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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力刚:故都听乐记

更新时间:2008-11-12 20:24:03
作者: 郑力刚 (进入专栏)  

  单就小提琴协奏曲而言,听过几十首,包括不朽的贝多芬,勃拉姆斯,巴托克,Alban Berg,埃尔加,门德尔松,和西贝柳斯。而且许多我都收藏有好几个版本,如好几位伟大的小提琴家演奏的同一曲或同一位独奏家早期与晚期的录音。听了这些之后,我依然有兴趣去听杜先生的小提琴协奏曲,而且每次听完后都仿佛有些新的感受,尽管它们是如此的微妙。

  我也向周围的朋友们介绍杜先生的音乐。美国著名的锅炉制造商巴维公司(Babcock & Wilcox)研究中心的Stanley Vecci主任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忙碌地工作之后,把杜先生的《新疆舞曲》一放,心情就会好很多。音乐学院学小提琴出身,日后成为著名能源专家,麻省理工学院的Janos Beer教授也多次谢谢我向他介绍杜先生的小提琴协奏曲和钢琴协奏曲。我研究中心的一位讲话常引用拉丁语来解释词意,对小提琴音乐和制作有着深厚兴趣的同事,更是坐下来,为我分析杜先生的作品。

  令我感叹的是,当我向国人和同胞介绍杜先生的小提琴协奏曲时,他们往往惊诧不已地得知中国在《梁祝》之外尚且还有别的小提琴协奏曲;而当我向西方朋友讲中国小提琴曲时,他们马上就断定我讲的是《梁祝》。

  呜呼!昔卞和因楚庭无人识其绝世珍玉而痛哭于楚山之下,余今惜国人不识杜鸣心先生的《一九八二》!

  

  三.永远让人心仪的阿拉木汗

  

  我的全部感情/都是土地的馈赠(舒婷《馈赠》)

  

  中央乐团合唱队无疑是中国最好的合唱团。在严良堃先生的执教下,此合唱团音色优美,层次清楚;无论是领唱或合唱,都有其独到之处;再加上其台风翩翩,每每不由得让人为其倾倒。现在我还记得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中央乐团合唱队为打倒四人帮之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演出的那场音乐会,节目之前有左文龙先生字正腔圆的致辞。这场在严良堃先生指挥下的音乐会以中国最美的合唱曲之一的《乌苏里船歌》开场,左文龙先生那美不胜收的领唱,女声部那诗一般的伴唱,一下子就俘获了我的心。

  在京的那几年里,我只听过一次中央乐团合唱队的音乐会。这场在海淀影剧院的音乐会是由一位“洋大人”指挥的。这位仁兄其貌平凡,其个更平凡,实不足赋以“洋大人”之称。演出的节目都忘记了,只记得全是宗教色彩很浓的清唱。这在当时的中国(1983年)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但正如新鲜的事并不一定能够为人所接受,所欣赏,这场音乐会气氛十分平淡,淡得大家鼓掌都仿佛只是为了礼节似的。原因并不是不喜欢这位“洋大人”或合唱队,而是大家不能领会这音乐的妙处。就在这淡淡的失望中眼看音乐会结束时,这位“洋大人”又一次返回台前―不是谢幕,而是加演。当《阿拉木汗》的最后一个音落下时,所有的听众仿佛在多日的蒙蒙细雨中突然见到太阳似的,一下子全活跃起来。这首从王洛宾先生的同名歌曲改编成的合唱曲,无疑是中国合唱曲中最让人喜爱的之一,更是中央乐团合唱队的看家的曲目之一。诚如上好的鱼虾在一般的厨师手下也能做成可口的菜,这首溶在中央乐团合唱队血液里的《阿拉木汗》在“洋大人”手下也赢得了全场听众热烈的掌声。

  “她的眉毛像弯月,她的腰身像棉柳,她的小嘴很多情。。。”,这样一位天仙似的姑娘,怎么不让人永远心仪呢?

