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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

——对“新时期”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历史性考察与分析

更新时间:2008-11-10 21:53:18
作者: 孟建  

  特别是对中国这一问题的研究上,传播学界却鲜有较为突出的成果。

  当代民主理论的研究正在历时态、共时态两方面呈现出新的研究取向。在历时态的研究取向上,对三次民主化浪潮发展的审视,构成了这方面研究的十分重要内容。国际间一些政治学者,特别是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认为,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大体可分为三次,即1828年至1926年的第一次浪潮;1843年至1962年的第二次浪潮;1974年开始至今的第三次浪潮。特别是始于1974年以来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以其规模大、冲击强、影响深,更是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关注。在共时态的研究取向上,传统合力因素与现代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则构成了这方面研究的十分重要内容。在传统合力因素与现代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研究中,尽管二者各有自己的研究体系,但都认为“单一因素无法实现社会民主化”。因此,寻求诸种合力因素的相关组合对社会民主化进程影响的研究,就成为当今民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我们在研究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时,可以此为分析问题的基本逻辑起点。

  

  (一)处在两种合力因素中的社会民主化进程与中国大众传播事业

  

  处在传统合力因素视野中的社会民主化进程与中国大众传播事业

  

  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经济新体系的建立——中国“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与世注目的成就。1979年——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10%,处于世界前列,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快速提高,1997年按当年汇率计算,人均GDP为720美元。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在基本保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的条件下实现的。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的快速增长,被全世界公认是成功的。[6] 

  中国“新时期”以来二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最为关键的是实施了所有制理论与实践的突破。江泽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通过改革实行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实行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们努力消除过去由于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上的不合理而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羁绊,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7]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所有制结构上,“已将非公有制经济由‘制度外’纳入了‘制度内’。即便是对公有制,也对其含义进行了极大的拓展: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8]这些,都前所未有地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民主的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经济发展使民主成为可能。经济增长必然造就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这种复杂的经济体系使推进社会民主化的各种因素极其活跃起来。[9]中国经济体制的顺利转轨,特别是由此带来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已构成了中国大力推进社会民主化诸因素中最为基础、最为积极、最为活跃的力量。

  中国财富的积累与社会阶层的分化——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因素是,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可供各个团体分配。经济因素,具体说是收入水平因素,决定了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层结构的变化,政治因素不再是唯一的。据统计,1995年,以国际通用的五等分法,把社会上20 % 的高收入户与20 % 的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作比较,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为3倍,而在1978年差距是1.8倍;农村的贫富差距在1978年是2.9倍,到1995年上升为6倍。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居民一直是一个收入水平悬殊的两大社会群体,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扩大态势,以人口加权平均计,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是5倍,到1996年,这种城乡之间平均贫富差距为5.5倍。[10]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所有制的改造,为雇主与雇员关系在中国的出现提供了基本前提,社会结构分化已成事实。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民主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不仅中国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中国社会成员关于自己或他人的社会位置的评价框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各阶层在经济利益方面的摩擦与在政治利益上的要求将会日益突出。反映在权利分配和积极参政领域,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中产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将会十分突出。这诚如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所认为的: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政治的“2P”(Power权利、Participation参政)与经济的“2W”(Wealth财富、Welfare福利)是最基本的四大变量。其中,经济的增长与此带来的分配问题,将是考察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经济基础。当今之中国,这些问题已十分值得予以关注。

  那么,在如此深刻的背景下,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与社会民主化进程又有什么重大的关联呢?我们之所以化了一定的篇幅来论述中国经济增长、经济体制与社会阶层问题,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想说明,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认识,已在此深刻的背景下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当今的中国,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也由于经济持续的发展,民众正在逐步树立起纳税人的意识。既然国家的发展、政府的资金都靠纳税人支付,那么,纳税人就要知道这些资金的去向,这就引发了纳税人对“知情权”的必然要求,而这种“知情权”的获得很大程度上需要大众传播媒介来完成;既然政府机构的运作是靠纳税人提供的的资金来支撑,而公务员也靠纳税人提供的资金来养活,那么政府的公务员与纳税人的关系就应该是“公仆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公仆关系”,作为“公”方的纳税人就应当有自己信赖的代表参政(这就是纳税人正在发展的“参政意识”);既然纳税人要“参政”,那么,大众传播媒介就应当作为纳税人的真诚代言人,真实而又充分地反映纳税人的心声。不仅如此,既然前面所述的这一切都是应该的,那么,大众传播媒介还有一项最根本,也是最艰巨的任务——为纳税人对政府和政府的公务员行使充分的监督权。这,也就构成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最基本的观念变革,同时,这也构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介入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基本理论。当然,当今信息社会的形成引发了信息经济时代的来临。作为承载信息传播的大众媒介如何促使信息经济的形成,加强经济报道如何具体体现在经济发展的实际运作中……这些问题都不可小看。但是,就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与社会民主化进程这一政治改革问题而言,前述在观念更新作用下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深刻认识与理解也许更为专业、更为深刻。

