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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华苓:我的作家朋友

更新时间:2008-11-07 17:58:52
作者: 聂华苓  

  

  寻找艾青

  1978年,第一次回乡,丈夫Paul和两个女儿薇薇、蓝蓝同行。到了北京,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寻找艾青。70年代,我在美国读过可能找到的艾青的诗,也译过他的一些诗,知道他1959年下放到新疆。现在,他在哪儿?

  我到北京之前,就有个预感:艾青在北京。因为他1938年写的诗里有一行:“而我──这来自南方的旅客,却爱这悲哀的北国啊。”

  到了北京,我一有机会,就说要见艾青。我们巧遇另一诗人蔡其矫。我在70年代初读过其矫的诗,并选了几首译成英文。他和艾青的诗都收集在我编译的英文版“百花齐放文学”中,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我对蔡其矫说:我非常想见艾青。他点点头,没有说话。

  一天,电话响了!只听见“我是艾青。”哦!你真是艾青吗?我马上和他约好:6月16日下午4点以后,我们全家去看他。我也约了蔡其矫一同去艾青家。

  汽车在狭窄的胡同口停下。在日暮夕阳的小胡同里,远远看见一个人站在胡同那一头,向我们这头盯着看。那就是艾青!

  “怎么现在才来?”这是艾青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他和高瑛住在小院一间小屋子里,一张双层床和一张单人床占了一半屋子,上层床堆满了书。两张小桌子占了另一半,桌上摆满了招待我们的点心。两面墙上挂着齐白石的菊花,程十发的少数民族画,还有一张周恩来像,斜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搭在椅臂上,微笑望着远方。

  这张齐白石的画是真的吗?我问艾青。“我这儿的东西全是真的。”好一个回答!我说。Paul说:艾青,今天我们一家人见到你,实在高兴!我读过你许多诗,华苓翻译的。非常佩服。我没想到会见到你。“我相信我们迟早会见到的。”艾青说。

  你们住在这儿多久了?我问。“三年了。我们在新疆差不多二十年,1959年去新疆。这屋子是一位年轻的写作朋友借给我们住的。”

  这时,有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走到房门口,艾青走过去打招呼。他们仿佛是从远方来的,大概是爱诗的人吧,看见我们在那儿,只好走了。有很多人来看你吗?我问。“很多。有很多年轻人。还有很多编辑来要他的诗。”高瑛说。选以前的诗吗?艾青说:“我刚有一首诗《红旗》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是我二十年来发表的第一首诗,我收到许多读者的信,高瑛都感动得哭了。”高瑛笑笑:“信上说:‘艾青,我们等了你二十年了,找了你二十年了,我们去旧书店找你的诗,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坐在双层床上照了几张相。人在下层床一坐,艾青就用手顶着上层床,不断地说:“小心!小心!床要垮了,地震震坏的,小心!小心!”上层床堆的书摇摇欲坠。

  照完相后,我提议去北海仿膳吃晚饭。我们第一次坐北京的公共汽车,都很兴奋。太阳快落下去了。北海的游人也少了。湖上漂浮着一大片荷叶的绿,映着塔尖的白,湖畔的柳条一路飘过去。真美!真美!尤其是和你们几位在这儿。我对艾青说。

  对面走来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大概是父女一同来逛北海吧。艾青突然站住了,那人也停住了,两人突然走近热烈握手。“我的老同学。多少年不见了。”艾青告诉我们。

  我们继续沿着湖走,走向漪澜堂。湖畔的柳条仍然在微风中飘逸撩人。燕子来回穿梭其间细声地叫。蔡其矫不多讲话,总是微笑着:“中国古典诗里常提到燕子。这些燕子在漪澜堂做窝,每年去了又回来,回到它们的老窝。”“艾青,美极了!你应该写首诗。”高瑛说。我说:艾青,你好像还没写过关于燕子的诗,你写过耙地的马,浇地的驴子,为割麦插禾叫唤的布谷鸟。“很对。”

   Paul说:我们离开爱荷华的时候,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天。两天以后我们就要回去了。见到你们,艾青,是我们中国之行的高潮。今天和你们在北海散步,这是我们到中国来最动人的场面。“我相信我们迟早会见到的。你们可以多留几天吗?”艾青问。不行。有许多事,我们必须回去。但我们会再来的。Paul望着落日下的白塔说:我来中国之前,并没打算再来。现在,我真希望再回来,很快地再回来。“你们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许已经搬家了,我来做几样好菜请你们。”高瑛说。好!Paul说:我们会来的。我会怀念北京,人,非常精彩的人,叫人兴奋,叫人感动!

