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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伟:哲学的“终结”:从理论转向实践

更新时间:2008-11-25 16:32:18
作者: 张志伟 (进入专栏)  

  必须有所取舍,因而人类的命运归根结底应该交付给实践智慧。

  如果比较一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哲学学科的重点研究方向和重点研究课题与“十五”规划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到,“十五”规划中纯理论的课题偏多,而“十一五”规划中与重大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相关的课题多了起来,例如:

  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价值哲学与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人的主体地位与人的全面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世界现代思想精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中国哲学与民族精神;中国传统伦理及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体系;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社会主义荣辱观;科学技术哲学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文化与综合国力及我国文化发展战略……

  再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6年度课题指南: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发展观研究;构建和谐社会的哲学理念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和平发展研究;社会矛盾与社会和谐问题研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活力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与条件的哲学研究;自主创新与创造性思维研究;社会公平与民主建设中的哲学问题研究……

  由于国家社科基金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都是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相对而言反映了国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社会实践在发展,向哲学提出的任务就是解释这种变化,建立相关的理论,指导社会实践。近年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精神、社会公正问题、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等问题成为焦点或热点问题,表明哲学已经开始从单纯的理论研究转向了实践。

  

  三、哲学何为?

  

  以哲学为业的人经常会感到困惑:在我们这个讲究实效的时代,哲学能够做什么?哲学应该做什么?现代社会,哲学何为?表面看来,我们这个社会无论有没有哲学都会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然而社会生活并不是不需要理论,恰恰相反,我们的社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需要理论。它所需要的不是与实践无关的理论,而是面向并且能够解答实践问题的理论。

  哲学从理论转向实践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关注个人的精神生活,一个是关注与社会实践有关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

  迄今为止,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是最科学的时代、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时代、最讲究生活质量的时代,然而也是精神生活最贫乏的时代、信仰危机的时代、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我们的物质生活比以往要丰富得多,但是精神生活却非常贫乏。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精神产品、文化产品不够丰富,实际上它们的品种和数量今非昔比。但是这些精神产品都是一些快餐式的“消费品”,很少有能够形成持久的精神享受的东西。

  现代人处在信仰危机之中。精神的危机远比经济危机难以解决。1900年去世的尼采有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上帝死了”。这句话并不是只对信仰基督教的人说的,其深层的含义是我们面临虚无主义的威胁,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我们生活在一个善恶是非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主义的时代。如果这个世界上无所谓善恶是非,人生还有意义吗?如果这个世界就是无理性的自然,我们凭什么认为我们比一棵树一块石头更有意义?如果人终有一死而且只此一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没有绝对真理,没有绝对价值,一切都是相对的,不存在真假、对错、善恶、是非之间的区别,人生的意义何在?

  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我们不想凭借宗教信仰来解决问题,哲学就是唯一的选择。哲学不能仅仅关注于高深莫测的理论问题而忽略了人的需要,哲学应该是人的精神家园。这并不是说哲学能够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说什么。道德说教是道德家的工作而不是哲学家的任务。哲学的作用是分析人的处境,分析各种可能的意义,把所有可能的意义提出来供你选择,在困境中锻炼你筹划选择的能力。哲学不能代替你思考,代替你选择你的人生之路。也许满足个人的精神生活不能体现哲学的学术性,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哲学是大材小用了,其实不然。我们研究哲学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人。如果哲学不能给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如果哲学不能为我们营造理想的精神家园,哲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哲学不仅应该关注个人的精神生活,也应该关注与社会实践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近年来诸如“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问题”、“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问题”、“社会公正的问题”、“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等问题成为哲学关注的前沿问题,集中体现了哲学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向。下面这些问题都是实践向哲学提出的问题,而且都具有跨学科的综合性质。

  1、近年来,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标志着中国学者的主体性的觉醒。

  其实不仅仅是哲学,人们在许多人文学科中都强烈地意识到了一种“失语症”,亦即离开了西方的学术语言我们就不会说话,这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人文学科。

  通常我们把世界上的哲学划分为三大形态: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然而,把中国哲学归属于哲学的名下,历来存在着不同意见。黑格尔的观点众所周知,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从希腊开始,由于东方人的精神还沉浸在实体之中,尚未获得个体性,因而还没有达到精神的自觉或自我意识。所以,所谓中国哲学还不是哲学,不过是一些道德说教而已。他甚至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3]无独有偶,2001年9月访华的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亦认为中国哲学不是哲学而是一种思想,不过他并不没有像黑格尔那样贬低中国哲学,而是主张哲学作为西方文明的传统,乃是源出于古希腊的东西,而中国文化则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一种文明。[4]考虑到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当他说中国没有哲学的时候,即使不是赞扬,至少不包含贬义。

