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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伟:哲学的“终结”:从理论转向实践

更新时间:2008-11-25 16:32:18
作者: 张志伟 (进入专栏)  

  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有或将有同样的文化,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创造性”。因而“我们应当把文化多样性看作是:它过去已经存在、现在呈现着更丰富的形式、在将来会成为汹涌的大河”。“我们的结论是:了解、赞同和甚至欢呼文化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而是意味着多元共存”。[8]

  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资本、人员乃至思想的流动之迅捷,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就像国际互联网一样将世界连接成了“一个城市”(unicity),其功能是为个人之间相互交往提供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开放性的平台。当人们从狭隘的地域意识转向全球性意识的时候,其结果并不是同质化,而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多样化。的确,全球化使“文化”的含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与一个固定的地方性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的。有不同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通常含蓄地将意义建构与特殊性和地点连接了起来。[9]因而,以往的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文化(文明),而且由于不均衡而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别,当然这种区别在历史上是“流动”的。现在,全球化进程打破了文化在地域上的界限,为它们在相互交往中形成新型的多样性关系创造了条件:“全球性恢复了文化的无边界性并且促进了文化表达方式的无限可更新性和无限多样性,而不是促进了同质化或杂交化”。[10]

  4、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控制的问题。

  我们在讨论西方哲学提到了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等新兴学科,这些都与科学密切相关。哲学家们之所以关注科学的问题,是因为在科学的问题上我们面临着困境。18世纪的问题是如何促进科学的发展,而我们今天的问题则是如何控制科学的发展。

  毫无疑问,科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然而,我们控制科学使之不至于伤害自己的能力却是有限的。所以,科学的问题不是发展的问题,而是控制的问题。所谓“控制”就是把科学的发展控制在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1945年美国研制成功原子弹,从那时起直到今天,60年过去了,不用说核武器的控制,和平利用核能也仍然是一个难题,尤其是20年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说明我们花了60年仍然还没有能力控制核能的使用。基因技术和克隆技术也是如此。鉴于现代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一旦出现问题就非同小可,在某种意义上不允许出错,因为其后果很可能是毁灭性的,因此人类必须学会控制。至于如何为科学技术这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确立目的和价值的约束,无论如何应该是哲学的任务。

  那么,21世纪的中国哲学向何处去?

  季羡林先生有一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河东河西论”,大意是说风水轮流转,世界文明的发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方文明将代替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世纪之交,也曾经有一些人预测世界哲学的走向,认为21世纪将是东方哲学的世纪或中国哲学的世纪。同样也有个别西方哲学家有这样的观点,例如澳大利亚哲学家G•普里斯特写了一篇文章:《二十一世纪初的哲学走向何方?》,他把20世纪哲学分为“制度化阶段”、“职业化阶段”和“商业化阶段”三个阶段。按照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20世纪的经济是美国人占统治地位,而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占统治地位,由此类推,中国哲学应该在21世纪占主导地位。[11]

  显然,如果我们坚持全球化的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就不应该有什么中心。西方中心主义固然错误,东方中心主义一样有问题。我们批评西方中心主义是文化沙文主义,代之以东方中心主义同样是文化沙文主义,这道理很简单,无庸赘述。我们希望21世纪的世界哲学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接受“河东河西论”,就算我们从感情上希望“河东河西论”能够成为现实,我们拿什么东西奉献给世界人民?孔、孟、老、庄、佛吗?

  毫无疑问,我们有宝贵的文化资源,理应对世界文化有更大的贡献。然而我们也应该想一想,难道我们照原样把孔、孟、老、庄、佛……端出去,21世纪就是中国哲学的世纪了?也许是,但那决不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世纪,而是古代中国哲学的世纪。换言之,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必须现代化,必须能够解答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必须能够与现代社会“兼容”才能发挥作用,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然而这项工作充其量不过刚刚开始。

  最后,让我们想象2000多年前的雅典,想象当年苏格拉底是如何从事哲学思考的。他在大街小巷拉住行人探讨哲学问题,这在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话者看来或许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哲学讨论的问题就在生活之中。让我们把思绪从古希腊拉回到今天。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我们之中有谁在大街小巷拉住过往的行人探讨哲学问题,会有什么结果?结果可想而知,他不是被看作疯子,就是被当作笑谈。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苏格拉底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关于哲学问题我们早已有了答案?显然并非如此。

  哲学问题并没有解决,不过解决哲学问题的方式越来越专业化了。哲学家们早已不在大街小巷探讨哲学问题,他们活动在高等学府的教室里和科研机构的会堂中。随着哲学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哲学问题成了仅属于哲学这个学科所有的专业问题。这就是问题所在:哲学“终结”于高等学府的教室里和科研机构的会堂中。要使哲学恢复活力的方法并不复杂,但做起来却并不容易,那就是让它回归现实生活,回归实践。

  

  注释:

  [1]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 以下参见江怡:《西方哲学: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哲学动态》2006年第1期。

  [3]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120页,三联书店1956年。

  [4] 陆扬:《中国有哲学吗?――德里达在上海》。《文艺报》2001年12月4日。

  [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39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

  [6] 参见自张德胜:《儒商与现代社会――义利关系的社会学之辨》,第35页、48页、4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7] 吉登斯:《失控的世界》,第10、1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2000)》,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9] 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第3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0] 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第227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

  [11] 参见G•普里斯特:《二十一世纪初的哲学走向何方?》,《世界哲学》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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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哲学家2006》,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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