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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坚:中间力量的兴起与世界格局的结构性变化

更新时间:2008-11-28 13:13:49
作者: 徐坚  

  

  [提要]世界格局正出现一种结构性变化的趋势,即国际体系正由冷战后“一超独大”的霸权型体系加速向“中间势力主导”的多边稳定型体系转化。由数量众多的国家组成、影响和作用与日俱增的中间力量层正在崛起和壮大,推动世界格局日益朝着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新型结构发展。从政治上看,中间力量对世界的稳定性作用正日益显现;从经济上看,中间力量特别是新兴市场对世界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样明显。

  [关键词]国际格局、大国关系、中间力量

  

  国际格局、大国关系、全球热点、世界经济目前继续处在深刻的调整变化过程中,其中一些动向具有标志性意义,很值得关注。中国的外部环境在机遇和挑战面前亦变得更加复杂。世界和中国都面临许多新的考验。

  

  一、世界形势与国际关系新变化

  

  当前,世界形势最为深刻的变化体现在世界格局与国际体系所发生的种种量变与质变过程中。就世界格局看,有必要注意以下几个现象:其一,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在内的所谓“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50%,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了美国;其二,在世界前十二位最大的经济体中,新兴国家占了六个,分别是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韩国和墨西哥。这六国的经济规模都分别接近或超过万亿美元大关,六国2007年的GDP(按汇率计算)预计达8万亿美元以上。其三,除上述六国外,包括东南亚、非洲、中亚、中东部分产油国,以及拉美等地在内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取得持续增长,许多已成为“金砖四国”之外又一批令世人瞩目的新兴市场。2007年非洲经济增长6%,有可能成为该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其四,德、法、英新一代领导人主政,协力化解欧盟制宪危机,为欧盟一体化和共同外交注入活力。欧盟向世界第二大战略力量演化的趋势明显,日本经济复苏势头不减,政治上继续加紧向“正常国家”迈进。

  对世界格局来说,上述这些变化揭示了一种结构性变化趋势,即世界格局正在形成一种由数量众多的国家组成、影响和作用与日俱增的中间力量层。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以所谓VISTA五国为代表的亚、非、拉一大批发展势头良好、潜力很大的中小发展中国家,以及欧、日、澳、加等发达国家,在一定意义上,都属于这种中间力量。这种中间力量既不同于来自顶端的“一超”,也有别于被边缘化的国家及其滋生的极端势力。“一超”谋求霸权并不惜为此冒险。边缘化的国家仇视世界现状,其滋生的极端势力更谋求以暴力破坏现存秩序。这两种力量的激烈对立正是世界许多冲突和动荡的乱源所在。而中间力量虽然由许多差异很大的国家构成,但其国际行为与另外两种力量相比有一种共性,即谋求通过加强与外界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实现自身的稳定与发展,提倡以对话、协调、多边主义等温和改良方式逐步解决和应对国际体系和世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因此,中间力量在世界发挥的更多是建设性与稳定性作用。显然,世界格局的这种变化趋势超越了我们传统的“极”概念能够给人们提供的认识,并非“单极与多极”所能概括。换句话说,当前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不仅表现在“极”的数量多寡上,而且更加重要地体现在国际力量正在发生“极”概念之外的深层分野与结构性变化上。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或许在方法和视角上,至今对我们超越有关“单极”还是“多极”的争论,去分析国际格局的变化趋势仍然具有某种启示作用。这种启示主要体现在,尽管时代不同,但国际格局的构成,不仅受“极”的数量多寡影响,而且也是由许多其他因素造成的国际力量分野所决定的。这些对国际力量分野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包括国家间关系的法理基础、利益基础、价值基础等。

