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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寐:文化义和团运动与现代极权主义

更新时间:2008-11-10 00:38:16
作者: 任不寐  

  

  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关于义和团运动似乎已经取得了广泛共识,他们把疯狂、愚昧、极端民族主义、暴力激进主义等判词基本恰当地放在了那些与政府互相利用反对洋人、特别是反对基督教的农民身上。然而,正是批判农民义和团运动的这些知识分子,20年之后,发起了一场目的大同小异的文化义和团运动,这就是“非基运动”。这场运动为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提供的全部思想渊源,它先使国民党1928年背叛了基督徒孙中山领导的民主理想,转为军事独裁政党,后为中国极权主义运动开辟了文化道路。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赢得了惩罚,其后在台湾,特别是在大陆,这些非基运动的主干或其继承人,当他们疯狂、愚昧、极端、暴力地赶走上帝之后,自身首先沦为恺撒任意践踏的文字奴隶。

  

  一、“非基运动”是文化义和团运动

  

  “非基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世界基督教运动联盟”大会在1922年4月4日至8日在清华大学的召开第一届大会,由穆徳(John R-Mott)主持,有32个国家的146名代表参加。会前北大、清华学生于3月19日就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揭开“非基督教运动”序幕。该宣言宣称: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因此,“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宣言最后扔出了“文革”式的“美文”或“匕首和投枪”:“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

  

  3月21日,国共两党知名文人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77人联名《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通电抗议学联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并宣称:“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同期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发表了《力斥耶教三大谬》,影响巨大。而 4月4日,共产党人李大钊、邓中夏等12人在《晨报》发表《非宗教宣言》更加激烈声援学生。4月9日,在北大举行了反宗教大会,会上宣读蔡元培的演说词,要求宗教和教育分离。非基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反教大同盟”。今天有人不无兴奋地总结说:“长达6年的非基运动,把全国青年学生和知识精英都动员起来了,他们在科学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影响下……全国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党派和团体,如共产党、国民党、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以及许多著名学者、社会名流、知识精英都参与了对基督教的批评。” 就象前面的名单所显示的那样,反对宗教的态度不是“无产阶级作家”特有的,它是整个时代的共同观点。“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青年接受西方反宗教作品,如笛卡尔、伏尔泰、孔德、达尔文的著作,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来自西方的学者则热衷于成为杜威和罗素的学生。留学英国的北大教授、科学家王星拱认为:宗教障碍科学发展,宗教有根本的缺陷。胡适相信只有科学方法才是探索和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科学万能而非上帝万能。”事实当时是进化论领导一切,因此达尔文战胜了宗教,而胡适和陈独秀联合起来有战胜了达尔文。

  

  “非基运动”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已经开始了。1920年海外“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李大钊、李石增、王光祈等成立)在巴黎的几名重要成员:李璜、曾琦等人向北京执委会建议开除有宗教信仰的成员,但遭遇到田汉等人反对而未果。1921年他们信询巴黎一些知名教会,讨教中国是否需要宗教。历史学家葛兰言、小说家巴巴塞等人答复:说宗教对原始人也许需要,但对现代人已经全然不需要了,现代人需要的只是科学,是理智的追求,而不是盲目的迷信。1921年《少年中国》杂志出了3期“宗教问题号”专刊,“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以来讨论宗教的第一次热潮。” 在这里“坚定的无神论者”恽代英的作用像李大钊一样不可忽视,这位作者先后发表了《新无神论》(1915)、《怀疑论》(1915)、《论信仰》(1917年)、《我的宗教观》(1921年)、《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1926)等“檄文”,在这些文章中他断定:“今日已为宗教之末日矣”,“宗教已成为过去之物”。他特别激烈批判了教会在华教育:“多一个基督教徒,便是多一个洋奴。”因此,“一切对于中国人的教育,都不容任听外国人自由办理。”

  

  非基运动得到广泛支持不仅归功于于进化论迷信,也得益于民族主义思潮对心灵的占有。进化论和民族主义提供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正义——前者提供了科学合法性,后者提供了政治合法性。正因为如此,非基运动是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联合在一起的。1921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长范源濂反对教会学校强迫学生做礼拜和读《圣经》,因此,非基运动“政府成为最早的推动人”。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中,蔡元培和胡适都提出了“宗教和教育分离”的目标。1923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重要领导人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发表《教会教育问题》的文章,最早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1924年4月22日广州“圣三一事件”使运动从知识界变成民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创办的《中国青年》和国民党在广州创办的《民国日报》及副刊《觉悟》连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文章支持学生。同年8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关闭所有外国在中国的学校,由中国政府控制全部国民教育。12月25日,广州学生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集会,听取了国民党元老校长邹鲁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廖仲凯的演讲,两人尖锐抨击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和教会学校对中国的危害。同时在长沙、上海和四川等地出现反对教会学校的风潮。1925年发生了“五卅运动”和“圣约翰大学事件”,使“收回教育权运动”进一步扩大化和激进化。当时广州政府和北京政府都支持“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北伐战争期间,运动继续高涨,几乎所有的南方教会大学都出现了罢课和抗议活动,相当部分教会学校暂时停办,大批外籍教员撤离中国。1927年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为了稳定局势,强化了对教会学校的管理,如减少宗教类课程、教会学校要向中国政府备案、增加中国人在教会学校教职员中的比例等。

