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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刃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更新时间:2008-12-11 13:38:43
作者: 龚刃韧  

  

  尽管上述这段话显示出朱苏力有着相当敏锐的政治嗅觉,但却不禁令人回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横行时的棍子式的语言。从冤假错案受害者和因非法定理由而被法院拒之门外的权利受侵害者的角度来看,朱苏力的这段话还让人联想到2008年四川地震大批中小学校舍倒塌导致成千上万学生死亡的事实披露后,知名文人余秋雨呼吁遇难学生家长不要请愿投诉以免成为「海外媒体反华宣传借口」的「含泪劝告」。

  我实在不能理解为甚么「片面」强调司法独立就会「弱化党的领导,甚至排斥党的领导」?难道强调司法独立还有「片面」和「全面」之分吗?难道包括宪法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法律不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吗?难道中国现在还有反党的法律吗?难道法官遵循中国现行宪法第126条规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就会产生反党的结果吗?

  我更不能理解为甚么强调司法独立怎么就成了「某些国际政治势力」「破坏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难道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强调司法独立,所以中国自己就不能强调司法独立了吗?难道司法独立也有姓「资」姓「社」之分吗?实际上,就连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始祖卡尔‧马克思对司法独立都有着非常肯定的态度。马克思明确指出:「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Der Richter hat keinen Vorgesetzten, als das Gesetz)24。难道在党章国宪上都表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法官还需要法律以外别的上司吗?难道中国的司法改革竟然要以反对强调司法独立为其特色吗?依我看,为了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在从制度上消除司法腐败和提高法官素质的过程中,确立司法独立应当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反对强调司法独立才会导致破坏中国的法治建设,更何况中国自身的法治建设本来就不是为了给外国人展示的。

  在现代国际社会,作为人权司法保护的前提──司法独立已经成为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例如,「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 的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规定: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1998年10月5日中国政府签署的1966年《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也有类似的规定。显然,《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要求各国采取司法独立的制度,以保证每个人都能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

  司法独立是法治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确立法治的一个重要指针。在文明社会享受公正审判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但没有司法独立就不可能有司法公正,这不仅是中外历史的普遍教训,也是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缺乏司法独立方面就有着很深刻的历史教训。

  例如,在1957年中国共产党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时,法学界、政治学界不少有识之士都由于提出反对以党代政,提倡法治以及强调司法独立等建议 25,而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长期的政治迫害。同样,在司法界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内也有一大批坚持独立审判的法官及秉公执法的检察官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批判和打击。当时连重述1954年宪法第78条「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规定都会构成「右派言论」。由于没有法治,相当数量的「右派」分子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就丧失了人身自由,被强制劳动教养二十年之久。26

  又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法院更不可能独立进行审判,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这10年中,各级法院共判处了刑事案件126万件,其中「反革命」案件28万件,普通刑事案件98万件。经过「文革」后覆审,所谓「反革命」案件绝大部分都属于错判,普通刑事案件的10%也属于错判 27。所有这些显然都是没有司法独立的情况下造成的惨痛的历史教训。更不用说「文革」期间全国各处都有私设公堂的普遍现象。真不知有多少人成了枪下冤魂!也不知多少家庭从此家破人亡!

  即使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因缺乏司法独立以及司法腐败引起的司法不公现象一直是广大民众极为不满的社会焦点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不稳定或不和谐的原因之一。作为一名中国的法学工作者应该很好地反思现代中国社会的这些历史教训。在晚年进行反思的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就曾指出,中国学术界存在的主要通病就是在谈问题时常常脱离历史的教训,因而所谓的「学术性研究」也变成了戏论 28。我以为作为中国的法学者,更需要的是常识和良知,而不是政治嗅觉。

  

  六、甚么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朱苏力讲座的主要篇幅是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此,朱苏力有这样一段话: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在当代中国政治和法治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的一个初步总结。这一理念与中国,与社会主义,以及与法治分不开。

  这段话是把对中国的法治建设的经验总结等同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也似乎等于说凡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法律实践都是社会主义法治实践。难道中国已成了社会主义的化身?朱苏力的这个论点不过是一种循环式的自己证明自己,也是「存在即合理」的黑格尔哲学的歪用。朱苏力在讲座反复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或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都没有对甚么是「社会主义」做出解释。问题在于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都不清楚,为甚么非要在法治之前冠以「社会主义」的名称呢?