  

  四.青涩的音乐会

  

  凭二十四岁的骄傲显然不够 (舒婷《中秋夜》)

  

  这场由韩中杰先生指挥中央乐团演出的协奏音乐会是一九八二年底(12月27日)在清华大学礼堂举行的。节目是圣桑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和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各一乐章,舒曼的大提琴协奏曲一乐章,以及某苏联作曲家(记不得了)的小号协奏曲的一个乐章。四位独奏者,都是刚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中央音乐学院二位,上海音乐学院二位。我想在清华演出的原因,一是为了向大学生推广交响音乐,二是让这四位年青的音乐家练习一下―毕竟这种机会太少了,而且这是在清华的音乐会而不是中央乐团的星期音乐会。

  韩中杰先生在每段音乐之前,都向听众略为介绍了一下独奏者。这四位年青人,在听众的掌声下,依次走到台前演奏。坐在很靠前的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紧张。记忆中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两位小提琴家,在音乐开始之前和指挥交换眼神时,眼睛里面表现出来的不是自信和轻松,有的只是拘谨和不安。这些情绪在演奏之中也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圣桑的第三小提琴协奏曲是所有小提琴协奏曲中最富有诗意的一部,极富于幻想和歌唱的色彩;而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是可以和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相提并论的伟大的小提琴协奏曲。可惜这二段乐章的精华都没有被独奏者表现出来。

  凭良心而论,这略差人意的音乐会并不完全是由于年青的音乐家们的紧张所致。小提琴独奏家和乐团小提琴手的训练与思维是很不一样的。我相信这四位刚从音乐学院毕业出来的大学生,和他们的同学们一样,在大学大部分的努力是在为成为乐团中的一员而非乐团前的独奏者而下的。于是乎,他们在这场音乐会的角色,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有着“客串”的意味。

  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还记得这场音乐会,原因恐怕是自己当时也和这四位仁兄一样青涩,不管是对专业还是对人生。

  

  五.人间难得几回闻[8]

  

  无数年代里/被遗忘的最和谐的音乐 (舒婷《珠贝―大海的眼泪》)

  

  这是一场演出之前,自己对音乐家以及曲目都一无所知的音乐会―报上只有德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莫尔(Kurt Moll)独唱音乐会寥寥数字。即使如此,还是不惜花重金买了票去听,原因只有两个。一是从多年的文化封闭中刚刚走出来,听乐之心确切―仿佛是第一次谈恋爱的小伙子;二是当时也确有闲,在读完了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以及《陈映真小说选》等杂书后,还有时间要打发。

  到音乐厅,拿到节目单,才知道莫尔是唱舒伯特的艺术歌曲。节目单上特别标明有几组歌,每组有多少支歌,要大家等一组歌唱完后再鼓掌―而不是一首歌后。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四周一看,觉得今天的音乐会与往日的很不一样:首先是往常听众以年青人为主而今天成了以中年和老年人为主;第二是从旁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不少人是音乐界的人,而不是像以往绝大多数是附近高校的业余爱好者。记得当时坐在我后面的有在音乐会台上常见到的指挥家韩中杰先生,稍后几排有以《我为祖国献石油》而闻名的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先生。连韩先生和刘先生都来洗耳恭听莫尔先生的音乐会,看来此公来头真还不小。今天这场音乐会还真让我撞着了。

  在听众的掌声中,莫尔先生从容地走到了台中。他大约四十多岁的年纪,高瘦的个子,穿着黑色的燕尾服,留着连腮的胡子,朝听众鞠了一躬后,身体稍斜靠着钢琴,朝伴奏的钢琴家一示意,音乐会就开始了。第一首歌完后,部分听众马上就鼓起掌来,而那些意识到这时不应该鼓掌的听众马上轻轻地“嘘”了起来―这才是第一组的第一首歌,节目单特地说明应在一组歌完后才鼓掌;而就在这十几秒的时间里,也有人马上对莫尔先生的演唱讨论起来,我前边的一位小伙子问他边上的中年人:“X老师,那个最低音是E2吗?”莫尔先生似乎对此也有准备,无可奈何地对大家笑了一下,马上又接着唱第二首了。

  这场连休息一起大约一个半小时的音乐会,是我在京时听过的音乐会中最短的一次,然而也是最有特色和最优秀的之一。我相信即使今天,这种音乐会也不是很容易有,特别是像莫尔先生这样有深厚功底的,对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非常熟悉的,而且母语又是德语的男低音歌唱家的独唱音乐会更是属于那种可遇而不可求的音乐会。舒伯特一生贫困交加,但对音乐的贡献却是巨大的(他的D大调弦乐五重奏也许是所有室内乐中最优秀的)。他一直生活在贝多芬的影子下,对其崇拜万分,可却从来没敢将自己的艺术呈给贝多芬。传说在贝多芬临终前总算见上一面,贝多芬一看舒伯特的音乐就说出了对其最高的评价:“我的灵魂是归于佛朗兹的!”(佛朗兹 • 舒伯特)舒伯特创作了上千首艺术歌曲,每一首都是艺术佳品,但在他生前只有极少数得以出版。

