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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宝林: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

更新时间:2008-11-17 23:42:30
作者: 唐宝林  

  

  莫须有的十宗罪

  

  1927年八七会议决议、1929年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维护当时党的团结、思想统一、推动革命的发展,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也都有它的历史局限性,陈独秀问题就是一例。这些决议以及根据这些决议所作的其他文件、领导人讲话、文章,和毛主席那位秘书1951年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史和革命史教育“最高教科书”),给陈独秀扣了十顶帽子——我们称它莫须有 的“十宗罪”: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遵照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重新进行考察,发现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有些是是似而非。此案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现把这个考察情况简述如下:

  “五四无陈论”与“一大错误选择论”的破灭。

  关于五四和建党时期的陈独秀,建国初期1954年12月2日人民出版社给中央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指出,当时他们与《中国青年》编辑部、马列学院等单位在分别 编辑有关五四运动资料时,不知道能不能选编陈独秀的有关文章,有关论著能不能提到陈独秀的名字。四川武隆县委宣传部甚至来信责问:“为什么三联书店出版的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一书中还选有革命叛徒陈独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为此,报告提议:“有关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陈独秀),有关的历史资料可以选录他的一部分有影响的论文,但是应有适当的批判,或加注说明他在当时的作用和后来叛变革命的行动。”

  这个提议,实际上受那本《三十年》的影响。这本书以及50、60年代作为高校教科书普遍使用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著),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一般 都不提陈独秀,而只提李大钊,有的仿照毛主席的做法,再加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讲建党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只讲李大钊和毛泽东,也不提陈独秀。 《讲义》甚至说毛泽东在1920年“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毛泽东1936年自己对斯诺说:1920年在听了陈独秀的一次谈话、读了陈独秀推荐的《共产党宣言》等三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后,才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当写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陈独秀被选为中央书记时,他们也要强调 “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说“他以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而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之被选为党中央领导人,是由于“党在初创时的 幼稚所致”,是全党“错误的选择”。

  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气氛中,一些搞五四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学者,由于在具体论述中不能回避陈独秀的历史作用,纷纷遭到批判,如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触及皮肉”的批斗。他们的“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

  文革结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国内学者都举行了盛大的学术研讨会,发表了一批重要文章,针对以上情况,提出应该肯定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如以儒将闻名于世的肖克将军在中共建党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说:“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有顾虑。”“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纪录片《先驱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在创党的镜头中,一出现就是李大钊。然而‘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建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谈到陈独秀,毛主席深情地说:他是有过功劳 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随后,经过众多学者的长期广泛的论证和宣传,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中共主要创始人的观点,逐步被各界人士所认知,并被上面接受。如1984年319日一份发向全国的13号文件,主题虽是防止对陈独秀的不妥当宣传,也不得不承认:“陈独秀在建党时期有不可否认的功绩。”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 中共党史范本,即1991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和2001年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以及获得中宣部、文化部奖赏的电影《开天辟地》电视剧《日出东方》,都热情洋溢地歌颂了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历史功绩。这时才比较彻底地否定了统治中国舆论界几十年的“五四无陈论”和“一大”“错误选择论”的传统观念。

  

  13号文件为陈独秀汉奸罪公开平反

  

  1935年12月1日,当时在苏联人民中威望比斯大林高的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补暗杀。此案由于凶手的侦察凶手的人员很快被消灭,至今还是个谜。但是,斯大林迅速抓住时机,对过去不同时的不同意见者,进行了大审判,大清洗。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到流亡在国外的托洛茨基。在国内的逼供信后,全部枪毙,abc的不1937年末至1938年初,王明、康生在共产党的机关报——巴黎的《救国时报》、武汉的《解放》和《新华日报》上诬陷陈独秀是每月 向日本侦探机关领取三百元津贴的汉奸。当时就引起舆论大哗,纷纷要求中共拿出证据来。陈独秀也发表声明予以批驳,并准备付诸法庭。后来由于周恩来做了许多 工作,并由徐特立出面调解,再加上抗日战事吃紧,武汉很快失守,此事不了而未了。于是,陈独秀头上“汉奸”这顶帽子,一直到死也没有摘掉。1951年出版 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毛泽东选集》时,有一条注释,还完全重复30年代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 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叛徒相结合,于一九二九年形成一个反革命的小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