  朱苏力在讲座中间接引用了邓小平关于一部分先富起来以及共同富裕的话29。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告别了过去平均主义式的普遍贫困和封闭的时代。与此同时,一部分人也确实先富起来。然而,中国还远远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却成为世界上贫富两级分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社会各阶层贫富之间的巨大差别至少远远超过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理想。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坦诚地说道:「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甚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30。 既然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搞清楚,自然对甚么是社会主义也不会搞得很清楚了。

  过去中国主要受苏联模式影响,误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一党制领导等那一套原则和制度。但是这些曾被认为正统的原则和制度,除了维持党的领导之外,其它都被中国近年来的实践部分地或全部地否定了。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没有取消的情况下也引入了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现在不仅允许发展私有制,而且数十万亿元的国有企业资产也以各种形式被转移到少数私人手中(其中不乏国企领导、各级党政官员及其子孙)。按劳分配也体现为按权力、按资本、按等级、按身份地位分配。据财经方面媒体报导,从2008年以后的几年之内,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上市公司有上10万亿元的内部股及原始股被陆续解禁,将以现金的形式流入少数人的腰包 31。这是在任何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想象的掠夺现象!由于中国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早已变成社会主人的「社会公仆」们滥用职权、享受特权以及腐败程度也远远超过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官员。根据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历年的年度报告,中国在廉洁程度上排行榜上始终明显地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面 32。所以,若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来判断,大概谁都说不清楚究竟甚么才是社会主义了。难怪历经百年沧桑的103岁的学者周有光这样写道:「社会主义没有公认定义。谁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以『自称』来认定,不管别国是否同意」33。

  由此可见,在朱苏力的讲座中,所谓「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个缺少明确定义的概念。难怪朱苏力在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时也只是对「社会主义」继续说着空话。

  关于中国法治实践的经验教训,朱苏力提到的几条总结更像一篇政治报告:即第一是「必须依法治国」;第二是「必须执政为民」;第三是「必须公平正义」;第四是「要求法治服务大局」;第五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如果这几条是由中国执政党领导人从政治的角度提出来的,那是容易理解的。但朱苏力却试图从法学的角度对这几条任意地加以发挥,结果弄巧成拙只能给政治领导人起帮倒忙的作用。

  就中国而言,虽然提出「依法治国」(rule by law)相对于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以及以言代法是一个历史进步,但与国际社会公认的法治(rule of law)仍然有区别。「执政为民」不是法学用语,而是政治领导人的主张或承诺,与民主还有明显的差距。至于「公平正义」的概念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古希腊哲学家们提出,此后长期为西方哲学、法学、伦理学以及神学上的议论主题,而在中国只是在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的最近才得到强调。朱苏力还以「居港权」这一未必恰当的例子来解释「顾全大局」,即司法判决在一定情况下应让位于政策或政治的考虑 34。 至于「坚持党的领导」,按照朱苏力的逻辑却得出不能「片面」强调司法独立的奇怪结论。

  总之,说来说去,朱苏力根本就没有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说清楚,通篇都是对领导人意志的揣摩和恣意诠释,并散发着蔑视法治的气息。正因如此,朱苏力也无法对他的讲座主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区别讲清楚。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朱苏力是如何对法治的所谓两种理念进行区别的,他这样说道: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资本主义法治理念有历史的继承,但也有一些重大、根本的差别。重大差别的形成,并非简单的是法律思想、文化传统不同,甚至也不完全因为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不同,因为社会主义法治仍然借鉴了也可以借鉴资本主义法治的某些经验;归根结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根本区别在于不同的法治实践回答的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法治根本问题不完全相同,有些甚至有重大分歧。

  本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应是一种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朱苏力却认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之间的重大差别「不完全因为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不同」,这就充分暴露了朱苏力的命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朱苏力已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提出区别两个理念的基本前提。可见,朱苏力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之间的区别完全是机会主义的,且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

  那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之间的根本区别究竟在哪儿呢?按照朱苏力的说法:「根本区别在于不同的法治实践回答的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法治根本问题不完全相同」。这种故弄玄虚式的病句,也许只有朱苏力自己才能读懂。

  

  七、作为国际社会共识的法治理念

  

  2008年2月2日中国政府首次发表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明确承认:「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能,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

  作为人类文明发展成果和国际社会共识的法治理念的内容主要包括:在法律制度上对国家或其政府以及一切公权力进行限制和控制,任何掌握公权力的机关、组织和官员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对严重违法的官员无论职务多高都可追究司法责任;未经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自由;任何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后都有权寻求司法补救及其它方式的补救;司法独立以及律师自治,等等。

  与此同时,真正的法治还必须是良法之治,而判断是良法还是恶法的标准就在于是法律是保障个人自由还是压制个人自由。压制自由的法律尽管有法律的形式,但实质上是违反法治精神的。对此,卡尔‧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法(Recht)是自由的肯定存在」。而压制自由的「书报检查制度正如奴隶制一样,即使它千百次地作为法律(Gesetz)而存在,也永远不能成为合法的」35。

  上述这些关于法治的共识不仅可从由各国法学家、法官和律师组成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的1955年《雅典决议》和1959年《德里宣言》36 以及从国际律师协会、泛美律师协会、泛太平洋律师协会、美国律师协会、国际工会联合会等组织于2007年发起的「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里找到依据 3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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