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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宗海:想起了司马迁写回信

更新时间:2008-11-04 11:14:03
作者: 何宗海  

  

  中秋节的夜,古往今来都是有些诗情画意的。人间仍旧沉浸在奥林匹克运动的欢喜与庆贺的喧闹声中;四周传统的爆竹轰鸣过后,偶尔有几声狗的吠叫,便渐渐地静了下来。和远近的亲朋好友很久不用书信的方式联系了,逢年过节打个电话,发发短信,这些例行的现代私事全都打理过后,依然有“欲语还休”的感觉。

  我想说什么?向谁诉说?

  前些日子寄出去了几封有关教育和教育改革话题的信件,至今一封回信也没收到,哪怕是回一个电话。唉,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个社会中的有些人,麻木到了漠视人间真情的存在,绝情到了忘我的绝情。《礼记》上说:“往而不来,非礼也”。士人是讲究礼节讲究交情的,越是身居庙堂高位,越应注重这些。于是,想起了历史上的一个人和他的一封回信。

  

  一

  

  公元前一世纪,中国社会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安定,大一统的封建帝制由沛郡丰邑的刘氏子孙定夺乾坤,家天下经过几代传承统治之后,皇权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与之进行理性抗争的是历代士人阶层不屈的灵魂,基本上是以其命途多舛或惨遭厄运而告终。但思想之火总像是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提起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的那场驱逐匈奴的征战,便又触及到了史学界的是非伤痛。那年李陵将军率部在塞外战败被俘,其实也不碍中书令司马迁什么事,他“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彼此在私人关系上,只不过是萍水相逢、点头之交的同事而已。汉武帝问及中书令对李凌事件的态度时,完全可以人云亦云地搪塞几句过关拉倒,可这老先生作为朝廷的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凭着举贤荐能的慧眼和职业的本能,便说了些公道话:观察李陵的为人,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奉事父母讲孝道,同朋友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很廉洁,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恭敬谦卑自甘人下,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急难。历来注重人品,有国士的风度。做人臣的,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司马迁多么希望李凌有一日能率领部队杀出大漠,班师回府,也好对朝廷有个交代。没想到事与愿违,李凌和他的队伍没有了音讯,后来传说是投降了匈奴。这个表态,在今天看来只是失言之过,最多给个行政处分什么的。但却触怒了龙颜,被下了大狱,处以宫刑,受尽了侮辱。

  故事便由此发生了。8年之后的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一说“延和二年”),汉朝皇宫发生了戾太子事件,刘彻大义灭亲除掉了自己的长子,继续着他的皇位。担任京城禁卫军北军司令的任安,在这场父子相残的政变中按兵不动,被以其“坐观成败”、“有不忠之心”问罪,将在冬日里行刑腰斩。这之前,任安曾数次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能“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多为国家推荐贤良人才。司马迁则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补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独自郁闷而不能向人诉说,一直没有给他回信。在任安即将临刑前,想到文武之士的交情,想到自己一生的遭际,想到独裁专制的草菅人命,想到这位老弟兄不久将命丧黄泉而不得相见,想到还欠他一回交往,司马迁便置己生死于度外,酣畅淋漓地写了这封回信——《报任安书》[1]。

  也就在这一年,司马迁完成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巨著《史记》(初称《太史公书》)。

  据历代考证,自司马迁写了这封信之后,再也没有他的文章字迹留于后世,他本人便在历史上失踪了。他去了哪儿呢?有史学家分析,认为这封“谤书”犯上作乱,司马迁被汉武帝下令处死了。还有人说,写完这封回信,司马迁认为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使命,便自杀了。也有人说,他带着他的《太史公书》出家了,在深山古庙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这些仅仅是猜测。不管怎么个死法,他的死都是重于泰山的。

  那年携家眷拜谒太史公故里,沿着当年秀才们走过的崎岖的司马坡缓步拾级,太史公祠就坐落在高耸的龙亭原上。门脸上镌刻的“高山仰止”四个大字,那是永久矗立在读书人心中的一块象征着中华三千年历史的丰碑。进得正殿,一幅楹联凭柱屹立在眼前:“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凌霄汉;幽而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细雨中伫立许久。从未有过的对历史文化和人的敬畏之情在胸中涌动,是那样的超然,那样的神往……叩问地下人:相及可晚乎?