  我们一同吃了饭,又一同坐公共汽车到华侨大厦,在我们的房间里继续谈下去。艾青你是南方人吗?Paul问。“嗯,浙江金华。”

  你在北方的时候多,这会影响你的诗吗?“当然。”他的诗多半是和北方的土地、河流、原野、人民有关的。他的诗就有北方的雄浑。我说。

  在巴黎三年。你受了象征主义诗的影响吗?Paul问。“有个时期。但我相信人民,为人民写诗。欧美现在的诗是怎么样的?”

  欧美的现代诗可以说是物象的诗,由具体物象而提示意义。蓝波创始了西方现代诗,他的《醉醺醺的船》就是个好例子。“Le Beteau Ivre。”艾青用法文说出了那首诗的题目:“我是相信人民的。王震看过我的诗《西湖》。他说:明朝有人写西湖,清朝也有人写西湖。你这首《西湖》有什么不同?西湖只有和人民发生关系,才是不同的。”

  你写叙事诗吗?“写。比如,黑鳗,藏枪记,就是叙事诗。我试验用民歌的风格来写叙事诗。”希望你有一天到爱荷华去。Paul说。艾青笑笑:“我在1954年去过智利,是聂鲁达请我去的,庆祝他的生日。我经过莫斯科、维也纳、日内瓦去智利。他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作家,实际上,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我写的《在智利的海岬上》,就是聂鲁达住的地方。对了,我希望要一张你们全家的照片。”

  我们用快照相机照了张照片,送给他和高瑛,也要为他们夫妇照一张。他们俩并排坐着,端端正正。Paul大笑:别那么严肃呀!高瑛说:“艾青变得这么严肃了。他以前有说有笑,蛮风趣的。”

  明天是我们在北京最后一天,可不可以再见见你们?我说。“什么时候?”高瑛问。明天4点,好吗?“好,明天4点。对对你的表。”艾青笑着指指我的表。“艾青是有名的等人的人。他总是早到,等别人。”高瑛说。我笑着对艾青说:我不是说过吗?我们要在4点以后才能到。“我不是说过吗?你们要早来,越早越好!”

  1980年秋天,艾青到了爱荷华。

  

  母女同在爱荷华——茹志鹃和王安忆

  1983年的爱荷华,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秋天。在那之前,我读到茹志鹃的几篇小说,最欣赏的一篇是《剪辑错了的故事》,在70年代的中国文坛,那篇小说在创作手法上,是一个大突破。由于作者巧妙的技巧,小说所表现的人物是多面的,所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所提示的社会问题是客观的。整篇小说充满了温柔敦厚的讽刺和诙谐。《剪辑错了的故事》由一场一场的“景”,共七个“景”而组成。每一“景”是个特写,集中在一个主题上,几乎可以自成一体,成为一篇小小说。七个“景”又互相交错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细致的结构,有节奏的文字,甚至每一景的小标题,也新颖而有含义,例如“拍大腿唱小调,但总有点寂寞”。小说的意义不仅隐含在故事中,也隐含在人物刻画中,甚至在小标题中。

  1983年,吴祖光和茹志鹃母女应邀来爱荷华。王安忆那年二十几岁,已出版小说集,1982年并以《本次列车终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时她的短篇小说就已锋芒毕露,例如《回旋曲》。小说用非常简洁的对话,揭示了一个社会现象。《回旋曲》分三节,每一节有不同的旋律。每一节提示一个问题。三节提示了三个问题:恋爱期间的问题,结婚期间的问题,结婚以后夫妻分居的问题。第一节一对恋人的旋律如月光小夜曲般优美;第二节的旋律迫切急促,新婚夫妇要找一个旅馆度蜜月;第三节婚后分居两地,怨而不哀,平淡透着无奈。整篇小说充满反讽。

  在那之后,王安忆不断发表作品,不断出版长篇、短篇小说的书。扎着两条小辫从上海弄堂走出来的小女子,多年之后,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重镇。《长恨歌》可说炉火纯青了。王安忆在上海小市民的命运中,看到“人”的处境。小说是一幅大型工笔画,既细且大。王安忆以一个大时代的变动为背景,用周密的细节结构出一幅大型画面,细致入微地描绘其中一个个小人物,整幅画隐寓着生命的无奈。

  但在1983年,二十几岁的王安忆还得随母同行。那年台湾作家陈映真在我们多次努力以后,也来到爱荷华,碰到来自祖国的茹志鹃、吴祖光、王安忆,还有香港的潘耀明,他笑得很开心。

