在宇宙中的普遍性,而在这样言说前必须首先承认生命之于革命的意义——宇宙从荒芜中产生生命——因此革命才能行,即革命必须建立在生命存在的基础上,即只有建立生命,才能有革命。因此反革命之作为对革命的否定也即对生命的肯定——建立、维护生命——就是宇宙中更原始、更普遍的行为,比如我们每个人(除了个别自杀者)都竭力反对革除自己的生命——这是人类能持续存在于宇宙中的动力(假如人人想死亡则可想而知地球上将不会有人类),也是我们的文明能够不断产生崭新内容的动力。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反革命是我们人类个体生命中的原始的本欲,我们的一切行为——在世界上繁忙地劳作都必须以这个本欲为基础。正像中国哲学的太极图所显示的辩证法,宇宙历史的进化或发展总是两方面的力量来推动,只看到革命的意义而看不到反革命的意义就容易使人类的行为出现持续的非理性——把破坏生命看作历史进步的大道,如果这种革命主义成为人类的常规世界观则显然人类将面临灭绝的危险,所以讨论反革命主义的宇宙论意义重大。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那经常被忽视的一极——即反革命主义——在三个方面的历史性意义:1、在生物进化论中的意义;2、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意义;3、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意义。

  

  (一)反革命主义在生物进化中的意义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四章的题目是“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达尔文用生动的例证论述了自然选择就是——生物在生存竞争中最适应环境的物种存活下来。人们以为这样就说明了世界产生和发展生命的奥秘,生物起源变成了科学,——在“科学”的广义上这样说当然是允许的,不过要把生物的进化的道路等同于一个牛顿刚体运动的轨迹的则显然不对,达尔文并没有关于物种进化的数学方程,他只是描述了他的观察,他看到一种马匹(如善于奔跑的马或善于干农活的马)经过数代的人工选择也能得到强化;他的“科学”并没有物理学预言星体运动那样的预言性——比如百万年以后生物以什么样的形态生存,因此如果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取代了上帝创造生命的神创论——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当然建立关于生物历史发展的历史科学——以宏观物理学的可预言性为科学的标准——由于不存在可能性因此是任何人都无法胜任的,人类实在不能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上帝那样的构思者,宇宙历史不是被形式逻辑决定的,而是来自于那个最高主宰者的构思。达尔文并没有告诉我们——物种为什么要接受环境的选择,生物为什么要尽力适应环境以便自己的种能够在自然界中延续下去,就是说生物的反革命性——它不愿意任何力量革除自己的生命的本欲——如何在物质物的物性中得到解释?如果不能得到解释,那么生物的反革命性就只能归结为上帝赋予世界历史新阶段的原始性征。

  一只昆虫受到威胁后会迅速地逃跑,——不要小看这个行为,它已经和石头被击打后被动地滚动有了严格的区别。石头在高处有一种向下落的欲望,物理学把这种欲望叫做势能,在此意义上木材有一种被燃烧的欲望,物理学一般把这种欲望叫热能。物理学在此是统一的,即物质结构有一种趋向最稳定的趋势,表达为热力学的熵定律。但是宇宙中这种朝向稳定结构的欲望在生物世界却出现了反向,生物的个体和种有一种把自己建设成更有秩序的系统结构的欲望——当然以牺牲外界物质物秩序为前提(吸收外界能量),生物最终也要死亡(个体的死亡和种的灭绝)——说明生物与原始物质物并没有丧失统一性(它就是被原始物质物构成的),但你不能否认在生物体活着的时候它有一种反抗自己变成原始物质物之稳定结构(死物)的本欲,我们一般将此本欲称作生命力,但此生命力之“力”已不是物理学的力(或物理学的势能或热能)。蛋白质分子显然不如二氧化碳和水稳定,但所有生物都不愿意使构成自己的蛋白质分子变成水和二氧化碳,所以生物一旦遇到火会迅速逃跑以免把自己变成二氧化碳和水(而干燥的木材似乎欢欣鼓舞地迎接烈火对自己的燃烧)。——我们不难发现宇宙历史产生生物世界后出现了一种有别于原始物质物世界的新动向——生物的反革命主义动向。