  

  有人总结说:“收回教育权运动是中国人民和政府反对外国教会对中国教育主权侵夺的一场带有民族意识觉醒性质的正义运动,其发起人和领导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文化上的代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以及广大工农群众也积极支持了这场运动。”这一总结从事实判断上大体是不错的。但我们也可以对这一事实做这样的阐述:当时而几乎所有的知名人士都支持这一运动,惟恐追之不及,向来文人相轻、党争惨烈的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上,终于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大团结。这是一个奇迹。不过这个奇迹表面上是通过向强大的帝国主义咆哮来完成的,而实际上是通过向软弱无力的在华教会扔石头来实现的。这一壮举事实上也是知识分子发扬了“站在大多数人一边”这一实用主义传统的结果。不过这一奇迹并不彻底,就在几乎所有的知识精英丧失独立性的非基大潮中,就在基督教知识分子也被迫发动“自立运动”和“本色化”运动以驯服于多数暴政的时候,北京大学周作人、钱玄同等五位教授发表了《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他们坚持信仰自由原则反对非基运动。这五位知识分子捍卫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荣誉,尽管他们的态度因恐惧是有调和倾向的。

  

  陈独秀在“非基运动”中态度变化特别具有代表性,它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求真”和“求善”两大问题上的尴尬处境,也说明了在战争状态中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所能达到的高度。陈独秀1920年发表了《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它应该为这位学者赢得更多尊重——“凡是社会上有许多人相信的事体,必有他重大的理由,在社会上也必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基督教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应该研究的重大问题,我盼望我们青年不要随着不懂事的老辈闭起眼睛瞎说。……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我们一天不学尼采反对人类相爱,便一天不能说基督教已经从根本上败坏了。基督教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我们“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支配中国人心底的最高文化,是唐虞三代以来的伦理的道义。支配西洋人心底的最高文化,是希腊以来美的情感和基督教信与爱的情感。这两种文化的源泉相同的地方,都是超物质的精神冲动。……中国底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这正是中国人堕落底根由。……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替代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尽管陈把美育和宗教混同在一起表示重视,但他关于宗教的看法是难得可贵的。他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更引人瞩目的是,他对包括庚子教难在内的非基运动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这些事件)“平心而论,实在是中国人底错处多,外国人底错处不过一两样。他们这一两样错处,差不多已经改去了……我们中国人回顾以前的历史,实在是惭愧。我盼望尊圣卫道的先生们总得平心研究,不要一味横蛮!”(《基督教与中国人》)。当然,陈独秀不是唯一对近代教案说公道的话的人,另有人在评价1870年天津教案是说:“那次教案之起因完全是由于我国之迷信过深,我国人始终未能明了教会中人对中国所作出的贡献,以致一般民众都会相信教会中人领去收养的孩子其实都是骗了去挖眼珠以供药用和宗教礼节之用的诬陷之词。这种胡说甚至远传至广州。这种谣言在天津越传越广,以致中国人民大为愤怒,顿时集成暴众焚毁和捣毁了许多所教堂、医院和孤儿院,并杀害了好几个女教士。”(容尚谦:《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之历史》,1939年)事实上陈不仅为自己挽回了荣誉,也为民族挽回了荣誉。但遗憾的是,随着20年代非基运动愈演愈烈,他开始转变同情宗教的立场。1922年他”开始用唯物史观解释宗教起因”,但仍较为平和。他的疑惑是属于神正论方面的疑惑:“一切世界人类,都是上帝造的,那上帝为什么又要造许多有罪的人。既要使世界和平,却又养育了许多乱世的元素,这又何苦呢!”(《宗教问题》)那时他还主张宗教讨论学术化,反对用群众运动“扫荡”宗教,只是从政治立场出发主张收回“教育权”。但正如我们看到的,他最后开始接近李大钊等激进派的思想,并站到了“非基运动”的前沿。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精神悲剧。

  

  在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联合反对基督教的同时,宗教界似乎更多地反对前者,要求尊重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和家庭生活,同时反对民族主义,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却没有被胡适一派所注意的现象。早在1919年11月31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谕,宣布民族主义是天主教教育信仰传播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当时传教士普遍认为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大敌。有传教士说《但以理书》中巨人的半铁半泥脚就是工农联盟,将来要被砸碎;《启示录》中的蝗虫和红马就是轰炸机和共产党,地上三分之一的人要被它杀戮。更重要的是,是教会最清醒地看到了政治取代宗教所造成的人类危机,并预言了乌托邦运动的灾难性前景。美国传教士龚斯德在《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一书中说:“要胜过共产主义,唯一的方法,乃是基督教的天国,先入为主。”“中国的前途,是建筑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呢,还是建筑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在中国,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竞争,其影响所及,约占人类的四分之一。……我们必须要天国主义去对抗共产主义,超过他们的主义。”也许正因为这一认识,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1946年7月任驻华大使。1948年全国协进会发表《致全国信徒书》,称“教会不愿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 基督教“承认每个人有绝对的价值,教会应当对剥夺人自由的政治行动提出抗议,对牺牲个人以维护阶级利益的任何残暴提出反抗。”,这里,教会几乎说出了“当代自由主义”的全部经典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内战爆发之后,美国加紧了在华传教的努力,如1948——1949年美国增派大量传教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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