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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华苓:我的作家朋友

更新时间:2008-11-07 17:58:52
作者: 聂华苓  

  我和Paul到北京,在中国作家的晚宴上,突然回到年轻时光。我和Paul一走进大厅,卞之琳,冯至,沈从文就在眼前。我恍惚了一下子,只见一张发光的脸,微笑望着我们。

  我立刻知道那是谁,跑过去,不断叫着:沈先生,沈先生,没想到,没想到!他握着我的手,仍然微笑着。我转身拉来和人寒暄的Paul:你猜这是谁?Paul两眼盯着他。就是那个在衙门口辕门上、云梯上看到许多人头、一串串耳朵的小男孩!我说。

  沈从文!沈从文!Paul惊喜大叫。他双手捧着沈先生的手说:我在华苓的《沈从文评传》里,读到你小时候去辕门上看杀头的情景。我告诉沈先生。他仍然淡淡笑着。

  那天,我举杯畅饮,一连干了几杯酒。Paul吃惊地望着我,对在座的人说:华苓从没这样子喝酒。两桌人酒酣耳热,谈笑风生,好像各自都有可庆祝的事。只有沈先生没说话,也没吃什么,只是微笑着坐在那儿。他的脸特别亮。

  沈先生,怎么不吃呢?我正好坐在他旁边,为他拣了一块北京烤鸭。“我只吃面条,吃很多糖。”为什么呢?吃糖不好呀。“我以前爱上一个糖坊姑娘,没成,从此就爱吃糖。”满桌大笑。Paul听了我的翻译,大笑说:这就是沈从文!

  我说:小说家又编故事了。沈先生,海外许多人喜欢你的作品。我在台湾有你的《湘行散记》,一位好朋友忍痛割爱送给我,封面很可爱,有个小虎花园,还有几笔小孩画的树木、小屋……“小虎是我儿子。”他开心地笑了。

  那本书传来传去,书页都散了,有的一碰就碎了,我放在卷宗夹子里。离开台湾,我只带了那本书。“我的书都落伍了。”落伍了?沈先生没有反应。

  沈从文的小说,是我60年代从台湾到美国以后才一篇篇细读的。50年代在台湾,朋友之间私自流传《湘行散记》和《从文自传》,再也找不到沈从文的书了。

  1964年,我到美国以后,遍寻沈从文的书。斜靠床头,读乡下人的小说,嗑五香瓜子,瓜子壳撒了一地,又回到故乡的土地上了。沈从文在《习题》一文写道:“我实在是个乡下人。才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沈从文说过,他能够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这大概不是夸大的话。他的作品有四十多本,题材广博,包括各种各类的人物:小科员,大学教授,年轻学生,潦倒文人,军阀,官僚,政客,土豪,姨太太,妓女,军官,老板,猎人,走私犯,刽子手,土匪,大兵,小商人,农夫,船夫,工人……上中下九流人物都出现在他作品里。他写得最好的还是乡下人,土地上和水上的人。

  沈从文的文字似乎是平铺直叙,但那是经过艺术家选择安排之后,和具体意象组织而成的文字──诗的文字,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叫人五官一起用来欣赏它。沈从文说“文字在一种组织上才会有光有色”。他把自己的文章叫作“情绪的体操”。又说:“一个习惯于情绪体操的作者,服侍文字必觉得比服侍女人还容易。”

  沈从文是相信自然生命力的。他小说里的人物多半是那种和自然相融合的人。元气淋漓、生机活泼的自然,和文明、理念都没有关系的自然。“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生命之理”──那就是维持中国人在战争、杀戮、死亡中活下去的自然生命力。中国人是顺应自然的民族。中国人的性格中有山明水秀的平和,也有狂风暴雨的野性。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就是那样的。那些乡下人的爱、憎、欲望、死亡、青春、残暴,全是文明人所不认识的自然。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切规范和他们没有关系。因此,他们在文明人眼中是荒谬的。乡下人认命,安于命,安于死亡。他们没有未来,没有希望,没有幻觉,决不退却。他们都要活下去,因为活着是很好的。