  究竟什么力量使宇宙发生了这极为不平常的事件?难道构成生物体的物质物不是来自于宇宙中的吗?宇宙中不就是元素周期表中那一百一十八种元素吗?为什么它们一旦构成生命体就与它们自身的性质发生了不同的性征呢?生物性当然历史性地本原于物质物的物性,但又无法全靠物质元素的物理性来解释,也就是说生命体的生物性作为原始物质物结构之结构能的不断累积超越了构成结构的物质物的物理性,而且结构的结构能不能被完全地逻辑地还原为物理性了,也即生物性作为宇宙中结构的历史性发展的成果不能通过物质物的物理性逻辑地推导出来。这种历史性发展甚至在低级结构也能获得理解,比如二氧化碳的性征虽然本原于碳和氧的性征但不能为碳和氧的性征逻辑地解释;而在高级结构中,结构历史的不可还原性更为明显,蛋白质性征本原于构成其碳氢氧氮等原子的性征但不等于这些原子性征的逻辑积,生物性本原于蛋白质分子但不能还原为蛋白质分子的性征。系统-结构中的物质物的物理性不同于物质物单独存在时的物理性,系统-结构的“整体性”有溢出构成整体的物质物性征的新东西,这种新东西在系统-结构中的不断累积意义非凡,没有这种新东西的累积则我们人类的精神世界就不可能发生。上帝创造宇宙历史的过程就是通过结构的复杂化添加新内容的过程,创造性的历史过程利用逻辑但不等于逻辑——创造≠逻辑,或者说若扩大“逻辑”的意义,历史逻辑≠形式逻辑,历史逻辑演绎的宇宙历史是上帝的心灵逻辑的外化,就像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逻辑外化为我们的个人行为,吾人心灵逻辑能利用和领悟形式逻辑但不全等于形式逻辑一样,——这就是宇宙历史性的意义所在,宇宙历史性从物质物的物性中发展了不同于物性的新东西,这种新东西构成了基础于同时又区别于物质物世界的新世界的本质,这个新世界就是生物世界,而生物世界是宇宙中形成更新的世界——人类精神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基础。

  生物的心灵作为心灵的低级形态还没有达到人类心灵的复杂性,但生物圈作为复杂的结构则有着可以和复杂的心灵相比拟的复杂性,虽然表面上来看,作为个体的生物并没有也不可能领悟他们自己这种正在实践着的复杂性。所以我们就在生物延续自己这个原始欲望中同时看到了生物中革命和反革命的行为,这种革命与反革命行为之间的制衡使生物圈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历史性的创造,我们人类就是地球生物圈中的这种历史性创造的成果。通过观察猎食动物与被猎食动物之间的行为,我们不难发现革命与反革命的制衡之于生物圈进化的意义,比如在老鹰猎杀兔子的行为中,老鹰把兔子当作简单的食物来看,但老鹰要通过以兔子为食物反抗来自身体的饥饿以使自己和自己的种的生命延续下去;兔子不甘心被老鹰吃掉而要逃跑,同时它革除青草的生命以延续自己的生命。大自然中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制衡才使创造性得以实现——生物类的创造性进化,或者说创造性进化的条件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互相对立中的依存关系,假如只有革命主义而没有反革命主义那并不是革命主义者的福音,如果老鹰对兔子的革命行为不遭遇兔子的抵抗,兔子一旦发现老鹰欲吃自己就视死如归地等着被吃,老鹰虽然暂时得到了好处,可它繁衍数量的增加与兔子的急速减少就构成了矛盾,假如老鹰的食物兔子被它迅速吃光,它的种也就要灭绝了。——上帝设计大自然的结构不可能以这么笨拙的原则,他总是让革命与反革命的平衡,这样对老鹰和兔子的种的稳定以及在稳定中获得创造性的发展都有利。(这里的比喻曾经被应用到阶级分析中,据说一个阶级的革命主义将战胜另一个阶级的反革命主义,世界因此变得大同。这种说辞是极为幼稚的,是伪造的科学,因为造物主绝不会用这种思路来演绎宇宙历史,彻底的大同就是世界的终结,只有在彻底的虚无中才有无差别的同一性。)