  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叛徒”时,人们以为毛泽东是不同意的,现在看来当时的确是不同意的,建国后变了。因为,在王明、康生1937 年11月从莫斯科回国前,1936年4月2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表的《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被呼吁的40个党派及团体名单中,就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盟”。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还发表“时评”,对陈独秀表示欢迎和期待:“当陈独秀先生恢 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

  1979、1980年,学术界在首先为陈独秀五四和建党问题上正名的同时,大胆地对“汉奸”论提出质疑。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夏立平首先在该馆主办的《党史资料研究》上发表《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后》一文,提出“汉奸论”不能成立的观点,然后唐宝林等一批学者发表《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6等论文,进行论证。此事立即引起上层注意。1984年那份发向全国的13号文件,终于明确承认:“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实际上为陈独秀的“汉奸”罪,分开作了平反。

  

  邓小平理论为“陈独秀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作了彻底平反

  

  从1928年11月蔡和森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7起,中共领导人及几乎一切大陆学者,把陈独秀视为“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者”,起因是1923年 陈独秀发表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因为,陈独秀在文章中明确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 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批判者都把这个观点想当然地断定为陈独秀主张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日本学者江 田宪治1990年从陈独秀两篇文章的原意出发,推翻了这个“想当然”的推理,指出陈独秀是“两阶段连续革命论”。因为陈独秀认为,不管民主革命由谁来领 导(即使是资产阶级领导),胜利后由谁来掌握政权(即使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紧接着无产阶级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革 命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为佐证。

  但是,由于传统观念影响太深,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像江田先生那样认真研究陈独秀文章的原意。直到1999年3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修改 《中国共产党历史》讨论会上,本人转达江田先生的观点,并问如果陈独秀所指的国民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的情况,是指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状况——资产阶 级掌握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府,但由于紧接着发生十月革命,能不能也说列宁是“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在场的众多权威学者才承认“不能”!然后,本人又指出:现在,当我们总结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又瓦解的历史教训和毛泽东在建国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教训,我们发现,在民主革命后,即使是无产阶级握得政权,在社会经济上,必须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否则侈谈社会主义就是民粹主义的空想。所以,陈独秀在1923年两篇文章中的思想,不是右,反而是“左”。因为他认为民主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会紧接着很快发生,排除了有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这时他的这个观点还是动摇的。直 到1938年,陈独秀才真正有所觉悟,连续发表《资本主义在中国》、《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章,对像我们中国这样落后 的国家必须要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才能过度到社会主义的观点,进行全面论述。这时,陈独秀才变成上述批判的地地道道的所谓的“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者”,但是,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在晚年也明确指出:所谓“二次革命论”,“这确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讲不断革命论,就是这个意思。”于是,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也不再批判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了。

  

  新版毛选放弃了五项“反革命罪”指控

  

  陈独秀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定为这取消派、反党、反共产国际、反苏、反革命、叛徒五项罪名,都是因为他走上了与托派相结合的道路。但是,人们只知道,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采取了与共产国际及党中央对立的立场,至于他究竟有什么主张?进行了什么活动?为什么是取消派、反革命、叛徒?大家是不清楚的。党的决议都笼统地说他转向托派后“客观上”“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就这样,慑于党的纪律,没有人提出异议。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几乎成了铁案。即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建党有功”时,也不得不说:“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 了。”造成这种状况,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1929年陈独秀与托派接触开始,一直到他逝世,他的政治主张、托派活动以及与党的争论,都是在少数人中、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政治主张和某些重大的托派活动报道,也绝大多数发表在印量极少的托派油印的机关报、小册子、传单和私人通信上。这些稀少的材料 原先保存在少数留存在大陆的托派骨干分子手中。但是,1952年12月23日夜里,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一致行动,把大陆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全部逮捕后,接着搞了一个全国性的肃托运动,所有有关陈独秀和托派的材料从一切角落中彻底清查出来,作为绝密档案,被严格管理起来。于是,陈独秀与托派结合的真 相,也就封锁了起来。文革中,管理失控,资料暴露。1980、1981年,笔者在收集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时,看到了这些资料,终于了解到陈独秀从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42年逝世的系统主张和活动状况,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托派从1927年莫斯科留学生中产生,到1952年在大陆上覆灭的历史情况。

  随后,笔者在运用这些资料编辑《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内容包括陈独秀未刊文章、书信、别人写的回忆录及其他各种有关陈独秀的珍贵资料)的同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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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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