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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其明:堪称远见卓识的“最后见解”——陈独秀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考

更新时间:2008-12-15 00:01:50
作者: 孙其明  

  

  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已进入人生晚年的陈独秀,曾对涉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重新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当时,他思考得最多的是关于民主政治的问题,尤其是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有关的民主政治问题,并提出了令后人无比惊叹、无比佩服的新观点。陈独秀晚年对民主政治所作的宝贵探索,主要反映在他当时所写的一部分文章和书信中。但在陈独秀生前,上述绝大部分文章和书信并未公开发表,直到陈独秀逝世六、七年之后,它们才被陈独秀的学生和香港自由中国社分别结集在大陆、香港出版。1949年香港版的书被定名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又名《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1]本文旨在对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所作的思考和探索作点分析,谈谈笔者的看法,并以此求教于学术界的同行们。

  

  (一)

  

  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当时他所写的《给连根的信》、《给西流的信》、《我的根本意见》、《致S和H的信》、《再论世界大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等书信和论文中。陈独秀提出的基本观点,也是最主要的观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重新认识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强调民主政治对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具有的普遍真实的价值。

  自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对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始终存有争议。其中,绝大多数人虽然也承认,以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代替中世纪的封建专制有进步的意义,但同时又总是猛烈地抨击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伪善的,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和对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欺骗等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看法实际上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主流或传统的观点。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也曾受到过这种观点的影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大加批判。然而,到了晚年,陈独秀开始意识到,上述传统观点存有偏见,并开始对之进行重新思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看法。

  在《给连根的信》中,针对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托派们的偏见,陈独秀指出:“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2]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的,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3]在《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又说:“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4]他还特别强调说:“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仅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5]

  上述陈独秀的这些话,无疑已把他经过重新思考后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新看法表达得十分清楚了。陈独秀不仅明确地批评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传统的偏见,而且指出民主政治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它也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所需要的,因而廓清了长期笼罩在人们心头的迷雾。更重要的是,陈独秀对民主政治的评价,突破了多年来传统观点的局限,即只是笼统地肯定资产阶级以民主政治取代中世纪封建专制统治是一种进步,而否定民主政治对于人类社会进步普遍的真实的价值,强调应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高度上,肯定民主政治是一代又一代人民大众流血斗争的产物,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发展所取得的共同成果,并非资产阶级所专有,也不会因资产阶级时代的消失而过时。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将“近代民主制”与科学、社会主义并称为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发明,充分地反映出他对民主政治制度深远的历史价值的高度肯定。科学和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未来,这早已成为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然而在陈独秀看来,近代民主制对于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绝不会在科学和社会主义之下。不仅如此,陈独秀实际上还认为,近代民主制、科学、社会主义这三者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未来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三者缺一不可。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陈独秀又进一步对民主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二、阐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及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否则必将导致专制独裁的产生和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政权的堕落,导致社会历史的倒退。

  马克思主义创立伊始,马克思、恩格斯便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6]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剥夺了资产阶级所有资本而建立起来的新社会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社会主义社会”。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这里既谈到了无产阶级的统治,也谈到了民主,还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这表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并不排斥民主。此后,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公社“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它,并实行完全的“普选制”、“低薪制”的做法大加赞扬,认为这是防止新的国家权力“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宰”的重要举措。[7]这进一步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仅赞成,而且十分重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不过,由于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太短,此后,即在马克思、恩格斯还活着时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取得过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他们在生前也就无法通过进一步总结实际经验,对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政治问题作出更明确更具体的论述。同样,后来的列宁虽然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被称为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政权,却也因为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的限制,除了笼统地宣称苏维埃是“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外,在实行民主政治方面也未有多少创新。总之,在十月革命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对无产阶级政权下建立民主政治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引起重视。

  然而,随着列宁逝世,特别是斯大林主政后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一系列重大事件,它充分显示出,民主的原则正遭受践踏,且日趋严重;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正蜕变为少数人的专制独裁,号称“最民主”的苏维埃甚至连资产阶级的民主都不如。这不能不引起陈独秀的关注,不能不促使他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民主问题,并得出了新的结论。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谬论,即认为“民主已经过时,无级政权只有独裁,没有民主”[8],陈独秀指出:“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的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9]他还说:“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而斗争,即等于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10]陈独秀还指出:“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绝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11]

  在对苏联斯大林式专制独裁政权的出现进行反思后,陈独秀认为,关键在于十月革命后,苏俄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同时,实际上丢弃了民主政治,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包含有具体内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说:“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治,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12]他还指出:不幸的是,十月革命以来,苏俄“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LT[13]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14]针对托派中有人仅仅将苏联出现的问题归咎斯大林个人的说法,陈独秀则强调制度的重要,认为社会主义不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必然导致专制独裁,必然产生独裁者。他尖锐地指出:“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15]

  笔者之所以不嫌其烦地大段引述陈独秀的话,是因为笔者觉得,这些话对于苏联政治制度所作的批评,真可谓切中要害,一针见血也。尽管它都是60多年前陈独秀所说,如今读来,仍使人不由得产生振聋发聩、惊世骇俗之感。

  第三、阐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并不是空洞抽象的名词,如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那样,也必须有具体的内容,且实施的范围应当更广泛,否则便是假民主、真专制。

  既然无产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实行民主政治,那么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是个什么样子,它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有何关系呢?对此,陈独秀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在《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说:“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16]他还说:“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级和资级是一样的”[17]在稍后所写的《我的根本意见》一文中,陈独秀更加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18]

  这便是陈独秀对何为无产阶级民主,它同资产阶级民主的异同等问题的回答。他的话已说得十分清楚,无须笔者多作解释。笔者只想指出一点: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在喋喋不休地大谈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不同,孰是孰非,难道还不发人深思吗?!

  以上三方面即为笔者对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政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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