  陈映真对王安忆是老大哥的关怀、探究、欣赏——她是年轻一代的希望。王安忆对他是女孩对兄长的信赖和仰望,但有时也一针见血点出他的迷信。王安忆是探索者的质问,透着年轻人的叛逆。不过,她对吴祖光那一声“伯伯”叫得还是很亲切的。

  茹志鹃和王安忆母女在思想和对现实的看法,正如她们的创作,都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时代。王安忆对母亲常持反对态度。母亲对她永远微笑着。我在她们之中,可有戏看了。

  王安忆扎着两条小辫,羞涩透着好奇,闪亮的眼睛可是不停地搜寻。我特别安排一位读文学博士的助教Anna带她参加许多活动。她们成了朋友。安忆目不暇接,总是很兴奋的。她是历年在爱荷华活动最多的中国作家,和美国年轻人的接触也最多。她活动之余,才来参与中国作家的聚会。但她比他们洒脱,她摆脱牵牵绊绊的事,独立在那一刻去看外面的世界。

  茹志鹃和我同年,但生活经历完全不同。彼此好奇。我们常常谈到不同的过去。“你那时在哪儿?”“你那时在干什么?”彼此常有这样的问话。她们有时从山下的五月花走上山到我家。王安忆参加活动去了,她对我们这些人的谈话没兴趣。

  茹志鹃问到我过去的生活。我谈到1936年正月初三父亲的死,“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哪儿?”茹志鹃说。“我姑母要把我送到尼姑庵去当尼姑!”可是你竟当了解放军!你和王啸平在哪儿认识的?“在解放军里呀!他是导演,我在文工团。我们渡江以后,在南京结婚的。”茹志鹃从小是孤儿,住在孤儿院。1943年十八岁,跟着哥哥到苏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分配到部队文工团工作。王安忆的父亲是新加坡华侨,1942年抗战时回国,参加解放军。

   茹志鹃对我说:安忆下放农村时候,十六岁。我和她每星期通两次信,她在信里形容她那儿的生活,那时候我就发现她可以写。譬如,她描写她住的农家:燕子来做窝,就是吉祥之兆,燕子不来做窝,就是不吉祥。她在一封信里告诉我:“好了,燕子来做窝了。”

  我对王安忆很好奇,有一天问她:你现在刚到美国,是什么感觉?她说:“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的富裕,没有物质,谈什么精神文明?但是,物质太丰富了,也带来很多问题……来美国对我冲击很大,但我是要回去的。我觉得有许多东西要写。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很幸运!”

  她们在爱荷华三个月,然后在美国旅行一个时期。安忆回上海后给我来信:“华苓阿姨:……这次去美国,对于我的创作,对于我的人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世界很大,而我们活动空间和时间都那么有限。说真的,我实在从心里感激您和安格尔伯伯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您为我安排的内容最多。还有蓝蓝,她对我最大的帮助,是帮助我这么贴近地去认识了现代舞,这使我对现代艺术、现代生活有了了解。这些时,我开始去写东西了。真糟糕,写得不顺心。最近我对自己颇不满意,已经将近两万字的一个中篇中途放弃了。心里也十分烦恼。这也是没有心情写信的一个原因。我感觉到自己的创作面临一个危机。但愿能安然度过。……听说爱荷华的春天美极了,花一下子开了。这真是个美丽的地方……”

  1984年4月8日安忆又来信说:“华苓阿姨:……自从我从深圳回来之后,不晓得怎么一来,开了窍。那些混乱的思想——由于受了极大的冲击而混乱的思想,似乎一下子条理清晰起来,并且平静下来,就开了路,让我能够坐下来写东西了。上半年写的两个中篇已经发表。这是从美国回来之后头两篇小说。反映很大。都说我有了极大的变化,我自己也这么觉着。下半年开始至今,我已经写了两个短篇,两个中篇。第三个中篇已经在写第二稿了。这些东西,凡看过的人都觉着,变化和进步很大,认为是我新的里程碑。我很兴奋地等待着它们被发表以后将得到的反映。我有时会默下神来想想这一年的情况,我想大概是这样的。到美国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机会,我是拉开距离来看中国的生活,当我刚来得及看到的时候,只看到一片陌生的情景。距离使往日熟悉的生活变陌生了,而我又不能适应这个眼光,于是便困惑起来。后来,慢慢的,适应了。再度看清了。在距离之外将陌生的又重新熟悉起来。于是,又能写了……”

  

  乡下人沈从文

  1980年4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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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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