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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伟:康德哲学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

更新时间:2008-11-25 15:36:43
作者: 张志伟 (进入专栏)  

  

  今年是康德逝世200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位哲学家中的哲学家。在以反传统著称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中,无论是英美哲学还是大陆哲学都对康德青睐有加,对他的研究超过任何一位古典哲学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

  200多年前的康德哲学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何在?

  康德对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过人们更多地关注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他的认识论思想,往往忽略了他的形而上学情怀,我想更进一步突显其哲学中的这一方面。简言之,就康德面临的哲学问题而论,一方面是经验论与唯理论关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的争论陷入了困境,理性的有限性问题“浮出水面”。另一方面,卢梭以标新立异的方式突出了自然、自由与文明、进步之间的矛盾,促使启蒙主义开始了自我反思。与此同时,作为哲学核心部门的形而上学面对休谟的怀疑论和法国唯物主义的攻击,名存实亡。对康德来说,所有这些问题亦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严格受自然法则限制的世界上,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有没有不同于一般自然存在物的价值和尊严?康德之所以把问题集中在自由问题上,是因为在他看来自由才是促使形而上学产生的源泉和动力。就此而论,康德所面临的问题是形而上学问题,也是我们称之为“终极关怀”的问题。康德曾经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哲学问题归结为三个问题:1、我能认识什么?2、我应该做什么?3、我可以期望什么?后来又加上一个问题:人是什么?康德回答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而他回答这些问题的思路则是:限制知识,为信仰留地盘(这里的“信仰”不是或者主要不是宗教信仰,理解为道德信念可能更合适)。这一思路揭示了康德哲学与启蒙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康德以其“哥白尼式的革命”颠倒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从二元论和不可知论出发,划分了理性的两种功能,即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以限制理性的认识能力的方式,突出了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从而将形而上学的对象从理论理性的认识领域转移到了实践理性的道德领域,以道德实现自由的方式来满足人类理性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通达自由境界的终极关怀。

  或问:康德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形而上学问题?

  因为康德的时代面临着价值虚无主义的威胁。

  近代哲学是在经院哲学衰落的背景下产生的。经院哲学试图调和理性与信仰,结果不仅证明不了信仰,也动摇了人们对理性的信任。此后的文艺复兴对经院哲学烦琐的理性推理深恶痛绝,加之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反动,全面走向了感性的时代,所以这个时期活跃于历史舞台上的主要是文学家艺术家而不是哲学家。近代哲学从笛卡尔开始,在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鼓舞下,逐渐恢复了对理性的信心,而哲学家思想家们自觉地担负起了鼓吹理性,提倡科学,推进知识,教化大众的历史使命。于是,哲学与科学联手,逐渐以理性取代上帝的权威,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启蒙运动。笛卡尔(包括前批判时期的康德)曾经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就能够创造世界。理性与科学被神话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近代哲学主要把理性理解认识能力,科学作为其成果亦是其力量的证明,因而所谓理性即是科学理性,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工具理性”。虽然真正意识到理性主义的局限要等到19世纪下半叶,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熄灭了理性头上的神圣光环,但是康德已经敏锐地预见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科学理性的发扬不能证明人的价值和尊严,证明的是人的有限性;不能证明人的自由,证明的是必然。更重要的是,科学理性作为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度的,无论信仰还是道德,皆非科学理性所能企及。因此,理性无论如何不能承担上帝的职能。当上帝被迫逊位而理性却不能登基坐殿的时候,人们面临的就是虚无主义的威胁。而康德解决问题的方式则是:突出实践理性相对于理论理性(科学理性)的优先地位。

  康德仍然继续着启蒙的理性主义,就此而论,康德哲学属于古典哲学。然而另一方面,康德所理解的理性已经不再是启蒙主义的理性,因为他深刻地意识到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