  1980年4月,我和Paul在北京见到沈从文先生后,又去了十几个地方。两个月以后回到北京。在我们离京返美之前,一定要去看看沈先生夫妇。

  沈先生作品里写到“黑里俏”,也许当年的张兆和是个黑里俏的美人。眼前的张兆和仍然俏丽,俏中透着沧桑。4月见面时,沈先生脸色红润。这次见面,他两腿已患风湿,行动不便。仅仅两个月,沈先生就衰老一些了。

  沈先生在社会科学院新宿舍的家有两间房,室内陈设简单,一张镶嵌波斯人玩球的古雅木柜,也就特别显眼。那才是写出《静》那样精致小说的沈从文所欣赏的艺术品,我盯着那柜子如此想。

  我转头看靠墙的书架,上面摆着一些书。我告诉沈先生,60年代美国传文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世界文学家评传的丛书,约我写沈从文评传,我到处找他的书。跑遍了美国几所大学的图书馆,在香港布满灰尘的旧书店挖掘,才收集了他部分作品。

  “没有什么值得写的。”沈先生说。您是我最佩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沈先生谦虚地笑笑。您不写了,是中国文学一大损失。“我的小说过时了。现在研究古代丝绸,不是写作的心情了,也写不出来了。”

  沈先生夫妇带我们走进内室。到处堆着资料。他俩捧出一叠厚厚的本子,上面全是古代服饰,丝绸锦绣纹样。一片片精美厚朴的锦绣,明暗交织着细致的色彩,就和沈先生一篇篇小说一样。那是他在漫长艰苦的日子里,用另一种方式而凝炼的艺术匠心,是否用笔写出,也就无所谓了。

  我和Paul惊叹得说不出话了。沈先生微笑着,笑得那么自然,那么恬适,无挂,无虑,无求。那微笑透着摸不透的禅机。

  我们离去时,沈先生夫妇送到楼梯口。我说:下次来北京,再来看你们。

  四年以后,1984年6月,我一人到北京。沈先生在头一年已中风了。本不敢去扰他,但是,不去看他就来不及了。老一代逐渐凋零了。

  我终于决定去看沈先生。他还可以站起来,但不便行走。当天下午他还得去医院检查。我没久留,也没多说话,只是要沈先生知道,天涯海角有那么一个人,在为人和写作上,沈从文是她仰望的天空。离去时,沈先生坚持拄杖送我,未必他知道那就是最后一面了?一个中年男子扶着他,送我到楼梯口。那就是我捧着读的《湘行散记》的封面上小虎花园的小虎。

  

  “秋郎”梁实秋

  我真正认识梁实秋先生,正是我一生最黯淡的时候。在那期间,梁先生常邀我同林海音、孟瑶去他家。那是我那段幽暗生活中的一扇天窗。

  梁先生家一片春风,甚至他家帮佣的小姑娘名字也有“春”意:春绸。那是我听到的最好听的名字之一。梁先生和我们三人正好凑一桌麻将,只打四圈。梁先生夫妇都是美食家。我们去他们家之前,就知道那天梁师母将给我们吃什么:饺子呀,薄饼呀,炸酱面呀,全是梁先生喜欢吃的。他那时已有糖尿病,只有望食兴叹,浅尝即止。我们可乐了,不但吃得好,还可听梁先生讲笑话,还可看梁先生故作馋相扮小丑——他是很好的演员,妙语如珠,嘲弄透着睿智。他用笑话解馋,我们笑,他高兴,逗我们笑得喷菜,笑得流泪,笑得告饶。海音和我都爱笑,孟瑶也笑。麻将桌上,饭桌上,梁先生的妙语,我们的笑声,巡徊不已。

  吃喝谈笑之中,偶尔也谈文坛旧事。我们问到徐志摩、陆小曼、冰心、老舍、沈从文……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们,那时他们都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们对那些作家本人,比任何文坛事件更有兴趣。