  不过生物学中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经常表现为学者们关于革命与进化关系的讨论,即生物的发展是连续发展的还是非连续发展。连续发展论者认为——没有所谓跳跃性进化的革命性发展,所有看起来大的进化都是点滴积累的结果;非连续发展论者认为——重大的进化事件的发生都来自于突变,往往是环境的灾变导致生物进化历史行程中的突变(当然灾变需要限度,如果地球环境忽然变成火星那样的恶劣环境,则任何生命都无法生存下来)。我们说,或许这两方面综合起来更符合太极图说,即进化的发生来自于点滴的累积和某些时期突变的综合。比如恐龙的灭绝这一发生在地球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是由于环境的革命性变化,这个事件促成了许多生物进化中的大事件——有些生物灭绝了而另一些接受住了考验而适应了新的环境(恐龙的消失本身对于其他生物来说也是环境的重大改变)。但总起来看突变与否与我们人类观察的视域有关,许多海洋生物一直处在变化不大的环境中生存因此它们就没有什么大的进化,人类的祖先曾和它们生活在一起,如今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图书馆,而那些原始鱼类依旧在海底过着混沌不觉的生活,这种对比中我们人类显然是经历了许多次突变的结果,但所谓“突变”都是在十分漫长的时间中发生的,只不过进化的速度相对于那些进化缓慢的动物要明显得多罢了。

  人类目前的知识是——在可经验的宇宙中只有地球拥有生命。革命行为是在生命现象之后发生的。最早的“动物”(“动物”当然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作为异养生物是以能进行光合作用的原始植物为自己的食物的,随着生物世界的进化,革命行为发生了变化——一种异养生物以另一种异养生物为食发展为一种动物依靠另几种动物和植物为食,基于反革命主义的革命主义行为和反革命主义行为把生物世界连接为一个自洽的目的性动态结构,我们看食肉动物的锋利的牙齿和利爪就是在为了实现维护自身生存而进行革命主义行为的目的的,而善于奔跑的食草动物的肢蹄的发达当然是对食肉动物革命主义的反动即反革命主义的结果。所以革命行为在地球生物圈保持了一种平衡,可以看作一个稳定的结构。但之后这个生物圈的稳定结构出现了不稳定因素,直至发生了进化革命,一种两足动物开始在地球上繁盛起来,他们的智慧发生了持续的增长,把其他动物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革命——在消灭生命获得食物的地球生物链自洽——的意义上,以智力获得食物就比以野兽的锋利爪牙获得食物的方式效力要大得多,原始人通过智力——如使用火把以把大型动物赶向山峰又逼迫它们跳下山涧的方式——获得了食物链上的最高地位,智力的应用使他们的智力更快速地增长。

  上帝的史诗是变化无穷的,人类在增长自己智力的同时,他们的眼睛明亮起来,他们的眼泪中有了其他动物少有的成分——怜悯、同情。随着智力的应用,革命被革命了,屠杀动物(和采集植物种子)发生了分化,饲养(与种植)开始了,大规模饲养(和种植)被我们今天的人称作畜牧业(和农业)。在辽阔的草原,牧羊人的歌声很可能是人类最久远的文化。所以人类的畜牧业(和农业)是人类反革命主义的成果。

  

  (二)反革命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意义

  

  “反革命主义”是否定形式的词句,与此词句等效的肯定形式是“生命发生和延续自我的本欲”,这个本欲在人类历史的表达是怜悯与爱的觉醒。恐龙灭绝的另一种说法是由于开花植物有一种导致恐龙死亡的毒素,不过就人类来说这种毒素是一个福音,没有恐龙的灭绝就没有人类对恐龙统治地球表面的取代,开花植物的产生意味着宇宙正在使美的理念演绎为现实的存在物,而宇宙理性的复合性不可能使美单独增长而其他二者(逻辑与道德)没有增长,所以开花植物的美丽和它的香甜也就是对生物的一种器官之发达的呼唤,这种器官就是乳房——最初的形式可能仅仅是生物腹部分泌微少香甜体液的凸起,这个器官最初所显示的爱就像它分泌的奶水一样少。味觉对香甜的敏感和视觉对艳丽色彩的微妙形态的感知所呼唤出的器官是与外在于生物体的自然世界的诸存在状态相对应的,正如宇宙中若没有光就没有眼睛、没有声音便没有耳朵,没有香甜的植物液汁也就不可能有蜜蜂和哺乳动物的进化;虽然植物界和动物界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地发展进化的,但不能否认自养生物——它们开启了植物界——在地球生物世界中的先在性。只有当传宗接代的方式变成哺乳的普遍形式,爱的情愫也就像乳房的器官一样发达起来,哺乳动物的产生使宇宙中产生了反革命主义的最伟大形式——爱。

  爱不是一种化学成分,而是上帝创造的理念,这个理念的存在并不比时空中物质物的存在更少真实。唯物主义者说,上帝在哪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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