  然而无论如何,黑格尔和德里达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中国学者们之所以困扰于这样的难题,是因为现在全世界的学科分类、概念系统和知识架构所依照的都是西方的标准。西方人按照西方的标准看待中国思想,中国人也只好按照西方的标准理解和疏理自己的传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曾经提出了“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的区别。[5]讲中国数学史,其实是“数学在中国”,因为数学不分中国数学和西方数学,数学就是数学。但是讲到哲学,却有一个究竟是“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的区别。显然,哲学不同于数学,不分中、外、东、西是不可能的。简言之,中国哲学不是哲学在中国的表现,中国哲学虽然与西方哲学都属于哲学的名下,但却是两种不同的哲学。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我们的中国哲学史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梳理出来的,这就使得中国哲学被硬性地分割为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从而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失去了中国哲学固有的神韵。

  毫无疑问,有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还会继续下去,而更加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究竟有没有能力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做出自己的回应?这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哲学就没有出路。

  2、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在于中国哲学能否现代化或者说与现代社会兼容的问题,扩而大之,也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能否现代化的问题。

  关于儒学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理论解释,可说得上是一波三折。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精神与资本主义伦理之间关系的理论影响很大,而他的相关理论也得出了儒学传统阻碍资本主义产生的结论。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东亚地区的香港、新加坡、中国的台湾以及韩国继日本之后崛起,创造了经济奇迹,完全出乎经济学家的意料之外,从而使人们开始将儒家传统视为现代化的助力。甚至过去被看作是现代化的障碍的集体主义现在被看作是东亚现代化的优点。1983年,Peter Berger在日本一个研讨会上宣读论文,提出了“东亚的发展模式”,并且认为是“西方世界以外惟一发育完整、推陈出新、产生独特现代性的地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基本上扭转了学界和大众传媒对儒家伦理的正面评价,论者认为造成金融危机的肇事元凶正是这个地区的政治领袖夸夸其谈的亚洲价值,特别是由此而生的“裙带主义”。当然,1999年东亚经济反弹,使得问题难以确定了。[6]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领导人一只手抓现代化,另一只手高举传统文化的大旗,这种策略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两者能不能“兼容”,起码不能相互矛盾。道理很简单,迄今为止我们取得的成就基本上是现代化的结果,这条路义无反顾,否则传统文化是不可能有现实意义的。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策略是在现代化基础上复兴传统文化,而不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然而,许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往往以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作为复兴传统文化的理由,并且一味地强调这一矛盾。倘若如此,恐怕复兴传统文化只是一句空话了。

  儒学曾经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正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和破四旧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去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身份,虽然不再有制度化的优势,但是现在毕竟可以作为传统文化而提倡了。然而,这个时候的儒学却相当于回到了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必须凭自己的实力与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竞争。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多元化的时代,若想求生存,争得一席之地,就要看儒学的竞争力如何了。

  3、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之所以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我们面临着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的问题。

  全球化对于我们这个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一般地可以分为赞同和反对两种观点。赞同的观点认为全球化将消除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使我们的世界整体性地走向繁荣昌盛,世界和平翘首可望。而反对的观点则认为全球化必然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使不同的文化在趋同中失去自我,因而是资本主义殖民的进一步世界化。即使对全球化持肯定态度的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也意识到,“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所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对许多生活在欧洲和北美洲以外的人来说,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或者美国化,因为美国现在是惟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秩序中占据主导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位置。在全球化的最显而易见的文化体现中,许多都是美国的,如,可口可乐、麦当劳和美国有线新闻等”,因而“今天的全球化只是一定程度的西化”。[7]就此而论,以西化或者美国化为表现形式的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民族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从而造成了全球化的世界主义与本土化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

  几年前,最流行的话语是“跨世纪”和“与国际接轨”。然而迄今为止,“与国际接轨”从来不是西方被中国化,而始终是中国被西方化。现在,我们在许多方面与世界是同步的:从流行时尚、娱乐信息到新闻,瞬间便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传递给了我们,因而在获得信息方面没有人再具有垄断的权威。这看起来似乎越来越公平,但是如果考虑到媒体的集中与垄断等因素,全球化很可能会造成强势文化越来越强,而弱势文化越来越弱,直到被强者所吞噬的结果。当一个中国人能够说一口流离的英语,却读不懂儒、释、道的经典的时候,我们根据什么说他是中国人呢?而现在这已经成为了比较普遍的现象。

  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遭遇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全球化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发展方向究竟是文化趋同还是文化多样性?迄今为止,我们感受到的主要的全球化的趋同趋向,这也是文化民族主义之所以愈演愈烈的原因。不过,全球化其实不仅有“化全球”的一体化趋势,而且具有文化多样性的要求。就此而论,全球化不仅使中国传统文化陷入了困境,也为之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迄今为止,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关注,相对于文化趋同的观点,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全球化是而且应该是文化的多样化。全球化的进程不是文化的同质化而是文化的多样化,这已经成了世界性的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第二份《世界文化报告》的主题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问题。关于人类起源的新发现表明,“我们人类都属于一个物种,不同文化的发展道路为人类历史中文化的多样性留下了印记”。“所有人类都有能力创造文化,就是说,他们都有创造的潜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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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哲学家2006》,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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