  这场音乐会对我以后在海外的音乐欣赏也有影响。来到西方世界,和对艺术歌曲有深深喜爱的乐友交流,进一步得知此类歌曲不是一般的歌唱家(主要是指那些唱歌剧的)就可以唱的。唱这类歌的仿佛是另一个层次上的(by themselves)。记得当年从图书馆中将德国著名的歌唱家Dietrich Fischer-Dieskau 录制的十二张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唱片借回来欣赏,前后听了三个月,陶醉其中不能自已。

  

  六.二公天下

  

  风儿已把你的诗章缓缓送走 (舒婷《海滨晨曲》)

  

  中央乐团星期音乐会的指挥主要是李德伦和韩中杰两位先生。李先生是性情中人,他的指挥很有感染力,从他的音响中你可以感受到他对音乐那火一般的热情,让人处处觉得它的存在,并不自觉地与其熔为一体。另一方面,韩先生仿佛是个认真而又有点刻板的人,几年的音乐会上,不大容易见到其笑容,连在清华的那一次协奏音乐会上,破例为听众介绍独奏者时,语调也极为平缓,似乎没有一点让独奏者在演出之前放松一下的意思。韩先生对音乐的演绎是平凡的却又是忠实的。在京那几年,我不止一次听过韩先生指挥中央乐团演奏莫扎特的《林茨交响曲》(Symphony No. 36),其中一次下半场是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多年后,有一次我在渥太华听著名的小提琴家兼指挥家朱克曼(Pinchas Zukermann)先生指挥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交响乐团(National Arts Center Orchestra)演奏《林茨交响曲》,不由得回忆起韩先生的那几场音乐会。故都的夜晚,夜晚音乐厅温柔的灯光,灯光下的韩先生,韩先生手下发出的天籁般的音响,一下子全呈现在自己的眼前。

  84年的夏天,有一次李先生指挥中央乐团演奏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独奏者,仿佛记得是石叔诚先生),和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在演奏G大调弦乐小夜曲之前,李公先对听众发了一通感慨―这是星期音乐会上我经历的唯一一次,言他在中央乐团当指挥几十年,这还是第一次指挥此曲,因为以前有人认为此曲小资产阶级情调太重不够革命,不让演。现在我很高兴可以演了。说完卷起袖子―这也是星期音乐会上我经历的唯一一次,对大家说了一声对不起,转过身子,挥动双臂,这美妙的音乐就在音乐厅里响起来,而且永远留在听众的心中。

  印象较深的还有85年的春末,素有钢琴诗人之称的傅聪先生的专场音乐会。第一个曲子是由李先生指挥中央乐团和傅先生合作演出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大约因为傅先生的缘故,这场音乐会吸引了不少媒体的关注,拍电视用的大灯将台上照得如同白昼(这也是我经历的唯一一次,颇令人反感)。李先生陪着傅先生在听众热烈的掌声中走到台前,傅先生被这大灯大约照得眼都睁不开,很是恼火,将手一挥,这灯就关了(Thank God!)。音乐响起后,大家看到的是那个对独奏家给予充分关注和支持的李先生,那个有魔术将交响乐团和钢琴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李先生。

  与韩先生的木讷成鲜明对比的快人快语的李先生,其对音乐的热爱和对世事的无奈不时被媒体发表出来,让众多爱乐者得以窥见其内心的痛苦。他对香港管弦乐团能够自由聘请音乐家的人事制度羡慕不已,说这是将一个乐团水平提高的关键,而我们却不行。他对当时团里的有些音乐家热衷为“棚头”(录音棚)干活而不认真排练愤慨不已(这也难为了这些音乐家,当时他们的收入和大家一样的少)。九十年代初,他在多伦多还发表了一通类似“煮酒论英雄”的谈话,其中不少真知灼见,让人叫绝。如谈到朱宾•梅塔(Zubin Mehta)的指挥风格,“如同大师傅炒的菜,都一个味[9]。”

  当时的中央乐团从外表看是李韩两公的天下,然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的人都明白表面后是怎么回事,特别是在80年代和以前。乐友们常谈起某乐团的风格与气质,最拿手演什么作品之类的话题。在这种时候,偶尔我会想到,假以西方的制度和管理,中央乐团在李韩两公下会形成什么风格呢?而这种风格对今天的中央乐团(仿佛已改名)又意味着什么呢?

  

  七.别无选择的你

  

  要是灵魂里溢满了回响/又何必苦苦寻觅 (舒婷《四月的黄昏》)

  

  在京那四年中记忆较深的音乐会中还有两场“一代新秀”指挥的。这两场都是中央广播乐团的音乐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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