  从这种新的视角透视当前世界形势,我们可以发现如下趋势和特征:首先,上述中间力量的崛起和壮大,正推动世界格局日益朝着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新型结构发展,国际体系正由冷战后“一超独大”的霸权型体系加速向“中间势力主导”的多边稳定型体系转化。新兴大国的崛起、大批发展中国家的成长、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谋求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战略选择,都大大强化了这一趋势的物质载体,而全球化条件下国家间关系既竞争又相互依存的特征,则为这一趋势提供了强劲的可持续的驱动力。

  其次,中间力量对世界的稳定性作用正日益显现。从政治上看,当前国际环境中的不稳定因素有增多的趋势。美国仍然沉醉在单极霸权的陈旧思维中,继续同国际恐怖势力和被边缘化的“失败的国家”处在尖锐对立中,同时对俄、中等新兴大国保持高度警惕与防范。受美战略影响,大国关系中竞争的一面有所加强。俄中止履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公约》,并计划5年内投入2000亿美元,用于提升战略武器的突防能力,美俄角逐加剧。日本加快向军事大国过渡。新兴大国亦利用近年来积聚起来的综合能力加强军备。受美霸权战略和大国竞争因素影响,许多国际热点问题不仅形势严峻,而且更加复杂。伊拉克乱象有增无减,伊朗核问题前景难测,美伊继续对峙。伊叙“特殊关系”升至战略协调关系,将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变成与美角力的舞台。中东、阿富汗等地区冲突有升级、蔓延之势。“三股势力”在中亚、外高加索、南亚地区活动反弹。巴基斯坦、缅甸国内局势动荡。大国加强地缘竞争使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难度加大。尽管如此,世界形势总体缓和的局面没有改变。究其原因,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关系的相互依存性,限制了大国竞争向恶性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世界格局中迅速发展壮大的中间力量,以日益增强的建设性的方式抵消或抑制了“唯一超级大国”与边缘化国家和极端势力之间的冲突对世界带来的冲击。从经济上看,中间力量特别是新兴市场对世界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样明显。2007年,美爆发次贷危机,导致信贷市场萎缩和房地产业衰退,引发全球金融动荡,拖累美欧经济增长,美元持续贬值,国际金融条件恶化,西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与此同时,国际油价逼近100美元/桶历史新高,全球主要战略原料和粮价大涨。全球面临通胀风险。然而,在新兴国家强劲增长势头的作用下,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拖累有限。据IMF估计,2007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达5.2%。中国等新兴大国和大批发展中经济体发挥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再次,欧美靠拢和“价值观同盟”成为近来国际利益格局与国际战略关系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又一值得关注的动向。新兴大国及大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利益格局中的地位和诉求强化,使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享有的传统利益和特权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德、法等欧洲大国新政府上台后,在应对中、俄等持不同价值观的新兴国家时向美靠拢。德、日一度大打“价值观同盟”旗号,呼吁美、欧、日、印、澳在人权问题、贸易问题、金融问题、非洲问题等方面联手向中国施压。同时,西方国家还更加注重通过制定新的更有针对性的国际游戏规则和技术标准体系,从国际规范秩序层面来制约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影响,维护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从国际格局层面看,这种动向同上述中间力量强化看起来是两种相互背离和矛盾的分化趋势,反映出利益因素、价值观因素对世界格局变化影响的复杂性。不过,从长远看,中间力量内部各国间相互依存与共同利益所产生的动力最终仍将大于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欧美对未来国际秩序认知上的许多基本差异亦不会由于制约个别新兴大国的需要而消失。因而,作为世界格局变化过程中两种对立的动向,基于短期利益与“零和”游戏规则的板块化趋势是难以持续的,而基于长远相互依存需要与共赢逻辑的国际力量分野趋势则具有更可靠的基础与更持久的动力。