  我们会问:冰心是不是叫你“秋郎”?来不及等他回答,我们紧接着问:“冰心是什么样儿?”梁先生笑笑:“长得不错,”他没多说。从他那一笑之中,我就可以想象冰心年轻时清丽的模样。梁先生那时还没从师范大学退休。他不喜酬酢,很少外出,也很少有客人,对外界的事也不问不闻,似乎很怕惹火烧身。他是怀乡的。

  60年代在台湾时,我和海音、孟瑶似乎为他们夫妇俩的生活添了点儿乐趣。我觉得梁先生很寂寞。他有心和现实保持距离,保持沉默的自由。我在他家可以畅怀大笑,也只有在梁先生家,我才会那样子笑。

  1964年,我从台湾来美国之前,去看梁先生。“你没有路费吧?”梁先生在谈话中突然问我这么一句话。您怎么知道?“我知道。你需要多少?”我到美国的路费,就是梁先生借给我的。到美国后申请到一笔研究金,才还给了在西雅图的梁先生的女儿文蔷。

  我和梁先生通信多年,信虽不多,但一纸短笺,寥寥数语,却给我无限鼓励和温暖。我也对至情至性的梁先生多了点认识。

  1972年,我和Paul去西雅图,正值梁先生和梁师母在文蔷那儿。八年不见,相见特欢。梁先生和Paul一见如故。我隐约感觉到梁先生两老都有些异国飘零的心情。他们非常钟爱女儿,也非常享受儿孙的绕膝之乐,但他们似乎不知如何安顿自己。他们说,女儿女婿太忙,忙得他们心疼,要帮忙吧,又插不进手,而且,女儿女婿也不要两老动手。父母的慈爱,儿女的孝心,在美国全无法表达,宛如交响乐中的钢琴、小提琴,各自美则美矣,却无法合奏起来。

  从那次见面以后,就没再见到梁先生、梁师母了。我们仍然书简往来,就是我到国外去,也告诉梁先生一声。1974年春,我和Paul在亚洲七八个国家旅行了两个多月,也到了台湾,梁先生梁师母却仍在西雅图。6月回到爱荷华,就看到梁先生的英文信。那是他写给我的唯一一封英文信,为的是要Paul也立刻看到,不必经我翻译。他迫不及待地要我们知道他丧妻的悲痛——梁师母在去超级市场途中遭铁梯击倒去世了,那天是4月30日。梁先生的信是5月4日写的,正是为梁师母悼祭的日子。

  读着梁先生的信,我可以看到在心中哭泣、挣扎活下去的梁先生。我非常担心他如何打发以后的日子,因为我知道他如何依赖梁师母。《槐园梦忆》就是他对妻子深情的回忆。

  1975年初,我又收到梁先生从西雅图来的信,告诉我他回台湾认识了韩菁清,并已结不解之缘。“我的友好几乎都持反对或怀疑我的态度……”我将信译给Paul听。我俩立刻各自给梁先生写了信,告诉他我们十分高兴他又找到幸福,不必为外间闲言闲语所扰。我们也告诉他,年龄的差别不是幸福的障碍,甚至文化的区别也不是,重要的是彼此尊重、体谅、宽容和忠诚。我和Paul就是非常和谐的婚姻。

  梁先生立刻又来了信,又是迫不及待,表示“感激涕零”。梁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位给人支持、给人保证、给人信心、大仁大智的人,没料到他在爱情面前也会如此脆弱。就因为这点儿“脆弱”,梁先生才更可爱、可亲!

  梁先生早在70年代初就一再提到,我应该回大陆看看。直到1978年才成行。三十年以后再回故乡,心情激动,回到爱荷华,在百忙中,一口气写出了《爱荷华札记──三十年后》。在北京见到的第一位作家,就是当年我们在梁先生牌桌上问到的冰心。也见到了曹禺和夏衍。

  1988年,我终于又回到台湾。但是梁先生已在1987年11月3日去世了。

  

  《三生影像》 聂华苓 著 三联书店

  

  聂华苓,1925年出生于大陆,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抵台湾定居并从事创作,著有《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三生三世》等23部作品。1964年离开台湾,应聘至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并与她的丈夫安格尔一起创建了“国际写作计划”,让世界各地的作家实现了面对面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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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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