  祠堂深处尽管有墓冢,但用韩城当地人的话来说,只是一种念想。是想,“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一个怕辱没先人连给父母扫墓之孝都免敬了的人,还会有脸面回来见河西父老?从信中看,虽“蚤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但“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表明他有“妻子”。古时候的“妻”和“子”是两层含义,即今天的妻子和儿女。史料记载,司马迁至少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看来没有过多受到其父的株连,后来嫁给了杨敞。杨敞在汉昭帝时代做过丞相。其子杨恽轻财好义、居官清廉,相传《史记》就是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公诸于世的。后因杨恽在与朋友交往中写了《报孙会宗书》,受朋友牵连,被汉宣帝腰斩了。司马迁留没留下儿孙一直是个历史悬念,但司马迁有父母,父母还有兄弟姊妹及同宗同族的父老乡亲是不可置疑的。至于徐村的冯、同人家姓氏的由来,大抵是跟当时的罪诛九族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规避政治迫害,而由整个家族集体采取的自救措施。

  雾霭中,确有三三两两的后生上殿敬香磕头,表纸的落款不是“同”姓,便是“冯”姓,看样子确实是司马氏家族的后人了。便有感而发地写下了这样的诗文:

  

  投耕跃龙门,

  含恨望河津。

  相去两千载,

  何须埋名姓?

  黄山有黄土,

  徐村无徐人。

  负重九泉里,

  法王在行宫![2]

  ——公元二00三年中秋时节 祭拜太史公祠

  

  当时我在想,司马迁之死及其家族的改姓,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千古奇冤。至今,是非似乎未定。正义是需要清白的,《史记》也需要清白。哪年哪月哪日,应以国家的名义为太史公的后代恢复祖姓,一雪两千年耻辱,也为中国文史拨乱反正,“死日然后是非乃定”。这是一件值得国家去做的事情,毕竟两千一百年了。当然,最好由司马家族的后人向国家提出申请。

  

  二

  

  人为什么要活着?对于大多数死去的、活着的和即将活着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生命是一个无意识、无理由的物种进化延续过程;是一个流着血、长着肉的躯体行走(包括飞行)在天下地上的客观事实。就像深山里活着的猿猴,大海里活着的鱼虾,或大象,或蝼蚁。禅意以为“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既是原因,又是结果;既是起点,又是终极;既是过程,又是目的。

  然而,通过这封《报任安书》,我们缅怀司马迁负重求全的坎坷经历,感悟到了人活着的超乎自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在这封回信里,司马迁向友人、向自己、也向后人阐释了人为什么要活着和怎样活着的道理:人生就是一条原则。一切为了理想和理想的实现。活着是一种境界,一种结果,或许是为了一本书、一句话、一口气、一个没能兑现的承诺……

  关于荣与辱。荣与辱是困扰司马迁一生一世、尤其是后半生的最为突出、最为集中的矛盾。荣耀是人人都向往得到的一种人性的光环。在那个时代,人有以功劳为荣者,有以权贵为荣者,有以祖宗为荣者,有以宠幸为荣者。在司马迁看来,所有这些,他都没有。他只能子承父业,凭着自己勤奋的一双手和一支笔,唯唯诺诺地奔波于朝堂上下,侍奉在皇帝前后,顺便做做父亲临终前交代的事情。如果没有了后来李凌事件的变故,这也可能就是他心目中对荣耀的追求了。只因“口语”肇祸,最高统治者竟野蛮地剥夺了这位胸怀大志的七尺男儿做人的威严;受辱之极,和宫闱之人为伍的悲惨经历,使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已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他把人活着受辱的情况分为十类,以为不辱没祖先是最起码的,而受辱到极点的便是宫刑。在他看来,选择受宫刑活着,要比选择痛快地死去更为艰难。他本来是可以选择去死的,但由于“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的缘故,便选择了“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古往今来,士人受辱的情况并不鲜听鲜见,作为士大夫,宫刑受辱者,我们所知道的恐怕只有司马迁了。然而,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的巨大反差,不仅没能丝毫磨损他的意志,使他消沉下去,反而更坚定了他忍辱负重、幽而发愤的决心和勇气,磨炼了他自卑而不自贱、自强而不自大的坚韧品格。像左丘,像孔子,像勾践,像孙膑,像屈原,像季布,像韩信……像所有受屈辱而负重成就一番事业的圣贤们那样活了下来。