  最后,全球治理问题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发展变化与各国内政外交的重要因素。世界对全球气候问题的关注持续升温,使这一问题成为许多国际多边议程(如G8+5,联合国大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的热门话题之一。究其成因,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早期的无限排放与后期的奢侈排放,是当今全球气候问题中的主要人为因素,因而发达国家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主要责任;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成为温室排放增长最快的国家,也给全球气候变化增添了压力。但新兴国家排放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与发达国家的“排放转嫁”或“排放出口”有直接关系。一种“转嫁”形式是跨国公司将排放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还有一种形式是从他国进口产品,把生产该产品产生的排放和污染留在他国。中国排放的温室气体中有四分之一来自发达国家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的生产过程。由此可以看出,气候、生态等问题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反映出国家间相互依存与相互竞争关系的同时发展。这类全球公共问题既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也牵涉到各国的切身利益。如何应对全球气候问题,既是检验各国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国际形象的重要因素,也是世界各国在国际利益分配格局调整过程中争取主动地位的一场重要博弈。不过,“零和”游戏规则在这种博弈中是绝对行不通的。国际社会如果不能就此形成共识,这场博弈就不会产生赢家。

  

  二、中国外部环境中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的外部环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亦有新发展。从积极方面看,中国外交成果显著,中美、中俄、中日、中欧等大国关系均有不同程度的新进展,周边外交全方位、多领域展开,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多边外交十分活跃,进一步显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这些成果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与空间。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部环境也继续面临许多挑战和问题,主要特征是: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多元化,中国安全环境中的高危因素与敏感因素增多,中国外部发展环境更趋复杂。

  其一,美对华政策两面下注策略力度加大,中美关系仍然面对结构性矛盾,在摇摆中保持稳定,在稳定中继续摇摆。美虽深陷中东困局,但对中国战略关注继续上升。美在台湾问题、经贸、环境、全球热点等问题上与中国协调、对话的兴趣和需要仍在上升,但也不断利用这些问题对华威逼利诱,试图将中国导入其设计的规则体系,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华防范,包括在中国周边强化前沿军事部署;加强美日、美澳、美韩等双边军事同盟;扶持亚洲其他力量崛起以平衡中国,鼓励日本走向“正常化”国家,拉拢印度,与印尼、越南等东南亚新兴地区强国构建伙伴关系,继续加强对中亚国家和蒙古的渗透;对亚太和东亚地区的各类区域与次区域的多边合作机制加大介入,力图主导未来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试图通过在缅甸策划颜色革命重塑东南亚安全秩序,加大对上海合作组织及东亚共同体发展的关注,防止中国借此谋取优势地位。当前,台湾问题处在高危期,并与奥运敏感期交织,美对华两面下注同时加大,给看似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注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我战略机遇期面临的风险增加。

  其二,西方显露联手制华,对华群体施压态势。西方联手制华虽算不上新鲜事,但2007年,美欧日等在对华问题上战略协调意味比较明显。西方此次联手对华,涉及人权、西藏问题、军事透明度、地区安全、经贸、能源、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市场规则和技术标准体系、气候、环境、全球和周边热点问题等,看上去是一种着眼于维护西方在全球利益格局和国际秩序主导地位的战略协调行动,旨在从各个领域压缩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迟滞中国发展步伐,多少有点新“十字军东征”味道。不过,由于中国同西方各国在上述领域均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共同利益与对话渠道,加上西方各国相互之间在这些问题上的利益不尽一致,存在许多差异和分歧,所以西方这次联手“东征”又显得后劲不足,难以持久。

  其三,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内涵更加丰富,也更趋复杂。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力不断增强,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用其丰富的能源和其他资源优势,不仅成为全球能源安全与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环节,也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互惠互利合作提供了更大潜力。与此同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面临新问题。中国强劲发展势头既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也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担心中国发展损害其利益,或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寄予过高期望。若处置不当,容易引发矛盾和不满。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被注入更多的大国竞争因素。2006年以来,中非关系升温举世关注。欧盟认定中国染指其传统“势力范围”,推行“新殖民主义”,与其形成地缘经济和政治利益冲突。美指责中国与非洲专制政权为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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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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