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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20世纪思想史上的一次闪失

更新时间:2008-12-02 15:48:27
作者: 邵建  

  

  徐志摩是20世纪思想史上的一次闪失。

  编写上个世纪思想史,不会有他的名字,但在上个世纪的思想历程中,我们分明见识过他的表现:短暂,却精彩。从1925年10月1号接手《晨报副刊》,到1926年10月离开,他一生中的思想事迹,几乎尽在于此。这一年,他主持了关于苏俄问题以及中国命运的大讨论,以至为晨报引来一场漫天大火。他批评胡适对苏俄的暧昧,和陈毅论争时针砭由苏俄输出的国民革命,又和张友渔辩驳党化教育,并编发苏俄政府迫害中国留学生的稿件,一路蹈厉风发。可惜这些思想史上的段落,今天都成了残编遗简。不过,侯过一个世纪回望,至少是我,依然感受到这位诗人的思想身影,是那么风采有姿。

  诗人的思想身影?看起来似乎门径不对。其实,徐志摩是典型的学人出身,后来是他自己由着性情扬短避长了。留学美国,他学的是历史,拿的是经济系硕士。俟来英伦,跟读的又是拉斯基。在纽约,徐志摩甚至被中国学生认为是布尔什维克,这不仅他的书架上插过几本苏俄的书,而且他在社会主义上也确实花过功夫。“我最初看到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斯(思)前期的,劳勃脱欧温一派(即欧文,笔者注),人道主义,慈善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混成一起的。”能分清马克思的前后期,这说明徐志摩功夫不浅。1844年《手稿》时代的马克思还是个人道主义者,而后他便转向阶级斗争(徐志摩亦由此离他而去)。在伦敦,徐志摩的同情尽在劳工一边,认同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党,他还曾陪同拉斯基的夫人为工党竞选到伦敦选区了解选情、张罗选票。“劳工,多响亮,多神圣的名词!”“贵族、资本家:这类字样一提着就够挖苦!”徐志摩如是说,这大概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尚。

  变化是在回国以后。在北京,他发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套不上本土现实。“除了洋车夫与粪夫,见不到什么劳工社会,资本更说不上”。所以,激进青年“打倒资本主义”的口号,无法让徐志摩血压上升。徐志摩是梁启超的门徒,时常追随在梁氏左右。梁氏其人也不承认中国有阶级斗争。他有过一篇谈《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的文章,认为中国不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而是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的对立。文章批评无业阶级中那些“受外国宣传部津贴的学生”(其实是一些知识游民),“自行充当某部分人民代表”,把“最时髦的主义顶在头上,靠主义做饭碗”。更可笑的是梁文中的这样一段反讽:一位穿洋装、带金丝眼镜的青年,坐在洋车上,不断拿手杖敲打车夫,骂道:“我要赶赴劳工大会,你误了我的钟点,该死该死。”梁启超很担心这些无业知识游民得势,因为他们不但不工不农不商,反而以煽动社会斗争为务。

  一次南下省亲,让徐志摩感受到了劳资阶级的存在。徐的父亲在家乡开了个丝厂,厂里有一百多女工,好多还带着孩子。六月中旬,天气很热,徐志摩在车间转了一圈,汗流浃背。他看到有的工人“汗流被面”,心里不免难受。这是他和自家账房先生的对话:这么大热天为什么不让工人少做点时间呢?工人那里肯,她们只是多做,多做多赚。为什么不按星期放工呢?她们连两天都不愿空闲。天这么热工人不发病吗?她们很牢靠,很少发病。再说厂里也预备了各种痧药,以后还要请镇上的西医每天来一个半小时。最后徐志摩不甘心:那么多孩子,为什么不在附近办所学校呢?不,这我们不赞成。工人识了字有了知识,就会什么罢工造反,那有什么好处。徐志摩语塞。

  阶级的存在未必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徐志摩最后也跨不出由阶级斗争走向社会主义的那一步。他在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门前掉头了,尽管他甚至很可怕地认为可以把发展实业交给国家,从而取消阶级。但,他身上的人道主义情结使他无以接受苏俄式以人血为祭献的革命。因此,他解决劳资矛盾只好是强调施行劳工保护法。由于不触动制度,放在当时,是很可以被激进的知识游民视为统治者的“帮忙”。当然,徐志摩抵御苏俄,除了人道主义外,还有一个有效的精神抗原,那就是个人主义。徐志摩声称“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通的个人主义”。当胡适眩晕于苏俄气象时,是个人主义的定力帮助他避免了胡适陷入的误区,而且让他在晨报上做出了那一连串的杰出的表现。

  可惜,一年时间,仅仅一年,这样的表现对一个世纪来说,有点太短。这是思想史上的一次闪失,闪电般的短暂和精彩,然后消失。不是思想史拒绝了他,而是他自我放逐于思想界。诗人像当年作别康桥一样,掉身而去,竟不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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