  中国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与变迁——如果说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新体系的建立;中国财富的积累、社会阶层的分化;这二者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发展与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关联度尚须通过上述较深入的社会经济分析方能认识,那么“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由大众传媒介成功引发的中国公民价值观的巨大变革,却是颇为直接和直观的。世界范围的社会民主化进程表明,任何进入社会民主化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国际与国内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上的双重因素影响。这也就是社会民主化研究中经常涉及到的“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必须引进文化因素。”尽管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文化因素是一个很大的范畴,但是,处在这一范畴中的诸多文化因素大都与大众传播媒介在期间发生的各种作用有关。从感受现代民主文明的优越性,到现代民主意识的增强;从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到社会道德规范的理解……无一不与大众传播媒介息息相关。应当说,在中国“新时期”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开放中,尽管对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尚有不同的各种看法,许多方面的确不尽人意,但是,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在成功引发中国公民价值观的巨大变革,进而成为推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上,的确功不可没。“历史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把坚持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积极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起来。”[11]在这方面,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精神令人振奋。处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大众传播媒介,能够也应当在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担负起新的更大的责任。

  

  处在现代合力因素视野中的社会民主化进程与中国大众传播事业

  

  在民主理论的研究中,无论是传统理论体系还是现代理论体系,都十分重视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与推动。但是,在现代民主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已把上述传统合力因素的几个方面,不再作为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基本前提,而是将其作为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有利因素来看待。在现代民主理论的研究中,研究的视角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把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合力因素放在了“要有符合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时代精神,要有政治领袖们的政治良知与智慧,要有政党对民主化模式选择,要广泛地促进民众的政治参与”几个方面。这一理论,不但给我们正在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给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这一课题,展开了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在这几方面与社会民主化进程互动,已成大众传播界面对的一个新课题。

  酿就符合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时代精神——在传统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影响的研究中,已开始重视文化价值观的问题。但是,在现代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影响的研究中,已把对一般文化价值观的研究转化为对一种需要符合社会民主化进程时代精神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尽管仍关注文化价值观的问题,但是,对于人的现代化问题,已提到了一个突出的理论高度。诸如“对民主政体的感情”、“对法治社会的信念”、“对政治自由的理解”、“纳税人意识的确立”、“自主、平等意识的升华”、 “竞争意识的认同” 、“能力本位的观念”等,皆在此视野之内。在中国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不断努力下,中国人的观念正在不断地嬗变。上述这些“人的现代化”的基本理念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追求。现代化研究中关于“现代化进程启动后巨大惯性带来不可逆转”的理论似乎正在昭示:中国改革开放这一现代化进程中激发出来的社会民主化时代精神将会不断发展甚至是升华的。这些,也将进一步反映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中。无论是普罗大众对大众传播媒介的进一步依赖,还是社会贤达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关注与参与;无论是人们对大众传播媒介参与政治改革期望值的攀升,还是人们对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政治雷达行为”的高度重视……这些,都将更充分地显示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变革的互动中。例如,1998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来华访问,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媒体开放精神,让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现场直播了“两国首脑新闻发布会”和“克林顿北京大学演讲”,中国民众对此投以的热情与关注都是空前的。

  在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与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符合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时代精神还将反映在全球民主化进程的国际扩散效应上。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在反映与报道这些问题时,大都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态度。我们应当看到,“新时期”二十年来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变化,对于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所需“时代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促使民众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参与——处在现代合力因素视野中的社会民主化进程研究,也十分关注民众参与政治的必然选择,并将这一问题作为一个极为重要因素来看待。关于人民参与政治的选择问题,江泽民有些新的论述“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护人权。……要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14]在中国的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如何进一步促使民众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参与,亦将是在现代合力因素视野中的社会民主化进程研究极为重视的问题。目前,中国政府正在此方面开始了更大的努力。例如,中国政府已将基层政治发展作为一项率先推进的重要工作。特别是关于中国农村乡村民主选举的问题,已放到了相当突出的地位。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特别的关注(国际媒体也对此予以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媒体已进行了大量的较为深入的报道,而且,有些批评报道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如中央电视台1998年11月《焦点访谈》便对乡村民主选举中带有黑社会性质破坏的问题进行了曝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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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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