  按照康德,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因而他同时是两个世界的成员,受到两种法则的影响。作为自然存在物,人受制于必然的自然法则,因而没有自由。作为有理性者,他虽不必然但却应该遵守理性法则而行动,在此领域他出于自身的内在必然性而行动,自己立法自己遵守,因而是自由的。这就意味着,人居于两个世界“之间”:他是自然的一分子,但不完全是自然存在;他是有理性的,但也不完全是理性世界的成员。由此可见,康德继承了启蒙主义的精神,仍然高扬理性的大旗,不过他所理解的理性不是人的理性,而是纯粹理性,而且始终视之为理想而不是现实。因为人终其一生都受制于自然法则而不可能完全按照理性法则行动,而且理性法则对他表现为应该做什么的道德法则。这就引出了康德哲学的两大主题:自然与自由,它们源于有限的人类理性的两种功能,即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在《实践理性批判》结论中康德指出,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所引起的敬畏和赞叹就越是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在此,康德并没有按照通常的方式通过宗教信仰超越自然,或者通过传统形而上学的方式以理性的认识能力超越经验,而是通过伦理学来超越人的有限性。他经历着信仰的衰落,亦预见到了科学对价值的威胁,从而把道德确定为实现自由的方向,以期重新塑造终极关怀的理想。

  实际上这也是尼采面临的问题,不过他比康德更彻底地颠覆了宗教和形而上学。仅此而言,康德是古典哲学的终结,尼采则是现代哲学的开端。

  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和尼采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而康德对问题的解决亦引出了新的问题。康德的难题是,对他来说道德法则是无条件的,但道德法则的实现却是有条件的,因为理性法则作为道德法则虽然能够影响我们的意志,但却不能影响自然,所以康德还需要上帝作为假设,由他来保证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协调一致。尼采则把两个世界合而为一了,他不需要上帝,所以上帝死了。就此而论,现实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其实不是康德,而是尼采。康德还可以视纯粹理性的理智世界为人类理性的根据和理想,尼采还可以鼓吹超人道德,并且寄望于永恒轮回,我们面对的却是人终有一死只此一生的困境。

  其实,何止我们与康德和尼采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应该是哲学一向面临的问题。

  就哲学起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而言,我们可以把哲学看作是广义的人生哲学。人生在世不仅活着,而且希望知道他为什么活着,明白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然而,作为一个自然存在物,他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界并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应该说,所谓意义和价值是人赋予这个世界的,而人之所以需要价值是因为他始终面临着虚无主义的威胁。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的产生就与虚无主义有关。人既不能忍受一个没有价值的世界,也不满足于他所面对的现实,所以他需要一个理想的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的补充和超越,并且以之作为他生存的根基和目标,哲学(还有宗教)便应运而生。然而,人类生存的价值方式既是他不同于一切自然存在而且高于一切自然存在的优越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生存方式,以这种方式生存于世不咎是一种“冒险”:价值无疑是我们赖以存在的根本支柱,但是当我们以有限的人生追求无限的理想的时候,受到种种限制的理性既无法弄明白究竟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最高理想,不可能完全现实地实现这一理想,也无法完全充分地确证这一理想,甚至无法证明的确客观地存在着这样的理想。

  还是尼采道破天机,我们始终面临着虚无主义的威胁。

  2004年,康德去世200年,尼采去世104年。康德和尼采之后的我们,面临的仍然是同样的问题。这并不是说哲学始终在“原地踏步”,而是说真正的哲学问题是普遍而永恒的。西方哲学自尼采之后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乃至启蒙主义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思批判,可见康德(包括尼采)的问题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愈演愈烈,而他对问题的解答方式至今仍然有其意义。

  这就是康德哲学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所在。

  对康德来说,科学知识是必要的,但也是有局限的,如果不加限制地扩展到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其后果十分严重,那将使一些对我们来说性命攸关的有价值的东西面临毁灭的危险。尼采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科学的威胁:我们通过科学杀死了上帝。与康德不同的是,尼采不是限制知识为信仰留地盘,而是干脆以绝对的虚无主义对抗虚无主义,让人自己成为价值的创造者。显然,康德与尼采对问题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回答。那么,我们究竟选择康德还是选择尼采?换句话说,在尼采之后,康德哲学的意义何在?

  20世纪西方哲学以反主体性著称,康德哲学和尼采哲学却都具有主体性的特征。他们之所以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康德是因为他对理性的审慎态度,在尼采则是因为他对理性主义的猛烈批判。假如我们可以借助尼采用铁锤思考的方式破坏一个旧世界,但却难以由此而建设一个新世界,或许可以通过康德来“中和”尼采。换言之,我们也许无法使已经死了的上帝“复活”,但是当我们难以忍受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的时候,当我们不能以超人的态度超越虚无主义的时候,康德的道德理想主义仍然是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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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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