  关于生与死。从司马迁往后,每当有人提起生与死的话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说到或想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名言,还有那句“士为知己者所用,女为悦己者所容”的箴言。对于一个心中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来说,生与死已不是一个客观物体存在与灭失的表象,而上升成为一种意义,一种价值,上升成为万世不弃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奠定了中国士人的生死观。人生在世,没有哪个不贪生怕死的。面对忍受屈辱的牢狱生活,司马迁想到了死,想到了自杀。而比死更可怕的是夙愿未了。在生死考验的关头,选择死亡,会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表现。而死亡只能体现一个生命的就此终结,一种气节所张扬的有限高度,一种精神上所实现了、实际上已经逝去的永恒。它在给人留下无穷思念的同时,带来的却是无尽的遗憾,是残缺,是止步,是胎儿窒息在母亲腹中的残忍。而司马迁以其苟活的生命,留给世界的是完美,是深思,是香火延续的希望。如果说怕死是人的本能,选择不怕死才是人的高尚,那么,当司马迁把生死至于度外,在将死未死时为了理想选择活了下来,这确是一种超越死亡的高尚,是一种蔑视死亡的重生。古今中外,有志之士在生与死的选择上有着不约而同的一致性。正如英国有一句谚语所说的:有道理的人,只要大家明白,永远是互相同意的。用现代意识感悟生命的意义,苏联伟大的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上个世纪中叶,毛泽东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华民族同外族入侵作斗争时期,曾引用司马迁的这段话,把生死的价值理解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3]。令我们这些晚世后代惊羡不已的是,早在西方的上帝耶稣还没有出世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把做人的意境提升到了如此高的程度!

  关于名与利。司马迁的价值观,集中体现着中国历史上儒家学派士人阶层的名利观。在中国古代,把读书人称作士人,大致相当于今天所称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介于统治者与平民之间的一种社会力量,“有统御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4]。盛行于中国社会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要筛选、要提炼的,就是这个群体中的精英。士人阶层的两大历史贡献是:一方面,他们是历代国家政权的主体,是社会进步和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另方面,他们是中华历史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司马迁将士人品德归纳为:智、仁、义、耻、德五个方面。一是善于加强自我修养,智慧聚于一身的人;二是乐于助人,以仁爱为出发点的人;三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当取予、以义为据的人;四是懂得耻辱,勇于奉献的人;五是品行端正的人[5]。称之为士人五品。在这封信中,司马迁引用了韩非子的一句话:“祸莫憯(惨)于欲利”, 是说,祸没有比贪图私利下场更悲惨的了。由此可见他对于名利的淡然态度。

  关于爱与憎。爱憎分明,是司马迁作为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难能可贵的品质。在他的一生中,卑微谨慎的音容相貌,谦虚仁义的行文风尚,为世人所知。但这并不能掩饰他内在的铮铮傲骨,泯灭他“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5]的高远志向。钟情好义,在朋友面前,他卑躬地称自己为“牛马走”( 像牛马一样替人奔走的仆役),虔诚地一拜再拜,唯恐有失礼之处。而对于薄情寡恩、惨无人道的统治者,则以沉默和忍受与之抗争。幽而发愤不为尘世纷扰,刚直不阿说尽人间真话。两千多年来不绝于耳的“太史公曰”,是一面光洁照人的明镜,忠奸善恶尽显其中,是非曲直自有评说。我们不妨看看在《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里,司马迁对当朝皇帝刘彻的评价:“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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